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研究價值與意義
儒家經典在朝鮮半島具有種子與核心的作用，并成爲朝鮮時代（1392—1910）建構王朝社會秩序、人倫道德、價值判斷的思想資源。朝鮮知識人在對中國經典的接受過程中同時撰著了大量的漢籍，成爲東亞漢文化圈的重要組成部分。《詩經》作爲儒家經典在朝鮮半島有着源遠流長的傳播與接受的歷史。朝鮮知識人用漢字或韓漢相夾的方式撰寫了大量的《詩經》學著作，這些著作承載了朝鮮半島對中國典籍之接受與創新的歷史，同時也承載了朝鮮知識人對於王朝盛衰、歷史際遇、政治理想、學術思潮與人生情感的多重感受。對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研究，既能梳理朝鮮時代《詩經》學發展演變歷史，也能呈現出朝鮮知識圖景的發展脉絡，同時也是運用社會史與書籍史的方法研究人類如何溝通和交流學問的學術嘗試。
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研究意義如下：
第一，學術意義。目前學術界没有系統、全面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著作，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填補學術空白的意義。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史，是將《詩經》置於漢文化圈這一廣闊的學術背景之下進行研究，有助於拓展《詩經》研究的邊界，呈現中國文化對異域文化的影響圖景。
第二，方法論意義。朝鮮時代《詩經》學論著從文獻上屬於陳寅恪先生所謂的“異族之故書”，對這些作爲中國《詩經》學比較者的“異域之眼”，需要運用經學的、文學的、比較的、綜合的和跨文化傳播的研究方法。
第三，現實意義。朝鮮時代《詩經》學典籍承載了朝鮮半島對中國傳統文化吸收、繼承與創新的歷史，研究這些文獻可以呈現中國文化與朝鮮半島文化交流與融合的歷史圖像，是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内容。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史是通過學術研究的方式去發現中國與朝鮮半島類似的知識結構、價值觀念、道德觀念、人生態度，有利於促進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化學術交流，消除對抗，平等對話。
二、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研究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一）朝鮮時代《詩經》學史國内研究現狀
目前國内對於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研究成果較少，只有少數幾篇期刊論文與碩士學位論文。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1.對朝鮮時代個體《詩經》學家的研究。如鄔國平《柳重教〈詩講義發問〉質疑朱熹〈詩〉説問題研究》[1]，該文以朝鮮時代柳重教師徒關於《詩經》的問答爲中心探討柳氏對當時處於尊崇地位之《詩集傳》的態度，這是從學術思想史的層面對朝鮮個體《詩經》學的研究。
2.中國與朝鮮時代《詩經》學比較研究。如朱贇斌《〈詩集傳〉與朝鮮李朝時代權近〈詩淺見録〉詩經觀的比較研究》[2]，該文指出權近《詩淺見録》是朝鮮半島較早介紹并主張尊崇《詩集傳》的著作。作者從比較的視域研究了權近與朱熹在《詩經》基本問題上的差異，從而得出朱熹《詩集傳》更爲强調倫理化、道德化與個體的修養，而權近《詩淺見録》則更爲强調聖人教化、政治理想、經世致用之政治教化功能。
3.《詩經》在朝鮮時代的接受研究。如李岩《朝鮮古代〈詩經〉接受史考論》[3]，該文從學術史與文學史的層面深入論述了《詩經》在朝鮮時代的接受歷程，指出朝鮮《詩經》學既是中國漢唐宋《詩經》學的學術性傳承，同時《詩經》還成爲朝鮮文人詩文創作寄託風雅精神的最高文學範本。再如陳國安《韓國〈三宜堂詩〉的〈詩經〉因緣論》[4]，該文是對《詩經》影響下的古代朝鮮女性詩文創作中所呈現的詩教、母教與詩學理論的綜合研究。
4.朝鮮時代《詩經》詮釋方法研究。劉毓慶、張安琪的《韓國李朝〈詩經〉學以〈禮〉解〈詩〉的文化意義》[5]、《韓國李朝〈詩經〉學以〈易〉解〈詩〉的詮釋模式及其意義》[6]是從詮釋方法的層面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的論文。前者指出朝鮮時代以《禮》解《詩》是朱子《禮》學在朝鮮半島傳播接受的《詩》學呈現，同時也是朝鮮王朝推行禮制的學術呈現；後者指出《詩經》在朝鮮時代具有思想史的功能，朝鮮士人通過《周易》的哲學體系進入《詩經》的場域，從而闡發《詩經》中所内藴的人倫秩序、君臣關係，從而爲王朝政治思想秩序與倫理社會規範提供思想資源。
（二）朝鮮時代《詩經》學史國外研究現狀
韓國當代學者對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研究比較重視，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專人專書的研究。如金興圭《西溪朴世堂的〈詩經〉論》[7]，指出朴世堂在獨尊《詩集傳》的學術背景下對《詩集傳》的批判，論述了朴世堂獨立的《詩經》解釋特徵。朴明熙《老村林象德的國風論》[8]從《周南》《召南》之區分，賦比興的定義以及《詩經》之社會功能三個方面來論證林象德遵循《詩集傳》的研究特徵。楊沅錫《茶山丁若鏞對朱熹所定爲“淫詩”詩篇的解釋情况》[9]主要從丁若鏞指摘《詩集傳》之不足、提出新見、訓詁字詞三個方面來具體論證，指出丁若鏞對朱熹“淫詩”説的反抗及其學術意義。陳在教《對舫山尹廷琦〈詩經〉論的初步研究》[10]，該文主要分析尹廷琦在“國風”“淫詩”等概念以及一些詩篇的理解上與丁若鏞存在差異，指出尹廷琦《詩經》學是對丁若鏞《詩經》學的繼承與創新。崔錫起《星湖李瀷的〈詩經〉學》[11]主要從李瀷善思、善疑、重實用的學問精神出發，研究李瀷對朱熹“淫詩”説的反動，得出李瀷《詩經》研究呈現出經世致用的意識。楊沅錫《研經齋成海應的〈詩經〉學研究》[12]從成海應博學的治學態度、考證的研究方法、遵從《詩序》的研究態度出發，得出成海應《詩經》研究受到清代學術思想的影響。這些研究成果較爲深入地研究了朝鮮時代個體《詩經》學著作，但并未對朝鮮時代《詩經》學史作整體的研究。
2.《詩經》學史的研究。金興圭《朝鮮後期之〈詩經〉論與詩意識》[13]，重點研究朝鮮時代後期的《詩經》發展脉絡與《詩經》學流變。沈慶昊《漢文學과詩經論》[14]，該書從漢文學的影響層面論述了李滉《詩釋義》、正祖《詩經講義》、丁若鏞《國風論》等所呈現的詩學觀點。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15]，該書主要從語言學、學術思潮和專家個案研究的角度對朝鮮時期《詩經》學作了多層次的研究，對朝鮮半島《詩經》學史研究具有拓宇之功，值得表彰。
（三）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研究存在的問題
第一，專家、專書的研究較多，系統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著作較少。因此，有必要對此作深入的研究，以呈現朝鮮時代《詩經》學發展與演變的全景歷程。
第二，目前關於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的研究，大多數研究都從朱熹《詩集傳》的影響這單一層面加以研究，并未對朱子學以外的學術形態，如陽明學、乾嘉漢學、朝鮮半島學術思潮對朝鮮時代《詩經》學的影響作綜合的研究。
第三，朝鮮時代《詩經》學是作爲主流的中國《詩經》學的重要補充，目前尚未有研究者對朝鮮時代《詩經》學獨特的詩學特點、品格、價值和意義作系統的研究。
第四，朝鮮時代《詩經》學與中國《詩經》學具有同源異流的關係，《詩經》作爲東亞漢文化圈共同的經典典籍，目前尚未有關於中朝《詩經》學之情感體驗、生命感受、價值判斷等異同的研究。
第五，目前大多數的研究成果都是關於朝鮮時代《詩經》學現象的研究，并未對朝鮮時代爲何呈現出此種詩學樣態作有關歷史、思想與文學相融合的整體性研究。
第六，朝鮮時代知識人通過對《詩經》的不斷詮釋，使《詩經》成爲在特殊的歷史機緣下參與建構王朝政治秩序、實現政治理想、表達人生情感的經典文本。朝鮮時代《詩經》學論著，對構築朝鮮王朝政治思想秩序，規範倫理道德觀念，培養君子人格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學術界對這些領域的關注較少，優秀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見。
三、本書的研究方法與創新之處
（一）研究方法
1.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
朝鮮時代《詩經》學典籍大多數都是以抄本、刻本的形態流傳，對這些《詩經》學典籍的研究，首先是文獻學上的收集、整理、校勘與考辨的工作。朝鮮時代《詩經》學史研究在《詩經》文獻學整理的基礎上，還需要運用文藝學的方法對這些文獻所呈現的詩學問題、詩學特徵與詩學意義作深入的研究。本書運用文獻學與文藝學相結合的方法來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史。
2.經學與文學相結合
朝鮮時代《詩經》學呈現出以經學研究爲主，文學研究與哲學研究爲輔的研究態勢，這種研究格調和氛圍影響到朝鮮時代《詩經》學史既是經學詮釋史，又是文學思想詮釋史。本書采用經學與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3.書籍史與詮釋史相結合
“書籍史是一門重要的新學科，是一種用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人類如何溝通和交流的學問。”[16]《詩經》在朝鮮時代的傳播與接受首先是表現在書籍的流通上，《詩經》在朝鮮半島的不同時段、不同階層、不同性别間發生多向流動。在《詩經》的傳播過程中，大量的朝鮮知識人基於不同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所産生的閲讀甚至是誤讀，體現在《詩經》詮釋上，則引發了觀念和文化立場的變遷。將書籍史與詮釋史相結合，可以得出書籍與詮釋共同影響下的朝鮮時代《詩經》學發展樣態。
4.跨文化傳播與比較文學相結合
《詩經》在朝鮮半島的傳播，是漢文化向異域文化傳播的典範。朝鮮時代《詩經》學著作并不是中國文化在朝鮮的一種“地方性呈現”，它是反觀中國《詩經》學的異域之眼，具有獨特的《詩經》學價值，需要運用跨文化傳播與比較文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
（二）創新之處
1.新材料
朝鮮時代現存大量的《詩經》學典籍，這些典籍目前尚是《詩經》研究的邊緣材料，也是屬於陳寅恪先生所謂的“異族之故書”，是“吾國之舊籍”的補充者。韓國成均館大東文化研究院對朝鮮時代《詩經》學要籍做了收集的工作，并將這些典籍匯集於《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影印出版。朝鮮時代《詩經》學典籍是“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17]。朝鮮時代《詩經》學典籍是《詩經》學研究的新材料，還需要對這批材料進行文本整理與文獻考辨的工作。通過對朝鮮時代《詩經》學典籍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可以從歷史與地域、政治與經濟、文化與信仰等層面更爲全面地呈現《詩經》在朝鮮的接受與傳播的歷史。
2.新問題
國内學者對朝鮮時代《詩經》史的研究還比較薄弱，韓國學者對此關注較多，但主要是關於專人專書、《詩經》學基本問題的研究，很少在此新材料的基礎上提出新的問題與詩學觀念。本文在朝鮮時代《詩經》學著作的基礎上發掘《詩經》研究的新問題，如《詩經》在朝鮮時代的傳播形態與接受情况，朝鮮時代《詩經》學與中國《詩經》學同源異流關係，朱熹《詩集傳》爲何在朝鮮半島取得比在中國更爲尊崇的地位，朝鮮時代《詩經》詮釋具有何種政治思想文化特徵，以《詩經》爲代表的中國經典在東亞社會有何功能性特徵等。這些問題可以更爲全面地呈現《詩經》在朝鮮的接受情况、詮釋脈絡與功能特徵。
3.新方法
本書采用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史。其一，《詩經》學研究不能局限於中國，更需要一個超越國家地域的研究視域，將研究的範圍擴大到東亞漢文化圈。其二，《詩經》學研究除了從時間脉絡上作縱向的研究，還需要從地域空間上作横向比較的研究。其三，朝鮮時代現存的以漢字書寫的《詩經》學典籍是作爲主流的中國《詩經》學的重要補充。在漢文化圈視野下，研究朝鮮時代《詩經》學可以得出朝鮮時代《詩經》學總體上呈現出以朱熹《詩集傳》爲中心的研究格局，但是又與本國的學術思潮緊密結合，在實學思潮的影響下朝鮮時代《詩經》研究發生新變化，呈現出豐富的《詩經》學内涵。
[1] 鄔國平《柳重教〈詩講義發問〉質疑朱熹〈詩〉説問題研究》，《域外漢籍研究集刊》，2005年總第1輯。
[2] 朱贇斌《〈詩集傳〉與朝鮮李朝時代權近〈詩淺見録〉詩經觀的比較研究》，《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3] 李岩《朝鮮古代〈詩經〉接受史考論》，《文學評論》，2015年第5期。
[4] 陳國安《韓國〈三宜堂詩〉的〈詩經〉因緣論》，《社會科學戰綫》，2013年第3期。
[5] 劉毓慶、張安琪《韓國李朝〈詩經〉學以〈禮〉解〈詩〉的文化意義》，《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6] 劉毓慶、張安琪《韓國李朝〈詩經〉學以〈易〉解〈詩〉的詮釋模式及其意義》，《湖南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7] [韓]金興圭《西溪朴世堂的〈詩經〉論》，韓國《韓國學報》，1980年第6卷。
[8] [韓]朴明熙《老村林象德的國風論》，韓國《湖南文化研究》，2002年總第31卷。
[9] [韓]楊沅錫《茶山丁若鏞對朱熹所定爲“淫詩”詩篇的解釋情况》，韓國《語文研究》，2009年第35卷。
[10] [韓]陳在教《對舫山尹廷琦〈詩經〉論的初步研究》，韓國《書志學報》，1994年總第14卷。
[11] [韓]崔錫起《星湖李瀷的〈詩經〉學》，成均館大學校大學院，1993年博士學位論文。
[12] [韓]楊沅錫《研經齋成海應的〈詩經〉學研究》，高麗大學，2000年碩士學位論文。
[13] [韓]金興圭《朝鮮後期〈詩經〉論與詩意識》，高麗大學校民族文化研究所1982年版。
[14] [韓]沈慶昊《漢文學과詩經論》，一志社1999年版。
[15] [韓]金秀炅《韓國朝鮮時期〈詩經〉學研究》，臺灣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
[16] [美]羅伯特·達恩頓《書籍史話》，《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頁。
[17] 張伯偉《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總序”，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