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骑士
遭遇围猎的武力

看过维京人代表的中世纪早期深不见底的黑，是不是觉得它印证了你心里“中世纪是一片黑暗”的印象？别着急下结论，中世纪的多姿多彩正在拍马赶来，第一个赶到的当然是骑士。骑士，会是什么颜色？盔甲的亮银色！绝大多数人心里，骑士的形象是很光辉的，他们勇猛、忠诚、慷慨、仁慈、礼貌、体贴，通常还英俊潇洒。骑士几乎成了中世纪最深入人心的形象代言人。不过，看骑士，除了挖掘西方浪漫主义的重要根源，更重要的是，通过骑士要看到中世纪从黑暗中绝地反击的基本机制。我们通过拨开三层“盔甲”来理解中世纪最光辉的形象：第一，骑士精神；第二，骑士兴衰；第三，结构变迁。

骑士精神

世人印象里的骑士基本上是骑着白马、披着银甲、提着长剑、拥有各种美德的潇洒帅哥。骑士的形象其实不止一种。在《权力的游戏》里，有个性的骑士多得让人眼花缭乱：有贵族出身的御林军长官、“弑君者”詹姆·兰尼斯特，有男人见了都心动的百花骑士洛拉斯·提利尔，有忠诚正直的大块头女骑士布蕾妮，有“龙妈”身边不离不弃的流亡骑士乔拉·莫尔蒙，有面目可怖内心纯良的“猎狗”桑铎·克里冈，还有佣兵出身市侩务实的波隆，等等。他们之中，有的尽管是女儿身或者外表很其貌不扬，但是值得钦佩的骑士；而有的尽管看起来很像骑士，但不过是身披骑士外皮的懦夫和花瓶。骑士之所以是骑士，基本条件是能骑马打仗，但光会骑马打仗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没有“骑士精神”，就配不上骑士这个名号。骑士精神从哪里来？有三个重要的来源：武功歌、宗教文和行吟诗。

骑士之所以让你念念不忘，主要是三种人在不厌其烦地讲骑士的故事，塑造出了骑士伟大光辉的形象，让骑士精神高高地树立起来。故事精彩，世人听得过瘾，其中的观念自然就被接受了。正是这些被成功贩卖的观念集合在一起，形成了世人心里的骑士精神。不同故事的讲述和它们的交织，是一个骑士精神被锻造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武力遭遇文化围猎的过程。不错，那些骑马打仗的强盗们被三种文化力量围猎，它们的目的就是驯化武力，让武力为文明所用。

第一种参与围猎武力的文化力量叫作“武功歌”，就是关于骑士南征北战的传奇故事，歌颂骑士的武功。中世纪这种作品非常多，甚至可以说，它是中世纪文学当中最重要的、最成功的作品。其中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是《罗兰之歌》。

《罗兰之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罗兰是查理曼的骑士，他跟随查理曼去征讨西班牙凯旋的路上，由于战友的出卖，被敌人包围。他武功超群，可以一剑把对面的敌人从盔甲劈到马鞍；他无所畏惧，面对潮水般的敌人没有一丝害怕；他忠诚不渝，哪怕力战而死也不吹号求援，不让查理曼被拖累；他志存高远，心里惦念的都是查理曼的事业和法兰克的和平。最后，他为了理想，在竭力奋战之后光荣牺牲。[1]

故事情节是不是似曾相识？远的，我们中国有战国的李牧、荆轲，近的，有黄继光、董存瑞。《罗兰之歌》想要传达的观念其实很朴实：战士，要勇敢、忠诚、无畏、坚贞，最后为了伟大事业光荣牺牲。如果你觉得这类故事情节和它背后要宣扬的价值太老套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时代，它们会反反复复地出现？因为这些情节就是理想的战士必须做的事情，这些价值就是理想的战士必备的品质，古今中外差不多，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时代对战士的基本要求是一致的。

成为理想的战士，只是成为伟大骑士的第一步。

第二种参与围猎武力的文化力量叫作“宗教文”，就是关于骑士基督教使命的劝诫文章，要让骑士们成为基督的战士。中世纪是基督教的时代，战士这种极端重要的社会角色，基督教一定要管，一定要为他们提供宗教使命和宗教责任，让他们的意义完全被基督教垄断。劝诫骑士的宗教文很多，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圣伯纳德的《新骑士颂》。

圣伯纳德在世的时候就是名满天下的基督教领袖，他的《新骑士颂》不是自己一厢情愿对骑士提出了一堆要求，而是把长期以来基督教对骑士的政策汇集成了一个系统。在这篇雄文当中，中世纪骑士真正独特的身份被彻底定型，那就是“基督的战士”。圣伯纳德把战士和修士两种身份合二为一，铸造出了骑士的标准形象：骑士就是用武功修行的修士，他们的目的是为上帝的事业而战，光荣的牺牲会让他们得到上帝的荣耀，直接进入天堂。[2]

用宗教使命重新定义了骑士的本质之后，基督教就可以对骑士提出种种道德要求了，比如骑士在受封仪式上必须承诺：敬畏上帝，坚守信仰，保护弱者，尊重妇女，不随意冒犯他人，视金钱如粪土，避免不公、卑鄙和欺骗，等等。有了这套基督教的规矩，骑士精神里多了很多世人敬重和喜爱的品质，比单纯的“理想的战士”更上一层楼。

要成为好骑士，必须从内到外都是基督的战士。

第三种参与围猎武力的文化力量叫作“行吟诗”，就是关于骑士浪漫爱情的传奇故事，骑士是温暖女人的男人。行吟诗就是当时的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可以把它理解成中世纪的二人转。行吟诗人把骑士和贵妇的爱情编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听得人心潮澎湃，确切地说，听得人心里痒痒。

行吟诗人讲什么样的骑士和贵妇之间的爱情故事呢？贵妇通常是那些公爵、伯爵的妻子，她们貌美如花，高贵大方，骑士要努力获取她们的芳心。通过什么办法呢？帮她们报仇雪恨，奋勇杀敌。重点是，骑士要对自己的贵妇保持绝对的忠诚。“忠诚的爱”外在表现为骑士要向她献殷勤，要对她百依百顺，要给她找稀罕的礼物，要陪她促膝谈心，还要和她琴瑟和鸣，要懂诗歌和音乐，最好一面弹，一面唱，贵妇翩翩起舞。他们之间不必有床上的关系，或者说没有最好。骑士在出门征战的时候和她的贵妇相思两地，那才是最美的。

这种充满幻想的浪漫故事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极致的女性崇拜，忠诚勇敢的骑士在自己心爱的女人这里就是一只温顺的小绵羊。他的忠诚和勇敢因为内心有了满满的爱意而变得鲜活，外有侠骨，内有柔情。老百姓甚至觉得，没有死心塌地地爱着一个永远都得不到的女人，那哪能叫骑士！[3]

三个关键词铸造了光辉万丈的中世纪骑士：理想的战士、基督的战士、完美的情人，它们一起把粗鄙野蛮的日耳曼强盗们一步步引入文化的圈套。

骑士兴衰

所有伟大光辉的形象其实都不是自然而然地靠老百姓的口碑形成的，老百姓的背后一定有“幕后黑手”。这些“幕后黑手”想要所有人认可他们宣扬的观念，而宣扬必有其动机，动机必有其现实关切。下面，我们来还原骑士的真面貌，看看骑士在中世纪的兴衰。

文明的门槛就是战士要讲纪律、讲忠诚、动脑子，这是第一。

《罗兰之歌》写了理想的战士，恰恰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战士的状况真的不太理想。罗马就有骑兵，但不是骑马的战士就叫骑士，确切地说，中世纪骑士和罗马骑兵存在两点基本差别：一是军事上骑兵取代步兵方阵成为军队主力，二是中世纪的骑兵忠于自己的部落首领，而不是罗马国家。中世纪作为军队主力的骑兵其实在很长时间里不过是各蛮族部落首领手下的野蛮强盗。

至此，《罗兰之歌》为什么要树立理想骑士形象的动机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几乎整个中世纪，骑士都没有摆脱日耳曼蛮族的野蛮习气，他们不仅没有忠诚，随意背叛；没有仁慈，烧杀抢掠；没有追求，只爱打仗。而且，他们没什么谋略，甚至没什么心眼。他们就是一帮野蛮的强盗。中世纪绝大多数时候的绝大多数骑士，不要说比不上英俊潇洒、彬彬有礼的詹姆·兰尼斯特和洛拉斯·提利尔，要是杀人不眨眼、抢劫不脸红的“猎狗”桑铎·克里冈和佣兵波隆真实存在，就已经算得上骑士中的佼佼者了，因为他们心中有坚定的信念和目标，手中有高超的武艺和手段。

前一节“维京人”谈过，中世纪早期就是一波又一波强盗到来的凶暴世界。按时间轴推算，《罗兰之歌》里的理想骑士就是对付了之前的强盗、刚迎来维京人的强盗。其实，勇猛的战士不过只是勇猛的强盗，只有加上《罗兰之歌》树立的讲纪律、讲忠诚、动脑子的品质，才能真正成为战士。所以，理想战士的标准尽管现在已经稀松平常，《罗兰之歌》的故事也很老套，但在当时，它们就是对暴力的控制、对武力的驯服，这既是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必修课，也是武力本身因为文化的注入而获得内在力量提升的必修课。也就是说，让战士讲纪律、讲忠诚、动脑子是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时代都必须解决的问题，中世纪不过是把这个问题以骑士为焦点来解决。

中世纪骑士实际的强盗本色直接反映了中世纪早期暴力横行的基本状况。骑士作为理想的战士被加以塑造，不仅是实况本色的反面镜像呈现，更是文化和文明对实况和本色的约束和改造。

民间歌谣对暴力的引导力度显然不够，于是，基督教会出手了。所以有了第二，骑士的基督教色彩是宗教规制暴力的结果。

11世纪，维京人和其他强盗的烧杀抢掠逐渐停止，但西方并没有因此就安定下来，理由很简单，对付维京人和其他强盗的骑士们没仗可打了。他们不会自动解甲归田，而是继续鱼肉乡里。怎么办？终于，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应拜占庭皇帝的请求，在克勒芒发表演说，鼓动圣战，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不安分的骑士们有新任务了，那就是十字军东征。为了鼓舞十字军将士，圣伯纳德的《新骑士颂》出炉了。

基督教当时对骑士的约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确实把谦卑、虔诚、仁爱这些品质灌注到骑士们的心里，就像圣伯纳德所说，强盗们必须好好做“基督的战士”，才能获得当时最重要的基督教允诺的人生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宗教使命让强盗们的好战本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变得合理合法，那就是圣战。宗教对待暴力的基本原则是：暴力本身并没有错，用在异教徒身上就是正确和高贵的。基督教会把西欧活跃的暴力引向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

暴力并没有被当时的基督教会彻底否定，骑士们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继续烧杀抢掠，他们也确实取得了赫赫战功。14世纪初，骑士作为一个群体，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医院骑士团、圣殿骑士团、条顿骑士团集中代表了“基督的战士”达成的最高成就。

不过，即便强大如基督教，也没有那么容易让暴力束手就擒，何况基督教也用圣战这个渠道给强盗们的暴力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会有第三，社会也来驯化骑士。宗教使命不够用，浪漫爱情来帮忙。这真是攻心为上啊！有了对女人的尊重和崇拜，有了内心的细腻感情，有了对音乐和诗歌的学习，脾气火爆的骑士们大概会礼貌文雅一些，他们的内涵也就有可能变得丰富。一旦外在的武力灌注了内在的文化，骑士的形象也就饱满起来了，像《权力的游戏》剧中那样，骑士们不同的性格和信念招致了不同命运的情况才有可能出现。

武功歌、宗教文、行吟诗的合力围剿最终降服武力了吗，换句话说，骑士都成为理想的战士、基督的战士、完美的情人“三位一体”的大丈夫了吗？很不幸，没有。我们在前面说过，骑士精神、骑士身份、骑士形象是多方文化力量解决武力驯化问题的办法。就像人类很多亘古不变的难题一样，驯化武力不可能一劳永逸。就中世纪而言，骑士作为解决方案，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即便到了14世纪，大部分骑士仍然是不守骑士准则、没有骑士精神的强盗。如果说它取得了成功，仅止于它留下了骑士的光辉形象，也就是说，它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骑士精神这笔宝贵的财富，我们每个人在对骑士的心潮澎湃中都可以尽情享用这笔财富。

在实践中，骑士作为驯化武力的解决方案，只是尴尬地等来了问题的取消。是的，问题没有被解决，而是被取消了。武功歌、宗教文、行吟诗没有把所有强盗都变成骑士，实际情况是，作为武力承载者的骑士退出了历史舞台，再通过打造骑士的光辉形象来驯化武力也就没有必要了。

让骑士退出历史舞台的，是整个中世纪社会对它的全方位围攻。

第一，以暴易暴必然会在骑士身上发生，一旦发生，他们很难抵抗。暴力横行是让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感到恐惧和厌恶的，光辉的骑士故事很难抵消全社会对骑士固有的坏印象——滥用暴力，很难洗白他们的强盗底色。当骑士被国王追捕、迫害、处决的时候，老百姓很容易相信国王是在主持正义、惩奸除恶。骑士遭到更强大武力围剿时，其实没有自身坚实的道义基础和民意基础。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迫害圣殿骑士团的时候，没有人对他们伸出援手。就像《权力的游戏》第一季末尾，曾经作为国王劳勃手下第一骑士的艾德·史塔克在被处决的时候，他勇猛的武力根本无法对抗专横的王权，也根本无法求助于断头台下愚昧的人民。

第二，骑士身份被滥用导致骑士群体的畸变和衰败。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内，当骑士的门槛很高，战死的可能性很大，国王们给了骑士很高的礼遇，用荣誉来驾驭武力。比如，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建立了嘉德骑士团。甚至很多皇帝和国王都以成为骑士为荣。如此一来，文臣谋士、巨商大贾乃至戏子小丑都通过襄助乃至取悦皇帝、国王、公爵、伯爵获封骑士，骑士集团就慢慢变形了。非武力势力大批加入意味着整个骑士阶层武力总量和平均值的双重缩水，慢慢地，它就不再是这个社会承载武力的主要力量了。失去了自己的根，它自然也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第三，最致命的是骑士的军事效率被超越。一方面是组织形式的变化。骑士采用的是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打法，它很快被有组织的长矛兵和弓箭兵团队超越。英法百年战争中，英国团队对法国骑士所取得的数次重大胜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是技术和武器的变化。骑士很容易被火器超越。热兵器一旦产生，骑士真的就可以退场了。武力的主要承载者不再是骑士，无论他们有多少骑士精神，都不重要了。[4]

结构变迁

看完骑士的兴衰，我们来看看这个兴衰的过程到底反映了中世纪的什么特点，重点是中世纪结构的变化。

第一，骑士的成长是从无法无天的日耳曼强盗逐渐向有理想、有信仰、有情感的战士迈进的过程，这是一个典型的驯服暴力的过程。

驯服暴力是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秩序表面上体现为暴力的持有者之中有了上下等级，好比军衔在军人的肩章上出现，但它的实质是人的意志和理性可以控制暴力，使暴力不再是肆意喷发的自然力量，可以为人所用，成为建设性的力量，为文明的其他方面的成长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文明来自秩序，秩序必须驯化武力作为其自身基础”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而不是“胜利”。

确实，日耳曼强盗们没有完全被驯服成光辉万丈的骑士，现实中的骑士其实真的没那么多骑士精神。但是，骑士精神的凝聚和相关制度的出现，比如武功歌、宗教文、行吟诗的流传，再比如骑士受封制度和晋升制度的完善，证明了中世纪一步步艰难地铸造起了基本的秩序。权力在对暴力的驯化过程中凝聚起来，逐渐形成结构。集中反映在骑士身上的驯化暴力—凝聚权力—形成秩序的过程，是中世纪为人类历史做出贡献的精彩案例。这种过程可以在任何文明形成的初级阶段找到，也可以在任何文明内部寻求和平的艰苦努力中找到。暴力的驯化、暴力持有者的改造、暴力可控性的提升对任何文明来说都是极其艰巨的事业，它太难实现，即便实现，也很容易失效。暴力是一匹无比倔强的烈马，任何辔头都不可能消除它天生的烈性，也就不可能一劳永逸地驯服它。所以，秩序才如此难得，和平才如此珍贵。面对永远无法彻底驯服的暴力，创造文明的人们只能勇敢地做好永远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

第二，骑士的兴衰明显地反映了中世纪社会力量的多元化，各方都在壮大，从中世纪早期蜷缩在城堡里的惨状站起来、走出来，这是一个典型的文明发育的过程。

骑士在发展壮大，与它相关联，从它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他社会和政治力量也在迅速发展壮大。皇帝、国王、领主、教皇、教会、城市、诗人、妇女都和骑士产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都和骑士发生了精彩的故事，都成为骑士故事中不可或缺的角色。没有他们，骑士就只能演出极其干瘪和无聊的打打杀杀，不仅不可能拥有光辉万丈的形象，甚至连值得讲述的故事都寥寥无几。如果我们在以骑士为中心的中世纪故事里看到了骑士意气风发的茁壮成长，配角们也都生机盎然，那么，对抗中世纪早期暗黑底色的就不只是骑士的亮银色，而是各方力量都奔腾而来的五彩斑斓。

骑士并不是中世纪的绝对主角，当我们切换主角的时候，中世纪会展现出别的面貌，但毫无疑问，它又会是一幅鲜亮的色彩刷新暗黑底色的画面，一个多元的文明由此逐渐饱满起来。相应地，多元也成为有生命力的文明的内在特征。就像骑士如此勇猛仍然无法免遭围猎，其他社会政治力量也不可能在没有鲜活配角的情况下上演一出奋发图强的独角戏。骑士需要农民提供给养，农民需要骑士提供保护，二者都需要教士来提供意义，教士需要给养和保护，也需要全民的宗教热情和自身的知识创造……他们各自的成长都离不开别人的成长。因此，一个成长的文明内部，多元力量之间具有内在的协同性，唯有如此，它们才能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各方力量才能达到自身独自成长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如此一来，文明的成长就是一个各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形成良性稳定结构的过程。

第三，骑士的多姿多彩间接但非常有力地证明了中世纪的内部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之大远超我们对中世纪的固有印象，这是一个典型的竞争产生活力的过程。

骑士不是中世纪顶级身份的拥有者，他们的地位不如贵族，但又比农民、市民、商人高。他们千方百计想成为有爵位、有封地、有家族世袭权利的贵族，但他们很可能会战败、会落魄、会阵亡。农民、市民、商人想成为骑士，尤其当骑士不必再是骑马打仗的军人职业，而只是一种可以用金钱、才能、技艺换取的荣衔和特权，平民向上流动的口子就被打开了。有积极进取的向上流动，就必然会有迫不得已的向下流动。贵族家庭中无法继承爵位和封地的子嗣必须至少保住骑士地位，才不会沦落为下层；骑士如果找不到可靠的效忠对象或者建功立业的战争机会，就很难避免沦落为下层。骑士就是这样一个可上可下的阶级，不仅其中有上下流动，于外也有出有入：厉害的，当上了贵族；倒霉的，成了流浪汉。

中世纪确实是比较森严的等级社会，但只要是人组成的社会，就不能彻底消除人在其中的流动性。不然，僵化必然导致停滞，停滞必然导致崩溃。中世纪由混乱走向秩序、由羸弱走向繁盛，骑士在其中承担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很长一段时间是这个社会武力的承载者，由宏观到微观，我们可以合理推断，骑士阶层的内外流动性在很长一段时期是良性的，它不仅推动了骑士阶层本身的成长，也推动了中世纪的发展。与骑士一样带来良性的流动性并且推动社会发展的，在中世纪还有一个阶层，就是教士。

通过骑士，我们看到了中世纪的光辉形象，更看到了它从黑暗中凝聚力量的气息，它会不断壮大，变成气流，甚至气魄。如果说骑士典型地代表了中世纪在“武”（Sword）这一面的进步，那么传教士则典型地代表了中世纪在“文”（Word）这一面的进步。

注释：

[1]佚名：《罗兰之歌》，马振骋译，译林出版社，2018。（*）与之类似的著名骑士故事还有佚名：《熙德之歌》，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2018。（*）

[2]池上俊一：《图说骑士世界》，曹逸冰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第14-19页。（*）埃德加·普雷斯蒂奇：《骑士制度》，林中泽、梁铁祥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第8-26页。（***）

[3]倪世光：《铁血浪漫：中世纪骑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第251-277页。（**）倪世光：《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第214-225页。（**）

[4]普雷斯蒂奇：《骑士制度》，第26-29页。威廉·厄本：《条顿骑士团：一部军事史》，陆大鹏、刘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310-383页。（**）倪世光：《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第九章。约翰·基根：《战争史》，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0，第371-400、422-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