国学溯源

中华文明是历经数千年传承、至今不绝的原生文明。国学源自中华民族形成之初，起始于先王往圣之学。它的源头来自先王往圣的言行实践，其宗旨是指导人以圣王为目标去做人。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说“提出普遍性问题就是哲学和科学的开始”[1]，而中国人则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 ——这种对人生和世界的整体性思考作为学问的出发点。先王之学是关于世界的整体——天的学问，以天文为首要的、基础性的内容。中国古代有漫长而发达的天文传统，冯时说：“至少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以前，中国早期天文学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古人对于星象的观测也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没有任何计时设备的古代，人们为适时从事农业生产和狩猎，适时举行祭祀和庆典，决定时间是首要的工作，而日、月、恒星等天体的运行变化则是人类赖以依据的惟一准确的标志。”[3] 中国先民无论是测定方向还是确定时间，都是通过观天测表来实现的。天文不仅是历法的基础，而且为人建构了完整的世界图景，使人形成了对人生与世界的观念和信仰。

天文授时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公共事务，和王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王权的象征。《尚书·尧典》云：“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4]《论语·尧曰》云：“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综观世界历史，人类先民之学大多起于巫术，承于宗教，唯华夏先民在远古时代即以王权胜巫权，以先王之学胜巫术鬼神之学。先王把天文历法与治民相结合，以观天、通天之术辖制其他各种通神启灵之术，压缩了巫术的生存空间，为理性思想的发育创造了条件。

先王往圣在观天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天道”观念，并以“道”为核心发展出了“性”“德”“命”“义”“仁”等范畴，形成了系统的国学理论。《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5] 马王堆汉墓帛书云：“子曰：《易》，我后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赞而不达于数，则亓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为之史。……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6] 先王往圣之学在原初是杂于巫史的，以通天、观天之术为源头，但先王往圣对神秘的天进行了理性思考，把对天的信仰升华为天道思想，最终以德行仁义之说挺立于巫术和宗教之外。由先王往圣之学发展而来的国学，是从天人关系整体上对世界以及人生进行思考和实践的学问。先王往圣肩负着民族的兴亡、家国的命运，其所言所传皆非个人独思之论、隐士好奇之语。《荀子·荣辱》云：“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7]

历史地看，国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如何做国家和民族的领导者，即如何做圣王。《荀子·解蔽》云：“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8] 圣王一世通常只有一个，各级领导者则都可以称为君子，因而圣王之学在大多数时候体现为君子之学，都是塑造领导者的学说。领导者除了个人能力和管理技巧之外，还要有更为内在的特质和更根本的遵循，即仁和德。从整体的角度去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境界和方法，就是“一体之仁”；领导者行为最根本的遵循及其内在依据就是“德”，以对领导者的这些要求为基点，就发展出以内圣外王为基本架构的国学。

圣王之学、君子之学日渐社会化和平民化之后，逐步演变为普遍性的成人之学。它是一套关于为人处世的自我体验、自我修养的理论和实践方法，其目的是引导人、培养人、健全人，使人得到充分发展。孙奇逢云：“古人读书，取科第犹第二事，全为明道理，做好人……日用循习，始终靡间，心志自是开豁，文采自是焕发，沃根深而枝叶自茂。”[9]

圣王之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治国平天下之学。它的宗旨是要建立一个体现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社会，破私立公，在全天下行仁义的大道。《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是谓大同。”[10] 中国自古就有“公”的价值观，这是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文化传统。

先王往圣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天人关系问题。先王往圣把人和世界看成一个互动的整体，天人互构。人的成长过程是不断向世界展开的过程，是外物的对象性不断消解的过程，也是天人合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逐步成长为君子乃至圣人，世界也逐步变成一个人化的世界，即王道盛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