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当了10年全职高中英语和社会学科教师之后，我又做了两年校长，接着又在非营利机构待了6年。在那之后，我于1988年回到哈佛攻读教育学的博士学位。为了做研究，我先后去往3所高中，对他们的课堂与教学会议进行了一年多的观察。那3所学校分别是一所私立高中和两所公立高中，那时它们都在进行着某种教学改革。两所公立学校的教师被要求尝试新的教学法，比如跨学科学习、团队教学和合作学习。1可令我吃惊的是，除了认为这是心怀善意的校长下达的指示外，教师们并不清楚改革背后的目的。因此，教师们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在教学一线摸爬滚打久了，他们知道每一波新改革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不出几年，又会有新任学区主管上台，他们又会大刀阔斧地推行新的理念。是的，当我在10年后重新研究这3所学校时，现实也印证了当时教师们的预期。一天一个样2的改革成了大多数学校的常态。

在拿到博士学位后的16年里，我一直在哈佛大学做教授，主要负责教师培训。同时，我也在运营一个非营利组织。该组织专注于建立学校—社会的伙伴关系，以推动学校的发展。在过去的8年里，我还是变革领导力小组（Change Leadership Group）的负责人之一。这个隶属于哈佛大学的小型组织致力于研究教育领域需要什么样的变革领导力，并支持教育工作者接纳改变、引领改变。

我还担任了20多年的教育顾问，也是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教育项目的高级顾问。我主要提供的咨询包括投放教育资金、设计教学规划，以及应对我称之为“公众参与度”的挑战，也就是如何让教师、家长和社会各界参与到学校改革的讨论中。我也为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提供职业发展培训。无论工作内容如何，我的热情所在始终如初：帮助学校和学区提高学习、教学和领导力水平；帮助教育工作者更好地了解改革路径上的障碍，以及克服这些障碍最有效的策略；并通过文字和交流与读者分享这一路上我的所学所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几乎每个月都会参访学校和课堂，这其中包括美国的学校及其他几个国家的学校。在教学一线，我观察到了各种改进教学的尝试，也了解到哪些行之有效，而哪些无济于事。我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大多数的高中教师并没有真正感受到改革的紧迫性。可能在一方面，教师们的工作性质将他们与瞬息万变的社会大环境隔离开来；而另一方面，他们曾被冗长失败的教育改革浪潮一次又一次地拍打过。这种无动于衷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我们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几乎一成不变。尽管孩子们肩上的应试压力与日俱增，但从几十年前我读博士时到现在，“为什么要改变？”这个问题却始终悬而未决。倒也不是说丝毫未变，这些年来教育界为数不多的几个变化之一是：公共议程基金会（Public Agenda Foundation）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教师认为学校里的考试太多了，以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3弊大于利。

在我和商界领袖们的交流中，他们都表达了对美国国家公立学校以及教师的失望之情。他们之中有人曾极力推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和新的州教育法的通过，因为他们相信在立法上的努力能促使公立教育为每个孩子负责。然而，其进展与改善甚微。商界领袖也没有看到有任何证据表明，与以往相比，如今的毕业生为踏入职场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许多人认为这一切应该归咎于教师工会和教师编制，因为是它们让教师不必面对优胜劣汰。另一些人则主张建立更多的特许学校4或增加学券5，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会迫使公立学校不得不做出改进。然而，在过往的各类研究中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两种方式能显著提升教育水平。尽管如此，商界领袖们似乎已下定决心，要不计任何代价找到一种方法，任何一种方法，来改变教育现状。

与此同时，身为父母，我们中的大多数并未实时跟进各种教育改革法，也没有很多机会与教育工作者或商业领袖讨论教育议题。应接不暇地处理自己以及孩子们的琐事已经耗费了我们大部分的精力。当今世界与我们成长的年代相比，充斥着更严峻的竞争。一想到孩子们要面对这样残酷的环境，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倍感焦虑。当孩子被分配到一个我们觉得平平无奇的教师班上时，一阵不安便会笼罩在心头，这种情形屡见不鲜。但是，除了向校长抱怨孩子的教师之外，大多数父母并不知道学校应当从根本上做出哪些改变。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担心学校的考试是不是太多了。我们也开始质疑太多课程是否只是“为考而教”6。这些课程的重点是练习考试，学习应试技巧，而不是习得丰富且有挑战性的内容。

我们的学校，尤其是高中，并没有与时俱进。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对于需要做出哪些改变，什么样的改变是有效的，甚至是否有必要改变等这一系列问题，我们都尚未达成共识。商界领袖们（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商界领袖其实是教育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之间交流甚少，因此大家对于教育的看法几乎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正如一则著名的印度寓言说的那样，我们每个群体都被蒙上眼睛，并且都只能接触到一部分真相。一直以来，我都想写一本书来推进这三个群体互通有无，探讨我们希望高中毕业生学到什么以及有能力做什么。

21世纪的变化速度势不可挡，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种变化把我们的学校和孩子甩得越来越远。这种焦灼感使我越发迫切地想要钻研这个议题。电脑和互联网正在成为各行各业必不可少的工具。但是，从我在学校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学生们很少把科技作为课堂学习的一部分。在学生和教师还在孤岛上学习和工作时，各类职场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进行团队合作了。

2006年初，我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他认为，无论何种蓝领或白领工作都可以被分解成例行程序，并被拆解成一个个更小的环节与步骤，然后被外包给其他国家的工人。在那些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7的数量迅速增加，而他们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同类工作者的一小部分。这本书让我更好地理解了当下瞬息万变的科技和经济转型对美国的经济和孩子的未来有着怎样深远的影响。弗里德曼说的不仅仅是今天在美国几乎消失殆尽的制造业工作，他说的还是工程师、建筑师、软件工程师、技术专家、客户服务、会计等专业工种。这些以及其他更多工作都要求从业人员熟练地操作数据等信息。而现在，信息几乎能在世界任何地方实现实时发送、接收和处理。

我想起了最近打过的几通电话。因为电脑出了问题，我和戴尔的售后维修人员打了几次电话，也致电AT&T公司8的客服讨论账单问题。然后，我拨通了Quicken9软件的服务热线。我问那个年轻的接线员他来自哪里，他告诉我班加罗尔10。另一名女性则身处菲律宾。我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里，电话那头的客服或维修人员几乎都来自美国之外。我不禁想到，我的儿子在市警察局的技术支持部门工作，是否有一天他的工作也会被外包到海外？

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大批年轻的毕业生已具备基本运算和分析技能，他们都憧憬过上美国在广告片中向世界宣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简而言之，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竞争着传统意义上“光鲜亮丽的中产白领”的体面工作。尽管我们的一些学生正在学习如何分析、处理信息与数据，但其他国家有大量学生在学习同样的技能，不过他们的劳动力成本更为廉价。这无疑把我们的学生置于严峻的竞争劣势。美国学生需要学习什么才能在这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在当今职场，最重要的素养是什么？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美国年轻人最需具备什么生存能力，才能获得并长久地守住一份体面的工作？

与此同时，伊拉克的战乱和伤亡11，以及全球变暖的新证据占据着几乎每日的新闻头条。像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越发感到恐惧。这份恐惧不仅是“9·11”之后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更是对美国国际地位下降以及迫在眉睫的环境危机的恐慌。在这种形势下，“现实世界”和象牙塔之间的差距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然而，在我观察的任何一间教室里，这些问题却从未被提及和讨论过。一些教师想要与学生探讨现实中的问题，却因职责所限，不得不把课堂时间用在应试内容上。还有一些教师只是因为担心家长会提出不满，而一概遑论有争议的话题。

让大多数教师烦恼的不仅是在课堂上讨论时事。他们对敦促学校教授学生职场素养的言论也有一些抵触。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为企业批量培养更好的员工不过只是“职业教育”。这样的教育可能会把孩子变成一个个只知道服从于命令的“机器人”。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把问题再具体一点，让学生为职场做好准备，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这两者之间是否真的存在冲突？教师们认为，学校的职责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这个观点固然没错，但我并不认为我们的高中毕业生在修完现有的必修课后，就能自动成为合格的好公民。教孩子们选举人团12的历史并不能将他们培养成更有思想的选民，也不会让他们了解参与投票的重要性。那么，在现如今的世界，成为一个积极参与、博闻多识的公民意味着什么？一个民主社会应当如何进行公民教育？

同样重要的是，要打造出一个大众期待的“面向所有学生的有挑战性的、精准（rigor）的课程”有哪些关键的要素和步骤？在今天，“精准”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在课堂上贯彻精准的标准？诚然，可以让高中生学习更多的大学预科和AP课程13，但他们毕业时是否能胜任陪审团的义务？他们会懂得如何区分事实和意见，如何权衡证据吗？他们知道如何在聆听时兼顾理智与情感吗？他们能在正义和仁慈相互冲突时做出艰难的抉择，并与其他陪审员一起努力寻求真相吗？我在2006年写了一篇题为《审判中的精准》（Rigor on Trial）的文章。我在文章中探讨了上述问题，并收到了大量的回复。我从这些回复中发现，精准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一个抽象混沌的概念。许许多多的人，从学区主管到教师，再到家长，都发邮件给我，询问更多信息。我如何重新定义21世纪需要的精准？它在课堂上以什么形式出现？我能把这个定义应用到教学生如何思考的学校里吗？我迫切地想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本书便在这种迫切中应运而生。

我细细回顾多年来的经历，是希望帮助读者们理解我的心路历程。我有哪些偏见，我的动力是什么，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所有的这些切入点都推动着我写下这本《重新定义教育》。这是一本适合各行各业带头人阅读的书，无论是企业高管、组织领导人、政治领袖，还是家长和教师中勇往直前的先锋。我希望这本书也能吸引像我的三个孩子及他们的配偶这样有思想的年轻人，因为你们是崭露头角的新兴力量。如果你由衷地关心下一代人的教育问题，如果你乐于提出质疑，且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本书也是写给你们的。请不要把它看作一本晦涩难懂、术语连篇的论文，至少对我来说它不是，我希望对你来说也不是。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重新定义教育》鼓励大家行动起来。

1 托尼·瓦格纳. 用心学习：教育大师托尼·瓦格纳的学习之道[M]. 麦丽斯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3: 174-195.

2 原文为法语Du Jour，一般指当日特供，这里引申为频繁推出的教学改革。——除编者注外，本书多为译者注，后文不再逐一标注。

3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也被称为《有教无类法》，是2002年颁布的一项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学生每年参与阅读与数学测试来衡量学校是否达到了州政府制定的教学目标，并对教师的资质做出严格规定。该法案旨在解决美国贫困地区和非裔美国男孩的受教育问题。

4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由政府负担教育经费，私人进行管理，不需要像公立学校那样完全遵守政府的法规与政策，在很多方面有自己的自由。

5 学券是政府出资给予家长的教育经费。在学券的帮助下，每个家庭可以根据每所学校的办学目标和教学方式，自发选择送孩子去哪所私立学校就读。

6 “为考而教”原文是teach to the tests，因为teach和tests都以t开头，因而是一句朗朗上口的表达。

7 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是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提出的概念。知识工作者不仅能利用科技提高工作效率，还能不断学习新知识进行技术创新。

8 AT&T公司是美国的一家电信公司。

9 Quicken是一款家庭及个人财务管理软件。

10 班加罗尔（Bangalore）位于印度，现为印度第五大城市，也是印度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心。

11 伊拉克战争于2003年爆发，作者创作本书的时间为2008年，正值伊拉克战争时期。

12 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是美国总统选举特有的一种选举方式。

13 AP课程（美国大学先修课程，简称AP课程）指在美国高中阶段开设的具有大学水平的课程。现包括38门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