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前言

古希腊文学起源于神话诗——首先是荷马的神话式史诗,接下来还有赫西俄德和俄耳甫斯的神话诗,对于理解以后的古希腊诗人、史书作家、哲人乃至拉丁语诗人和作家,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同样重要,尽管俄耳甫斯的神话诗(及其日神、酒神观和灵魂死后受苦以及乐土观等等)与赫西俄德的神话诗系统不同,却互相关联,对整个希腊文明传统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参见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页45-93)。如果对古希腊文明的这三大源头没有深入的理解,那就说明我们的西学研究还缺乏根底。

荷马的两大史诗已经有了两个成功的汉译本,晚近的一个译本还有较为详细的注释,有助于我们深入解读。遗憾的是,国人的研究还乏善可陈,连翻译的研究文献也少得可怜。赫西俄德的两部作品篇幅很小,影响却极大——感谢前辈的努力,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有了汉译本(《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从英文迻译),可惜迄今未见值得一提的研究文献,晚近出版的代表我国学界最高水平的《欧洲文学史》仅给了赫西俄德一页多一点点的篇幅(李赋宁主编,《欧洲文学史》,卷一,商务印书馆,2002)。至于俄耳甫斯的神话诗传统,我们脑子里几乎还一片空白。

中国学人致力于认识西方传统虽然已有百年历史,但就对古希腊文学的三大源头(荷马、赫西俄德、俄耳甫斯)的了解来看,从总体上讲还是尚未开垦的荒地——由此可以断言,我们对西方传统的认识尚缺乏起码的基础。如果说对西方传统的认识得整个儿重新来过,就得从古希腊文学的源头做起。

研究中国的古典传统,不仅有汉语学界的学者在辛勤耕耘,日本、韩国的中国古典传统研究绝对值得称道——同样,研究西方古典传统,不仅有英语学界的学者在辛勤耕耘,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古典传统研究亦值得称道。依笔者陋见,法国的西方古典传统研究从总体来看胜于英、德、意国学界——从法国的大学多次举办国际性的古希腊文学研讨会就可以看出该国学界古典研究的热诚。

二十年前,法国里尔大学的古典语文研究中心提出了一种研读古典文学经典的治学方针,叫作“多人阅读”(Lectureàplusieurs),1986年以阅读《神谱》和《劳作与时日》为主要内容重新创办了博士生班,由Jean Bollock和Heinz Wismann两位教授主持,贯彻这种“多人阅读”的治学构想——通过内在的阅读搞清赫西俄德神话诗的独特构筑方式及其对古希腊诗歌—哲学—政治传统的内在影响。1989年10月,这个古典语文研究中心便举办了题为“赫西俄德:语文学、人类学、哲学”(Hésiode.Philologie.Anthropologie.Philosophie)的国际性研讨会,以后又联合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瑞士洛桑大学、意大利比萨古典语文研究中心,在各校举办巡回研讨班和研讨会研读赫西俄德。

本书即1989年里尔大学古典语文研究中心举办的“赫西俄德:语文学、人类学、哲学”国际研讨会的论文结集,论题多集中于解读赫西俄德神话诗的写作方式以及其中的一些对西方传统影响深远的重要章节(比如诗章开篇的自我介绍,两部诗篇中都出现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潘多拉神话、人类种族神话、奥林波斯神与提坦神之战、宙斯与提丰之战以及由此产生的荷马与赫西俄德的关系等等)。

选译论文集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较快了解和吸收英、法、德、意诸国的古典研究成果(如今所谓“与国际接轨”)。比如,通过这部文集我们得以了解到,西方的古典研究主要分布在法、英、美、德、意诸国学界(从而得知,国人倘若要研究古典西学,即便通晓了古希腊、拉丁语文,仅掌握一门现代西方语文远远不够),而且解释路向大致有三种:1.传统的古典语文学路向;2.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路向;3.作为政治哲学的古典解释学路向(这一路向虽尚未成为“显学”,但发展势头明显且强劲)。因此,面对赫西俄德的文本,西方古典研究学者的解读存在极大差异,甚至针锋相对。

了解这些差异和不同的解释方式,不仅对于我国学界的西方传统研究有帮助,也有助于我国的古典研究开阔视野。比如,为什么风靡一时的结构主义解释路向必然走向“解构”主义?结构主义的实际含义其实在一开始就已经蕴含“拆构”主义:凭靠所谓“结构语言学法则”或“文化人类学法则”,如此解读在分析重构古典文本的结构时无异于拆毁了古典文本的自在结构本身。何况,这类解读往往从现代或现代之后的种种观念或问题意识(比如性别主义、平等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出发来读古典作品,而非先搁置现代视域潜心进入传统文本,无可避免与传统文本中的意义世界失之交臂。

译者留学巴黎多年,对古希腊文学情有独钟(这个文集即由译者推荐),译笔精审典雅,实在难得——谨此感谢译者的辛劳,让我们得以领略当今法语古典学界的学术成果。

刘小枫

2004年5月6日于中山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