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口传与纪事

（一）远古的口耳相传

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要想表达自己的思想，交流经验，只有依靠语言。但是，语言只是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既不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也不能永久地保存下来，所以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把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用概括、凝练、便于记忆的语言编成歌谣、口诀和故事等等，教人逐字逐句地记住，需要时便背诵出来。这样，一传十， 十传百，彼此相告，就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上代传给下代，下代再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又可以传得很久，这就是“传说”。通过传说，此地方的人可以了解彼地方人的情况，后人能够知道前人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我们现在关于远古的一些知识，多半是靠着传说流传下来的，例如伏羲氏创制八卦，女娲氏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教民筑屋，神农氏尝药医病以及大禹治水等等。世界著名的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也是靠这种方法流传下来的。

传说是靠口耳相传的，它根基于人们的记忆力，可是人的记忆力毕竟不是录音机，能将别人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录制下来。在相互传述的过程中，人们又往往会遗忘一点，或是增加一点。因此，一件事情，经过若干人的口传之后，就会变得离原样很远，它的真实性自然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就是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古代传说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结绳、契刻和图画

古人为了弥补记忆力靠不住这个缺陷，想出了许多帮助记忆的办法。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在文字产生以前，曾采用过实物和形象的记事方式，来传递文化，这就是结绳、契刻和图画。

所谓“结绳”，就是把绳子打成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结子，人们看到结子的大小、多少和位置，就可以想起每个结所代表的事情。用它传递信息，其他部落的人也能明白打结人的意思。我国远古时代的确流行过这种方法，如汉朝学者郑玄曾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历史上早已不使用，所以很难知道当时怎样结法，也不知道它们都代表什么意义。可是，在我国一些兄弟民族中，也都有过结绳或类似结绳的风俗，例如台湾的高山族，曾结草为约；云南的哈尼族，曾结绳进行贸易。在外国，如波斯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

结绳的作用，在于它和人们的思想联系起来了。它既可以保存，又可以传递，所以，结绳能够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

除了结绳，我国古代还采用过“契刻”的方式来传递文化。“刻”是雕刻，“契”是什么？有人说是木版，有人说是骨版。无论木版或骨版，大概是一种能够在上面刻画符号、帮助记忆的材料。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历史上也早已不使用了，自然，我们不知道在那上面刻画了些什么和怎样刻画。我国云南省佤族人曾采用过这种记事方法。云南省博物馆曾收集到佤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刻两侧刻着许多刻口，每一刻口代表着一桩事情。据介绍，他们每年在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然后拿出这根木刻，由一位年老的人讲述每一刻口所代表的事件，从而，本村的历史就这样传递下去，这是古代传播知识的一个典型方式的遗留。

用图画传递信息，较之结绳、契刻更形象易懂。远古的人很早就会绘画，他们由于劳动生产的需要，常把周围环境中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他们所住的洞穴石壁上。现代考古已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洞壁上的绘画。这些壁画都画得非常生动逼真，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譬如要约人去打猎，就画出一头鹿或一头野牛和一个手持弓箭的人，作为信件通知其他的人。这样，图画就起到了交流思想的作用。起初，人们要把表达的意思画得很细致精确；后来，人们习惯了这些图画，只要用几根线条组织成一个大概的轮廓，也就可以使人知道绘画者的意图。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象的代表。人们拿称呼它所代表的东西的名字来称它，这就使得图画和语言结合起来，成为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一般称为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我们的汉字，主要是按照这一线索发展出来的。

（三）汉字的产生

文字，是出于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而逐步创造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过漫长时期而形成的，汉字当然也不例外。

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便产生了国家。随着社会条件的成熟，一部分人能够脱离体力劳动而专门从事脑力劳动。劳动的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些专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便有可能把图形文字整理成文字体系。中国从夏代，大约公元前21世纪开始进入阶级社会。虽然夏代的文字至今还没有发现，但是，从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和山东历城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大量出土过带有动物图形和各种符号的彩陶。这些图形和符号，如果是原始文字的话，那么，从那时算起，到夏朝时期，形成文字体系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又因为商朝的文字——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它绝不可能是从商朝才开始有的，也绝不可能全是商人造出来的，在它之前一定还有更原始的文字，只不过这种文字目前还没有发现罢了。所以，夏朝很可能已有正式文字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字至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汉字的产生，在我国古文献的记载中有过种种说法，如《周易·系辞下》有一句“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的话，这是说文字产生在结绳之后，但没有确切指出文字产生的时期和由谁创造。后来，有人把它归于个人的创造，例如，西汉初年的学者孔安国把文字归于伏羲所造。但是，在《韩非子》《淮南子》和《说文解字》中，都认为文字是由另一个传说人物仓颉造的。其实，无论是伏羲造字或者仓颉造字，都是难以置信的，因为文字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人忽然发明的，它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创造出来的。

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汉字，是商朝的甲骨文，它是公元前十三、十四世纪时遗留下来的文字，所使用的单字达四千五百多个，形声字占有一定的比例，并且已使用了假借字，这说明，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

文字的发明和应用，使人类能直接记录语言，表达抽象的思想，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约束，而将知识和思想准确、广泛地传播开来。所以，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四）甲骨、钟鼎和石器

中国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甲骨文。它是商代文字。商代文字种类颇多，已经发现的有刻在石上的石文，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甲骨上的甲骨文，在已发现的各种文字中，以甲骨文为主要。

甲，就是龟甲。甲文是在龟的腹甲上契刻的文字（也有少数刻在背甲上的）。骨，就是兽骨，主要有牛胛骨和鹿头骨。骨文是刻在牛胛骨和鹿头骨上的文字。甲骨文就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刻有文字的甲骨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这一带是商代从盘庚以后的首都。自盘庚迁此，直至商朝灭亡，为时大约二百七十余年。因其首都称作殷，所以，商朝又称殷朝。商朝灭亡后，它的首都沦为废墟，因此，又称安阳小屯一带为殷墟，从此地出土的甲骨文又别称为殷墟书契。又因为这些甲骨是殷人用以占卜的遗物，刻在上面的文字，也就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所以甲骨文还别称殷代卜辞。

起初，人们以为这些甲骨是“龙骨”，就把它们卖给了药店。所谓龙骨，本是一味中药，它是埋藏在地下的古代动物的骨头，有涩精补肾的功能。后来一个叫王懿荣的清末学者发现甲骨上刻有文字，认定这是一种珍贵的文物，开始有意识地加以收集。其后，经过一些学者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研究，才确定是商代的一种文字材料。

商王朝距今大约有三千多年了，它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奴隶社会。商人十分迷信，他们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得听命于上帝，都得按鬼神的意旨办事。因此，事无大小，必须贞卜。贞卜的内容包括祭祀、征伐、田猎、年景、疾病、出入、风雨，以及卜旬（十日之内有无祸事）、卜夕（当天夜里有无灾祸）等等。甚至妇女分娩生男生女都要占卜，主持这种事务的专职人员称为贞人或卜人。占卜时用龟甲或兽骨，以龟甲居多，故名龟卜。据说，占卜之前，先将龟解剖，取下腹甲，涂以牛血，这叫“衅龟”，然后再将龟甲刮磨，使它平滑光洁。

占卜的方法是，把事先整治好的甲骨钻一圆孔，凿一长槽，然后用火烧灼，钻凿过的地方经火灼后，自然裂成不同的纹路，贞人据此确定吉凶，决定事情当做或不当做，最后把占卜的结果，包括占卜时间、卜人名字、所问事情、事后的应验等等，刻在纹路的附近。甲骨文就是当时占卜的记录。

甲骨文除卜辞外，还有记事刻辞，所谓“记事”，有的与卜辞有关，有的无关，如记载战争中俘虏数字，田猎时所获多少以及方国、臣下进贡物品等等。

甲骨文是用金属刀具还是别的什么工具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目前还没有确定，但甲骨文字体十分美观，或峭拔苍劲，或秀丽多姿。它不仅是研究殷商时代社会生活的宝贵资料，同时又是极其珍贵的艺术品。

根据大概统计，河南安阳小屯出土的甲骨有二十多万片，其中有两三万片流落海外。甲骨文不重复的字有4500多个，已识别出的字大约在1500个左右。我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是1903年出版由刘鹗拓印的《铁云藏龟》。以后陆续拓印、摹印、影印出版了三十多种，其中《甲骨文合集》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有图版、释文、多项索引和有关图表，共十三巨册。

文字产生之后，另一种记事载体是钟鼎。所谓“钟鼎”，是对古代青铜器的通称。古代有些重要的文献记录，为了传之久远，不至朽烂，于是在青铜器上刻辞，以传于后世。这在我国古文献中屡有记载，如《墨子·鲁问》篇中说：“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等等。

青铜器绝大部分是古代统治阶级日常生活中所享用的礼器。一般乐器有钟；食器有鼎、鬲、敦、簠；饮器有尊、彝、壶、爵；盥洗器有盘、匜等。这些礼器中，以钟和鼎为最大，上面多半有文字，所以，人们称这上面的文字为“钟鼎文”或“金文”，又因为这些文字是铸（或刻）在上面的，所以又称为“铭文”。

青铜器是用铜锡合金铸成的器具，它的出现是人类文化史上划时代的标志之一，证明人类已从新石器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大约是在商代。它出现不久就有人开始在上面刻上名字或者其他符号，以明归属。后来，文字渐渐加长，变为纪念性短文，或者说明作器的原因，或者说明作器的用途和作器人。再后来，便将需要长期保存的重要文献也铸（或刻）在青铜器上。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在公元前536年曾将刑罚条文铸在鼎上，晋国也曾于公元前513年将范宣子所作的“刑书”即刑罚条文，铸为刑鼎。由此，青铜器上的文字由一两个字逐渐发展到几百字。从这些文字记录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当时的许多历史知识。

在青铜器上刻字这种风气，一直沿用到西汉时期。从传递文化的角度讲，最重要的是周朝到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因为这时期的青铜器，大多刻有文字，有时还很长，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文化史有重要的价值。如清道光末年在陕西岐山出土的毛公鼎，是西周宣王（前827—前782）时期铸造的，鼎上有铭文32行，连重文共497字，是现存有铭文最长的青铜器，内容记述了周宣王告诫和褒赏其臣下毛公事。又如清乾隆中叶出土的散氏盘，是西周后期的青铜器，有铭文19行，357字，又名夨人盘，记述夨人将大片田地移付于散氏时所订的契约。

这些青铜器的花纹和形态非常优美，冶金铸造也很考究，是我国古代艺术和工艺的极宝贵的资料，它们上面的铭文，反映了古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很多情况，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

对青铜器上铭文的研究，我国从宋代开始就成为一门专学，出版的图书也很多。目前收录铭文较多的书籍有罗振玉等编的《三代吉金文存》，陕西考古研究所等编的《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等。考释方面的专著有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和容庚的《金文编》等。

青铜器本身有其固有的用途，铭文是附加在上面的。所以，青铜器和甲骨一样，虽然可以利用它的铭文，研究古代社会文化，但它本身还不是正规的图书。

还有一种文字载体，就是石器。古人曾努力寻找一切可以书写的材料，来记录重要的事情。人们发现，在石头上刻字比在钟鼎上铸（刻）字容易得多，而且也能够多载。这样，刻石就成了保存和传递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所以《墨子》书中就有“镂之于金石”的话。

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是秦国的石鼓，它是唐朝初年在陕西天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出土的。石鼓共有十个，各刻四字诗一首，歌咏秦国国君游猎情况，因而又称为“猎碣”。它的字数最初有六百多个，现在仅存321字，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即籀文），历代的学者们对其书法评价很高，近代学者经研究，公认为它是秦国的石刻，至于刻于何年，目前尚未确定，多数认为是秦文公时期的遗物，距今已有2700多年。

像甲骨、钟鼎一样，石鼓刻辞带有文学色彩，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纪念或表扬，而不是用来传播文化知识。所以，它们也不能算作正规的图书。

此外，古人还有用玉版作文字载体的情况。将文字刻于玉版，始于何时，我们已无从知道，但至迟在商朝后期已有用玉版为载体来记录事情了。《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提到秦始皇时期，秦政府中储藏着不少用玉版记录的档案材料。考古发掘也证实了玉版的存在。1960年12月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中，出土了写有文字的玉片和石片，总数有五千多件，其中1/3为玉质，2/3为石质。它们的形状是上尖下方，最长的32厘米，宽近4厘米，厚将近1厘米，小型的一般长约18厘米，宽不到2厘米，有的薄得像纸片，上面的字是用毛笔书写的，这是我国春秋后期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由于上面记载的是一种盟誓，同时又出土在侯马，所以叫作《侯马盟书》。经考古学者鉴定，认为它是距今2500多年前晋国的贵族赵鞅所主的盟约。但它也属于档案，而不是正式的图书。

甲骨、钟鼎、石鼓、玉版，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于不能流动、传播而不能称为正式图书；但它们确是在简牍出现前，发挥过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