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经、十三经与四书

十三经作为一个整体被雕版印刷是在宋代。但是，它们在先秦时期就陆陆续续被编辑成书了。在十三经之中，最核心的经典是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他像《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礼记》《尔雅》等都是解释“六经”的传记类经典，属于六经的衍生品。

六经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古人为了强调六经的神圣性，将六经的产生与古代神话相联系。如清代经学大师刘师培（1884—1920）就六经的起源曾这样说道：

《六经》起原甚古。自伏羲仰观俯察作八卦以类物情，后圣有作，递有所增，合为六十四卦。而施政布令，备物利用，咸以卦象为折衷。夏《易》名《连山》，商《易》名《归藏》，今皆失传，是为《易经》之始。

上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言为《尚书》，动为《春秋》，故唐、虞、夏、殷咸有《尚书》，而古代史书复有三坟、五典，是为《书经》《春秋》之始。

谣谚之兴，始于太古，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虞、夏以降，咸有采诗之官。采之民间，陈于天子，以观民风，是为《诗经》之始。

乐舞始于葛天，而伏羲、神农咸有乐名。至黄帝时，发明六律五音之用，而帝王易姓受命，咸作乐以示功成，故音乐之技代有兴作，是为《乐经》之始。

上古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本习俗以定礼文，故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降及夏、殷，咸有损益，是为《礼经》之始。

由是言之，上古时代之学术，奚能越《六经》之范围哉！特上古之《六经》淆乱无序，未能荟萃成编，此古代之《六经》所由，殊于周代之《六经》也。[1]

刘师培是晚清民国的经学大师，他认为六经的起源都非常古老。就《周易》而言，组成《周易》的八卦是由神话人物伏羲发明的，然后又被后人发展成为夏代的《连山》、商代的《归藏》、周代的《周易》三种，其中只有《周易》流传了下来。就《尚书》《春秋》而言，它们都是上古君王命令史官记录言行的结果，其中说的话编辑成了《尚书》，做的事编辑成了《春秋》，随后尧、舜、夏、商、周几个朝代都有《尚书》《春秋》的编纂。就《诗经》而言，起源于上古时期的民间歌谣，随后虞、夏、商、周几个朝代都有采诗的官员进行编辑，这就是后来《诗经》的原型。就《乐》来说，产生于上古时期的圣王葛天、神农，随后虞、夏、商、周几个朝代都有传承、发展。就《礼经》而言，产生于上古时期的习俗，虞、夏、商、周几个朝代都有传承、发展，形成了后代的《礼经》。总之，在刘师培看来，上古时期的学术范围不外乎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刘师培将六经的产生与上古神话相结合，是对中国古代六经产生方式的一种总结与归纳。可以说，刘师培将六经起源与上古传说相联结，这其实是古人“神道设教”的重要体现，所以我们可以不用追究它的真实性如何[2]，只是将六经视为中华民族的先民在生产、生活中各种智慧的结晶就足矣。实际上，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在探讨自身文化起源的时候，也都喜欢将之神化，这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通则，正如王国维所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3] 在世界各国的文化史上，流传着各种创世神话传说，在中国也不例外。

在六经之中，《周易》一般来说产生最早。古人都认为组成《周易》的八卦，是由中国神话传说人物伏羲发明的。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他母亲踩了一个巨人的脚印，有所感应之后，怀孕十二年才生出了他。相传伏羲天资聪明，智慧超常，他对各种事情都很好奇。后来，他还利用简单的符号来描述当时的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这就是八卦的产生。对于伏羲画八卦，《易传·系辞下》就有记载：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

伏羲所画的八卦就是乾、坤、坎、离、艮、巽、震、兑，这八卦是对天地万物的抽象表示，因为这八卦都是由一阴一阳两种符号——阴爻、阳爻组成。在古人看来，宇宙天地万物都呈现为两种属性，比如黑白、高低、胖瘦、中外等等。后来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他将伏羲八卦推演，成为六十四卦，并为这六十四卦撰写了卦爻辞。《易经》就这样产生，并在西周、春秋时期广泛流行。

实际上，在周代《易经》产生之前，商代早就利用龟甲、兽骨进行占卜。商人几乎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他们其实也有类似西周《易经》的占卜工具，正如《周礼·春官宗伯·大卜》记载说：“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一曰《归藏》，一曰《周易》。”这里的《连山》一般认为在夏代盛行，《归藏》在商代盛行，《周易》则在西周盛行。总而言之，《周易》作为占卜的工具被当时生产力很低下的人们所重视。其实，《周易》不仅是用来占卜吉凶祸福的工具，也被当时的天子看成是“神道设教”的工具：他希望借助这种方式，让臣民都认为他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天意，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必须无条件执行的。

与《周易》一样，《春秋》《尚书》也产生很早，它们被用来记载天子的言行事迹。其中，记载国家大事的是《春秋》，记载君王敕令、诏告、圣旨的是《尚书》。对此，汉代班固、唐代刘知幾都曾说过：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

《春秋》《尚书》是史书，同时也是官方档案。它们都是上古用来记载帝王言行事迹的。其中《春秋》是由右史记载，内容主要是有关军事、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大事；《尚书》由左史记载，内容主要是帝王言语、诏令、奏议之类。由于《尚书》是君王等发布的言论，对于执政、治国安邦有重要的价值，所以，在西周，周王室掌管贵族子弟教育的官员，就将这些诏告、圣旨进行编辑选择，作为教科书教育贵族子弟，让他们学习先王、君王治国理政的思想与方法。而《春秋》关系到军国大事，涉及很多机密事宜，不便公开，所以，《春秋》一直作为官方档案，被保存在宫廷之中。

在六经之中，《周易》关系到天子与神灵沟通、神道设教等问题，尤其关系到王权的稳定，所以一般被王室秘藏，专门保存，不会轻易示人。《春秋》也关系到宫廷秘史，也不会被一般人看到。所以，在上古时期，所产生的六经之中，只有《诗经》《尚书》《仪礼》《乐》被王室官员进行编辑用来教育贵族子弟，对此《礼记·文王世子》就记载说道：

春诵，夏弦，大师诏之。瞽宗，秋学《礼》，执《礼》者诏之。冬读《书》，典《书》者诏之。《礼》在瞽宗，《书》在上庠。

其中“春诵”“夏弦”，分别是指春天带领贵族子弟吟诵《诗》，夏天学习《乐》。秋天的时候习《礼》，到了冬天则开始读《书》。总之，在西周时期，《诗》《书》《礼》《乐》已经被当时王室的官员进行编辑，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立为官学了。《周易》《春秋》因为涉及天道、王权的很多秘密，所以即使贵族子弟也不能随便看到。正如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引金华应氏所云：“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于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4]《易》与《春秋》什么时候被列为官学，并没有明确的时间记载。但是在孔子之前，它们应该已经被列入官学了。

在夏、商、周三代时期，六经虽然很重要，并被立为官学用来教育贵族子弟，但是它们并没有一开始就被称为“经”。六经被称作“经”，比如称《易经》《诗经》《书经》《礼经》，都是后人尤其是汉代人加上去的。正是因为六经很重要，所以它们产生之后，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都仿效周王室，也学习这些经典。

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周王室的王官之学都衰落了，学习六经的人也不多了，与六经相关的礼乐制度也都开始废弃了。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开始对六经进行编辑、整理，并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编撰了《易传》《春秋》等经典。不仅如此，孔子还用它们来教育自己的学生。孔子基于六经所建构的儒学也得到了弟子们的传播，逐渐变成春秋战国时期影响最大的学派。这样一来，孔子所编辑整理的六经，也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以至于到了汉代，一说到六经，人们都将其看成是儒家的专有经典。

总而言之，在孔子之前，六经已经开始传承、发展，孔子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整理、传承、诠释六经，建构了新的学术思想体系——儒学。儒学只不过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传承与发展，它所依赖的经典是孔子整理后的六经。后来很多学者说六经被孔子所创造，这是不对的，研究六经的经学也并非开始于孔子。孔子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影响很大，秦朝建立之后，法家学说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李斯等人开始打压儒学，经过著名的“焚书坑儒”之后，六经受到了冲击，礼乐的“乐”也失传了。到了汉代，六经变成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

五经是十三经的核心部分，其他的都是五经的衍生品。其中，在孔子之后，儒家学者担心孔子《春秋》微言大义被人误读，所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等人开始撰写《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以此来解释《春秋》。与《礼经》也就是《仪礼》相关的，则是《周礼》《礼记》。《周易》《诗经》《尚书》《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周礼》《仪礼》《礼记》这九部经典，唐宋学者称为“九经”。

《论语》和《孝经》是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们所编，里面记载的都是与孔子相关的思想。它们因为简短，通俗易懂，所以在汉代被作为启蒙读物，上到皇帝，下到百姓，都要学习。它们在唐代也被正式立为官学。《尔雅》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为了解释《诗经》《尚书》等经典而编纂的词典，它是我国最早的工具类辞书，在唐代才被确定为经。

这样一来，九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合计为十二经。在公元830年，唐文宗接受国子监郑覃的建议，下令校定典籍，勒石于太学。前后花费大约七年时间，到开成二年（837）刻成了《开成石经》。刻成之后立在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之书，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

《孟子》作为儒家经典，是孟子所作，反映的是亚圣孟子的思想。《史记》记载，孟子曾经师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孟子》成书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学者的重点关注，在汉唐之际一直被列为子书，而不是经书。原因就是，从战国开始荀子讲求礼制的一派一直占据上风，孟子讲的道德心性之学很少受到关注。但是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大力发展，佛教达到顶峰，由于佛教的思想精髓在于修心成佛，这一时期的儒家学者比如韩愈、李翱等人为了重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以对抗佛教，于是就搬出了《孟子》，因为《孟子》一书主要讲的就是人心人性，即性善论，并在此基础上推行仁政。

在宋代，《孟子》更是得到了广泛重视，宋初三先生、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王安石等人都借助《孟子》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其中，王安石从年轻时就特别偏爱《孟子》，不仅为人以孟子为榜样，十分推崇孟子的高贵气节和人生抱负，而且在文风上也极力模仿孟子。等到王安石当上宰相之后，倡导变法，还通过宋神宗将《孟子》这部书立为官学，作为科举考试必读书。从此之后，《孟子》被确立为经典，十三经的基本格局形成了。

在南宋以前，有关十三经的注疏都是单独流传的。到了南宋时期，朝廷将历代解释十三经的经典著述合刻在一起，形成了一整套汇集经文、注疏的《十三经注疏》本。“十三经”的说法也自此确立，并在元明清广泛流传。

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一说法产生于北宋。当时的理学家如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为了建立理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奠基人——二程，将注重道德心性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诠释，建构了系统的理学思想体系。后来，二程的四传弟子朱熹，在二程及后传弟子思想的基础上做了集大成的工作，形成了系统的程朱理学思想体系。元明清时，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学，四书也被广泛重视，学者们一般都是先读四书，然后再读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