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西俄德与传统政治

赫西俄德与诗神们：真实的赐赠和言辞的征服[1]

[意大利] 阿瑞格提 ( Graziano Arrighetti) 撰

在传统英雄诗系的传承问题上，赫西俄德的思考涉及文字表述的宝贵遗产、价值与理想的错综关系，和史诗特有的诗艺原则等等，其深刻性和严肃性在今天已是经得论证的事实。[2]在这个前提下，《神谱》行27近乎一字不漏地沿用《奥德赛》卷19行203:

他说了许多谎言，说得如真事一般。

(, 《奥德赛》)

我们能把种种谎言说得如真的一般。

(, 《神谱》)[3]

我们对此可以找到令人信服的解释。[4]不妨再次提问，赫西俄德参照荷马诗文的明确意图是什么？《奥德赛》卷19行203的上下文是论战语境，对此行诗的参照本身很可能也是一种论战。如此一来，这种参照是否仅仅具有某种象征性意味，也就是说，是否仅仅用来指代荷马诗或至少是英雄诗系传统？还是说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更明确更具体的意图？这样的意图又是什么？

能否掌握赫西俄德的意图正是问题核心所在。放弃定义行27所包含的论战对象 (整部《奥德赛》或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承认，赫西俄德没有提出任何定义同类诗歌创作所具有的真实部分与虚构部分的准则。换言之，如果不对《神谱》行27建立赫西俄德作品以外的文本参照，赫西俄德文本解释的基础或必要预设便是，诗人无法从介于真实与谎言的不确定中脱身，因为缪斯启发的灵感同时包括这两个方面。如果赫西俄德的全部作品，即从《神谱》第一行到《劳作与时日》最后一行，丝毫不显示诗人具有认知真实并将真实教诲他人的清楚明确的意识，那么这一观点无疑完全合理。[5]但是否定这一点，将使我们无从理解赫西俄德诗歌的特点和他的教诲意图。[6]

为了使问题更加明确，我将在一开始说明现代解释立场与文本本身的基本信息。 《神谱》行27所含的论战性具有普遍针对性，赞同这一观点的人非常多，其中包括韦尔得纽斯 (Verdenius)[7]和内泽尔 ( Neitzel)[8]。但是卫斯特 ( West) 颇有道理地观察到，[9]荷马诗歌在希腊古人中享有很高信誉。想要撇开这一事实不予考虑，如韦尔得纽斯所做的那样列举赫西俄德在有限范围里暗中修改或否定荷马诗中的某些内容或标准，这是远远不够的。这些例子不足以证明存在着一次针对全部荷马诗的论战。

文本方面提供如下信息：《神谱》行27沿用《奥德赛》卷19行203，毋庸置疑意味着一场反荷马论战，但应同时看到，《劳作与时日》行164和行651有关特洛亚战争的叙述，无论如何从基本上证明，赫西俄德承认荷马诗中所歌唱的事件的真实性。[10]如果赫西俄德论战荷马，他所针对的不会是荷马诗全部，可能也不会是其中大部分。为此，确定赫西俄德反荷马诗的具体内容，涉及诗歌真实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明确他沿用《奥德赛》卷19行203的动机。此行诗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或象征反对的理由。

笔者认为,如果说赫西俄德选择《奥德赛》这行诗作为参照对象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那么要定义诗人论战的明确范围,并且给予类似的限定范围一个理由,将会有更多困难。

众所周知,《奥德赛》的作者赋予其主人公诸多优点,其中以优雅和说服能力(不论真话还是假话)最为重要。奥德修斯完全意识到自己的优点,并引以为豪,例如他与欧律阿洛斯的舌战(卷8行169-174)。诗中连续两次停下来,描述奥德修斯的言辞对在场人所施加的影响。

他这样说，在场的人默默不言语。 (，卷11行333)

奥德修斯说完，大家一片静默不言语，在幽暗的大厅深深陶醉于听到的故事。 (lt@span fn=△△△仿宋☆☆☆>,卷13行1-2)

沉默中暗含某种中了魔法般的情绪。同样,阿尔基诺奥斯如此表达他对奥德修斯的言辞真实性的信任:

你言语感人，有一副高尚的心灵，

你简直有如一位歌手，巧妙地叙述。 (卷11行363-369)

在这里，拥有“高尚的心灵”与拥有歌手般的言说能力 (“感人的言语” “巧妙地叙述”) 是两个彼此联系又相互独立的评判标准。不少学者已经提出，阿尔基诺奥斯在赞美奥德修斯的叙事时，提出的理由与奥德修斯赞美歌手得摩多科斯相似 (卷8行487 498)。[11]赞美集中在奥德修斯叙事细节的精确性，与得摩多科斯的歌唱一样。但令人吃惊的是，奥德修斯在阿尔基诺奥斯的皇宫里述说真事所得到的评判，居然重复使用于他对牧猪奴欧迈奥斯所说的谎言。事实上，欧迈奥斯告诉佩涅洛佩，他有一个陌生的客人 (卷17行518-521)，同时强调，此人说话如同歌手吟唱一般，会将人迷住。奥德修斯接下来对佩涅洛佩的叙述得到诗人的直接评论：

他说了许多谎言，说得如真事一般。 (卷19行203)

这使奥德修斯的妻子边听边流泪,就好像费弥奥斯歌唱阿开亚英雄从特洛亚归来时也曾使她如此感动过(卷1行336-344)。

借助上述例子,我们有可能明确《神谱》行27的特殊意图。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出赫西俄德论战里反荷马诗的具体内容,并且确定批评范围。

首先,赫西俄德的意图似乎与使谎言如真实一般的能力有关。这样的能力显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从普遍理论层面来看,在一个认真审视诗艺问题甚于荷马的诗人眼里,荷马在《奥德赛》中为此提出的动机理由很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其次，从诗学的角度了解奥德修斯言辞欺骗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诗歌叙事的美妙与真实的完美对等如何运用在奥德修斯的叙事及其本人形象中。荷马诗中的歌手呼唤缪斯，唯一用途就是宣布缪斯“当时在场，知道一切”有关知识和记忆的事。[12]我们也看见奥德修斯对得摩多科斯的赞美 (卷8行487 -498) 。然而，诸如《伊利亚特》这种叙述时空古远事迹的诗篇，在某个特定时代作为诗艺原则和评判标准的典范，其中最具价值的，显然便是诗中带着一切可能的包容性，承载所有深层矛盾，从而使人更加了解诸如《奥德赛》此类迥异的诗篇，换言之，从而为奥德修斯作为无视谎言与真实之间差别的叙述者的奇妙能力提供有效前提。

事实上，如果说在奥德修斯的准确叙事与众多细节陈述之间，在叙事内容的真实、叙事风格的美妙与相应产生的说服能力[13]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严格意义的对等，那么，整部诗篇中奥德修斯的全部叙事内容 (无论真实与否，这些叙事大都精确，并带有丰富细节) 将符合如下几点推理：

(1)为了准确地叙述并陈述大量细节,无需诸神启发灵感,只需亲身经历这些事件。目的在于

(2)叙事要美妙,并且

(3)完全令人信服;

(4)内容因此真实可信。

如此得来的结论是,巧妙的言说能够使谎言如真实一般(第4点),前提是赋予谎言第1点和第2点条件,因此也就是带有第3点特点。这意味着原本使诗人的形象和角色区别于其他普通人的标准彻底消失,诗人只需是巧妙机智的叙说者。诗歌的神圣特征也随之消失。

这样一来，没有必要继续在类似叙事中区分真实与谎言，正如《奥德赛》卷19所示，这样的叙述因其美妙，似乎受到缪斯的灵感启发。显然，如《神谱》开篇所示，赫西俄德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能把诗歌的美妙与否作为区分真实诗歌与谎言诗歌的标准，否则我们将得出真实的诗歌都不够美妙这样荒谬的结论。[14]正因如此，缪斯与赫西俄德相遇时不能否认，如同奥德修斯般虚假却美妙的叙述同样受到她们的灵感启发。但是，她们同时也让诗人知道，必须分清真实的歌唱与虚假的歌唱。[15]

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赫西俄德反对荷马诗中的哪些部分,尤其是反对荷马诗中的哪些原则。我们同时也明白了,赫西俄德在缪斯斥责他与牧人们轻信时,参照《奥德赛》卷19行203所具有的真正含义。赫西俄德反对荷马诗,在于它把诸神启发灵感的诗歌所特有的神圣性赋予一个有死者的叙述,甚而是一种虚假的叙述。和赫西俄德一样,品达为诗歌的尊严和神圣作过论战宣言。他在《涅墨竞技凯歌》中对荷马诗中的奥德修斯做出类似却更明确的批评,矛头指向奥德修斯的谎言,以及他擅长欺骗() 的机智 () (卷7行20-23)。[16]

因此，《奥德赛》卷19行203重现在《神谱》行27，意味着赫西俄德完全而真诚地意识到自己拥有缪斯所确保的真实和知识，同时也深信他从缪斯处得到的教诲等同于她们面对宙斯的歌唱。[17]行27的因而是“真实” 。 “许多谎言” ()有可能通过述说真实的方法而变得像真实一样。奥德修斯的巧妙叙事正是这种情况。

这样一来,真实的赐赠和用来歌唱真实的诗的声音的赐赠相联:“[她们]把神妙之音吹进我心。”(神,行31)但两种赐赠远远没有得到同样明确的定义。真实的内容,其特点在于赫西俄德所拥有的真实和别人视为真实的虚假之间存在着差别;至于歌唱形式,缪斯并没有说明其中的特征。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赫西俄德不曾考虑过革新文字表述传统的可能性?也许是的。这样一来,我们将为时下争论的议题多得一个论据:赫西俄德在成为真正意义的诗人之前或同时是不是也是一名行吟歌人?不过,这是本文计划之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考察赫西俄德是不是在有意识地渴望修改文字表述传统,假设他并不是有意识,那也不值得奇怪。正如我们所知,诗人所构思的主题仅限于他在传统中找到的那些,他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实际上所做的革新。

继真实的赐赠之后,赫西俄德面临第二个问题:诗人把“真实”转述给听者,从而完成传播真实的使命,如何确保他所使用的工具,也就是语言,能够忠实可信,适用于实现最终目的?缪斯在这方面似乎没有给予任何帮助,因为,在缪斯和听众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直接联系,而且缪斯也没有义务提供类似担保。在这种情况下,诗人是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不可缺少的中介。诗人独自负责选择语言表述方式，这样的语言必须真实可信，才能使听众避免诸如波奥提亚山区[18]不够机灵的牧人们的遭遇，他们和欧迈奥斯、佩涅洛佩一样，不明白美丽的叙述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谎言。

赫西俄德似乎从未怀疑过自己支配语言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能力。因为有这样的确信,他在《劳作与时日》开篇对佩耳塞斯宣布,他将“诉说真相”(行10)。开篇提到宙斯作为正义的保护者和执行者的所作所为,诗人对自己的信心与对父神宙斯的信心一致,让人惊讶。稍后,诗人满怀激情和真诚地颂扬自己的教诲职能,也体现同样的自信心:

至善的人亲自思考一切，

看清随后和最后什么较好。

善人也能听取他人的良言。 (行293-295)

赫西俄德显然把自己视为“至善的人”,能给出“良言”。没必要去找个别例证,赫西俄德的全部诗作已经证明这一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赫西俄德的真诚使他在拥有上述能力的同时从不犹豫承认自己的局限。

有关表述方式的运用,赫西俄德所作的革新甚多。所有这一切显然来源于诗人对英雄诗系传统的深刻思考。这些思考也促使他有意识地去充分掌握这些表述方式的运用。从赫西俄德的全部作品来看,诗人似乎有意证明自己确实掌握相关技艺。事实上,他所运用的某些与传统迥异的表述方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

从这些例子[19]中，我们首先感受到某种根本性的决心：放弃所有那些表现荷马独特性的特征，放弃认知有别于人类语言的神的语言。承认另外一种表达方式的存在，会使人怀疑赫西俄德对缪斯教诲的理解力。如果缪斯使用的名称是人类无法完全了解的语言，诗人理解的可能性也将打折扣。[20]诗人与缪斯相遇不在一个神秘地点，而在人类经常出没的赫利孔山，无疑为整桩事件带来明确直接的交流氛围。[21]

古希腊文明对语言提出挑战，在于寻求一种方式来表现古希腊文明的“精确” ( justesse)，按照柏拉图《克拉底鲁》中的说法，即语言的表达能力与事实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现实的相符程度。赫西俄德运用另一个重要方式表现事实与语言的对应关系，即词源学——这里应依据这门科学在古希腊文明所具有的价值和含义来理解。在《神谱》中，词源学倾向，或词源学要求，主要体现在诸神的名称上，这些名称分别代表事实的不同构成部分的拟人化和实体性。在《劳作与时日》里，词源学倾向则涉及与某些特别重要的概念有关的词语。[22]

在赫西俄德作品里，词源解析和名称释义得到广泛乃至有规律的使用。这有力证明，诗人有意识地把语言表现为叙述事实的工具。这同时还表明，诗人完全而真诚地想要认知真实并忠实地表现事实。[23]有关这一信念，在涉及诸神时，我们对其重要性的强调永远不会嫌多。正因为带着信念，赫西俄德才能肯定地列出名称，解释语义，指出拥有此名的神的职能，比如缪斯( 《神谱》[24]，行77-79)；才能解释一些传统名称的含义，比如库克洛佩斯 (神，行143-145)；才能通过分析诸神的名称明确宙斯在人类命运中所扮的角色 ( 《劳作与时日》[25]，行2-8)。

但是,在赫西俄德诗中,总有一部分事实无法通过名称解析以单一透彻的方式得到理解和定义。基于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内在矛盾,“名称的准确”原则并不总是有效。此处事实指人的现实。不是史诗英雄的现实(传统史诗很知道如何以可靠恰当的方式加以描绘),而是日常生活的现实——这种现实不仅是《劳作与时日》的基本主题,甚至在《神谱》中也经常出现。

诗人如赫西俄德,在对诗艺进行缜密思考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遇到一个根本问题:必须对自己的诗歌的真正特征及其所能实现的目的作出明确定义。不过,赫西俄德无意对这些问题作出满意的回答,尤其是无意找到一个与诗人的使命和行为观念所要求的革新相应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从《神谱》开篇开始。行100有可能让读者以为，除了从前人类的业绩 () 和极乐神们()，也就是英雄诗系和祷歌颂诗的传统主题以外，赫西俄德没有能力为他的诗歌想象其他主题。但事实上，就《神谱》 《劳作与时日》和《列女传》而言，赫西俄德既没有歌唱人类的行为，也没有歌唱诸神的行为。 《神谱》与传统颂诗非常不同，尽管如弗里德兰德 ( Paul Friedländer) 在八十年前所示，这首诗自开篇起沿用了传统颂诗的一些元素。[26]诸神行为和冒险既不作为单纯叙述的主题，也不成为敬拜仪式的理由，而是解释世界的生成过程，并且有助于辨认作为管理世界的原则和力量的诸神。

赫西俄德的诗歌属于几个世纪以后被我们称为“训谕诗”的文学类型。这种称呼也许不完全准确,却是实用的,它是一种旨在教育、教训甚至责难的诗歌。不过,在提到诗歌行为的目的时,赫西俄德只有说“让人立刻忘却苦楚,记不起悲伤”(神,行102)。缪斯在行26-28中显得是严厉的女神,但在下文不远处被说成“不幸中的遗忘,苦痛里的休憩”(神,行55)。有关缪斯的歌唱和声音的形容词有“美妙”“可爱”“蜜般”,也与此相符。当然,赫西俄德在《劳作与时日》中明确指出,诗歌的目的不是取悦,而是述说真相给佩耳塞斯(行10)。即使在这一点上,诗人有关诗歌目的的说法也与传统如出一辙。荷马诗中的歌人同样祈求诸神给予灵感,助他认识真实、歌唱真实。

因此,赫西俄德定义诗人的任务,以及他自己的诗歌行为的特点,始终没有和英雄诗系传统区分开来,也似乎没有想过要作出一些真正不同的新尝试。赫西俄德既没有为他的革新设置相应的定义,也没有留下任何暗示革新的说法。

《劳作与时日》证明,要在事实本身与表现事实的语言之间建立一种单义的对称关系(无论肯定或否定)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尝试在《神谱》中得到充分体现,语言具有能力理解和指代它们试图表达的那一部分事实,但是在《劳作与时日》,情况受到惊人限制。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例子。这里只说明一点,赫西俄德似乎丝毫不受类似困难的妨碍,他以一种甚至是随意的方式来面对这些困难。

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赫西俄德的技法之一是形容词化。[27]这使他可以指出同一事实的不同方面，因为有些事情无法用单纯的名词来理解和表达。某些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多重接近”( approches multiples) 原则，以及这一原则在赫西俄德作品里的运用特点。[28]我认为应该把这两方面放在一起考虑。“接近的多重性” ( multiplicité des approches) 可以用不同方式、不同观点看待同一事实，即使会导致相同事实的不同方面之间互相矛盾。最复杂也最具意义的例子，就是赫西俄德看待女人的方式。[29]女人背叛了被指定的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和行为。诗人能做的，只是并列描述她的各个方面，[30]好的坏的，作为对人类的惩罚或者人类的幸福的象征。[31]我在赫西俄德的作品中没有发现一个表述或者一种观点综合总结女性的所有矛盾。赫西俄德记录女人引发的各种矛盾情感。 《劳作与时日》行58，宙斯声称要送给人类一件礼物，“让人满心欢喜，从此依恋自身的不幸 ()”。

类似表述出现在《劳作与时日》，显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上面这个例子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多数情况下，诸如“坏”()、 “好” ()、 “不好” () 之类的形容词可能在一处说明某种存在 (拟人化与否) 的某一因素或某一行为方式的特有价值，而在另一处行使别的语言功能。前缀,或所构成的词汇表现人类真实的多种微妙区别，但对于早期诗歌来说，这要么是全新的，要么是被忽略的用法。[32]

最有趣的手法是只借助上下文语境就能定义某种存在的方式和状况。任何前缀或形容语也做不到这一点。著名的“双重性”伦理概念即属于这一表述现象范畴。[33]谢斯肖普早在1932年就明确指出，赫西俄德在《神谱》中确定为单一含义的某些抽象概念，在《劳作与时日》里却具有多种含义。因此，这种“双重性”比简单的“双重性”要复杂许多。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劳作与时日》行11对不和的表述处理。但谢斯肖普并不认为，赫西俄德最精练的发现在于通过《劳作与时日》意识到“迄今为止”被传统诗系所忽略的事实，亦即“即使是简单唯一的词语，我们也不能总是把它和一个简单的并且总是符合事实的解释联系在一起” (页94)。不过，这个发现直接反映一种需求，即让《神谱》中那些带有绝对单一性的概念或存在适应人类本质的复杂性。

不和神“双重性”非常显著。学者们就此发表过不同观点。马提纳佐里似乎不了解谢斯肖普的著作。除了 [不和]，他还研究 [羞耻] (劳，行197-200、 317) 、 [惩罚、报应] (神，行223，劳，行197 -200) 、 [传言] (劳，行760-764) 。在这些例子里，同一概念可能此处是贬义，而在彼处是褒义，只有带绝对贬义。 《劳作与时日》行764明显表明，“传言神”的神性丝毫不带正面积极的因素：“她所具有的神性明显和她的权力有关。”[34]

在《劳作与时日》里,同一概念所呈现的多样含义,根据上下文及其起到的作用,似乎远比某种介于正面价值与负面价值之间的简单矛盾更微妙复杂。

提起 [誓言]，我们会想到 [惩罚、报应]。报应神是夜神的最后一个女儿，在《神谱》行223得到负面描绘，但是在《劳作与时日》里表现为人类社会良好秩序的守护神和象征(劳，行197-200) 。在《神谱》中，誓言神“能给大地上的人类带来最大灾祸” (神，行231)，这一说法几乎是报应神是“有死凡人的祸星”的翻版 (神，行223)，只不过其负面意思得到接下来的从句的缓冲：“若有谁存心设假誓。” (神，行232) 《劳作与时日》也有同样说法。当人们对正义施行暴力时，“誓言神随时追踪歪曲的审判” (行219) 。因此，具体上下文决定了对誓言或褒或贬的定义。总的说来，誓言对于人类是一种不幸，但“当它给存心设假誓的人带来不幸”，如维拉莫维茨所言，[35]只能是积极肯定的。[饥荒] 和 [惑乱] 也是经得多方分析的例子 (神，行227，样230)。这些神全是不和神的后代，因此都是邪恶的，但在《劳作与时日》又帮助惩罚那些不尊重正义的人(劳，行230)。

同一种存在处于不同上下文语境,可表现为不同的价值或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单一表述方式不能满足这种多样性。此外赫西俄德也并不认为有必要每次都明确语境的异同。有关《神谱》中一个事实只与唯一名称和单一含义对应,如果说我们无从了解诗人对此是否有意识,或者他认识到什么程度,我们却无论如何可以确定,诗人的语言丝毫不给我们留下面临无法逾越的困难的印象,诗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失望受挫的情绪。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定义《神谱》开篇缪斯传授给赫西俄德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时所面临的困难。《伊利亚特》中的歌手丝毫不对他将要接收的知识产生怀疑:

居住在奥林波斯山上的文艺女神啊，

你们是天神，当时在场，知道一切，

我们则是传闻，不知道…… (卷2行484-492)

歌手受到诸神的灵感启发,确信他已了解必须歌唱的事实和内容。相反,赫西俄德似乎没有类似信心。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诗人至少在诗中两处表现自己所知,因而也就是缪斯所授的局限性。一处在《神谱》:

此外还有三千个河神……

细说所有河神名目超出我凡人所能，

不过每条河流岸边的住户都熟知。 (行367-370)

另一处在《劳作与时日》:

我将告诉你咆哮大海的节律

虽说我不谙航海和船只的技艺。 (行648-649)

但我要述说执神盾宙斯的意志，

因为缪斯们教会我唱神妙的歌。 (行661-662)

我曾在别的地方讨论过《劳作与时日》中航海篇的两个段落。[36]这里只做一点补充。卫斯特对比了《劳作与时日》行649与《奥德赛》:

我不是预言家，也不谙鸟飞的秘密。 (卷1行202)

雅典娜借这句话说出奥德修斯重返故土的预言。赫西俄德的诗行显然受到荷马诗影响,但是如同习惯做法,他借用荷马诗,同时也使其更加丰富和深刻:事实上,他在行650-653已经对前文的“无知”说明理由,并且解释为什么他在行662可以越过因“无知”而起的障碍。如果雅典娜声明自己不是预言家是为了符合她所化身的人物身份,不可严肃对待,那么赫西俄德此处的承认也带有相反意思,诗人刻意解释道,“无知”并不妨碍他作为诗人所承担的教诲任务。

我认为,对于“无知”的承认加上克服“无知”障碍的方法,如果和另外两个问题联系起来,将具有更丰富的意义。第一个问题,赫西俄德的“述说真实”是否具有逻辑紧凑性所引出的“不说不知道的事情”这个问题,涉及诗人与《奥德赛》的极具微妙的论战。第二个问题集中反映诗人与听众的关系。

我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借助缪斯的教诲弥补诗人直接经验的不足，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消减听众的惊奇反应，尤其是他们不能了解诗人如何在“没有航海和船只技艺”的情况下给出航海教诲。相应的结果是，这也意味着，诗人对于缪斯的教诲，以及听众对于诗人的教训所具有的信心，也不再是绝对的了。相比之下，《伊利亚特》卷2诗人对于神的帮助带着完全信心。换言之，我们在此找到诗人与启发灵感的诸神之间的某种关系危机征象(赫西俄德也许并未意识到这种危机)，或者，诗人开始认为神的启示并不能保证知识的完整。[37]正如我对《神谱》行367-370的分析所示，对于某一方面知识无知，并不阻碍赫西俄德讲述他的主题：航海事实上是人类劳作的一部分，如同人的其他行为，航海可以通过某种高度的道德目的论标准得到阐释。[38]

在《神谱》行367 -370，相似情况的表述可以说是直线性的。诗人明确承认自己无知，但并没有因此求助缪斯的启示。难道是因为神的参与在此已不可能？有关这段诗文的解释，我们习惯提及荷马诗和其他作品里的许多相似章节[39]: 《伊利亚特》卷2行488、卷12行176、卷17行260, 《奥德赛》卷3行114, 《伊比库斯残篇》卷1行23[40]。但是，在这些章节里，我们看不见存在于赫西俄德那里的矛盾，也就是表现在通过经历而可能认识的优越性与由于缺乏经历而无知的自卑感之间的矛盾。

这些章节或者证明有一些事物是人类所不能知道的(《伊利亚特》卷2行260),或者更经常的做法,把人类知识的有限与神的智慧的无限进行比较(《伊利亚特》卷2行488、卷12行176,《奥德赛》卷3行114,伊比库斯卷1行23)。赫西俄德面对其他人通过亲身经历获得知识,承认自己无知,承认自己比起其他人并不具备任何优势,因而也承认,亲身经历带给人的知识有时候胜于缪斯通过真实的赐赠所传达的知识。具体概念(指单纯的名称)方面的无知无可解救。我们因此得到的最终结论是歌唱之不可能性。

《神谱》开篇，缪斯传授给赫西俄德有关过去和未来的事情(行32)，而她们自己还知道现在的事情 (行38)，这个区别在此是否别有含义？有关这两行诗的不相符合，研究者多有分析。这两行诗的对比鲜明，自有道理。[41]如果我们认识到诗中宙斯所建立的时间秩序具有永恒意义， ①那么行32引发的最难的一个问题，即歌唱未来的可能性，可以较轻易得到解决。 《神谱》因此不只讲述世界如何生成为今天的世界，也为未来提供一幅永恒的画面。正如一部神谱既是对“过去”的叙述，也是对“未来”的展望。

如果我如此分析行32提出的问题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再认为它只是行38的另一种说法,如果我们考虑这种叙述的差别可能有助于表达思想的差别,那么毫无疑问,行32忽略“现在”表明赫西俄德思维路线的一种逻辑要求:缪斯可以启发有关过去和未来的知识灵感,但不会传达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比如所有河流的名称或航海的各项细节。

如果这样分析是对的，那么赫西俄德思考诗人与缪斯之间，以及诗人与听众之间的关系，对于他本人而言十分重要，在历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事实上，赫西俄德的思考纠集了那些最难的问题。直到古典时代末期的诗歌创作，包括品达和巴库里德斯[42]，都继续面临同样的问题，并且保持同样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