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奋厉当世雄鹰出
嘉祐元年（1056）三月的一天，风和日丽，湛蓝的天空上舒卷着朵朵柔软的白云。这一天，对于二十一岁的苏轼，实在是极不平常的日子，他将和弟弟苏辙一道告别母亲，告别亲友乡邻，跟随父亲第一次远离家乡，前往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参加进士考试。送别的亲友热切地说着祝福的话，年轻的苏轼满脸荡漾着笑意，他的心却早已飞向了远方。
欧阳修的热情奖掖，使苏轼一时之间名满天下
父子三人启程北往，来到嘉陵江畔的阆中（今四川阆中），自阆中走上褒斜谷（今陕西勉县北）曲折陡峭的古栈道，然后翻过秦岭，进入关中。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他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曾反复咏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崇山峻岭的包围下，蜀地通往中原的道路艰险异常，令飞鸟敛翅，猿猴发愁。攀行于这样的道途，一路的艰辛危难，是可以想象的。但是，初出茅庐的苏氏兄弟，正当壮志满怀，始终兴致勃勃，不知疲倦，一边赶路，一边还抽时间游览名胜、欣赏古迹。当他们到达汴京时，已是石榴花开满枝头的五月。刚刚洗去旅途的风尘，还来不及领略一下京城的旖旎风光，兄弟俩就在父亲的督促下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备考之中。
八月，苏轼与苏辙在开封府考进士，首战告捷，双双获选。按照宋朝的规定，府试以后还要经过中央礼部（负责礼仪、祭享、贡举等事）的考试和皇帝的殿试。所以，兄弟俩不敢松懈，继续闭门攻读。
第二年正月，礼部侍郎（礼部的最高长官）、翰林侍读学士（给皇帝讲书的侍从官）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当时文坛盛行内容空虚、矫揉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欧阳修对此深恶痛绝，发起诗文革新运动，与一批志同道合、才识远大的文人共同革除这种文坛积弊。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而主考官对于文章的裁判，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树立试场评文的新标准，是变更文风的关键。这次负责礼部考试，欧阳修便下定决心，冲破一切阻力，利用科考的机会，推动诗文革新运动，以便刷新文风。他告诫阅卷的同僚，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至于险怪奇涩、空洞浮华的文章，一律不予录取。
苏轼兄弟在父亲的教导下，自幼作文，即从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入手，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感情的真挚，文风质朴，文笔自然流畅，没有受到时风的影响，这次应考，可说是适当其时。
礼部考试那天，苏氏兄弟天不亮就起床，自备干粮，匆匆赶往考场。当时考试，纪律十分严明，考生进入考场，各自关闭在斗室之内，不到考完不准出场。每间斗室，都配有皇宫侍卫严加看守。
无哗战士衔枚（枚，古代行军时为防止喧哗，让士兵衔在口中的竹棒或木片）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欧阳修《礼部贡院阅进士试》）
寂静的考场上听不到一点点喧闹，只有笔尖触在纸上发出的沙沙声响，仿佛春蚕食叶，又仿佛行军的战士衔枚急走。
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苦心经营，三易其稿，仅用六百余字阐明了他一生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指出，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赏罚必须分明：
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
另一方面，又须做到立法严而责人宽：
可以赏，可以无赏，赏之过乎仁；可以罚，可以无罚，罚之过乎义。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赏罚，都应本着“爱民之深，忧民之切”的忠厚仁爱之心，这样便可以达到“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文治昌明的理想世界。
当苏轼放下笔，满怀信心地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这篇应试之作将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
按照宋代的考试法规，为了防止徇私舞弊，试卷收齐之后，先由办事人员登记在册，重抄一遍，再呈交考试官评阅。重抄之后的试卷，既没有原作者的笔迹，也略去了姓名。在考生出场之前，考试官就已进入试院，与外界隔绝，直到阅卷完毕才能放出来。按房分卷，国子监直讲（五品官，负责以经术教授国子监诸生）、本次考试的详定官梅尧臣最先读到苏轼这篇应试文章，大为激赏，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一气读过，又惊又喜，深觉文章引古喻今，说理透辟，既阐发了传统的儒家仁爱思想，又富于个人独到的见解，语意敦厚，笔力稳健，质朴自然，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本想评为第一，名列榜首，但是转念一想：这样出色的文章，除了自己门下弟子曾巩之外，天下恐怕不会有第二人能写得出来。如果把曾巩取为第一，岂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于是决定忍痛割爱，使该文屈居第二。
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即回答《春秋》一书的问题）获得第一。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这时苏轼二十二岁，苏辙十九岁。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
金榜题名之后，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师生的名分和情谊。苏轼循惯例向恩师呈递了《谢欧阳内翰书》，表达自己对欧阳修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
这封不足五百字的短简，极为精要地概述了宋朝立国以来文学发展的艰难进程。文中说：宋初文坛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对此深感忧虑，曾明诏天下，希望能正本清源，“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恢复先秦两汉的朴实文风。但是，矫枉往往过正，旧弊未除，新弊复作，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于迂”，有的务奇而至于“怪僻不可读”，究其原因，即在于学韩愈未能学到精髓，而是继承了由皇甫湜（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弟子）片面发展的韩愈古文创作中险怪奇奥的一面。该文高屋建瓴，精炼而透辟，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
并且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他预言，未来的文坛必将属于苏轼！
后生可畏，而欧阳修宽广的胸怀、发现人才的识力，以及提携后进的热忱也同样可敬可佩，千载之下，仍令人为之深深感动！
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在父亲的带领下，苏氏兄弟一同到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对于这两位青年才俊，欧阳修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几句寒暄之后，彼此就觉得非常亲切，从此结下了绵延几代的亲密情谊。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远古尧帝的时候，皋陶为司法官，有个人犯罪，皋陶三次提出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哪本书？”
苏轼回答道：“在《三国志·孔融传》注中。”
苏轼父子走了以后，欧阳修立即将《孔融传》注细细地重读一遍，却没有这个典故，十分纳闷。下一次见面，又问苏轼。
苏轼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袁绍子）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不满，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本书上。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的事情来推测古代的情况，想当然罢了。’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的仁厚和皋陶执法的严格来推测，想当然耳。”
欧阳修一听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作为一代宗师，欧阳修以他当时的声望，一句褒贬之词，足以关涉青年学子一生的荣辱成败。苏轼有幸数次得到他如此高度的评价，因而一时之间，名满天下。
通过欧阳修的介绍，苏轼先后拜见了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使（掌管军务的大臣）韩琦。幼年时代读砎《庆历圣德颂》即已心识神交的这些当代英杰，如今都将他延为上宾，待为国士。唯一令他引为平生之恨的是，范仲淹已于几年前去世，无缘相见，亲聆教诲。尽管如此，范仲淹以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崇高博大的精神境界为表率，“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朱熹语），开启有宋一代崭新的士风，这位伟大人物的流风余韵，对于青年苏轼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正当苏轼像光彩熠熠的明星照亮文坛的上空，一举成名、声誉鹊起之时，意想不到的噩耗从天而降，母亲程氏夫人已于四月初八日病故，临终之际，还不知道一双爱子已在京城双双高中。
苏轼父子于五月底闻此噩耗，悲痛欲绝，仓促离京，连与亲友告别都来不及。父子三人日夜兼程，赶回家中，眼前一派荒凉景象，“屋庐倒坏，篱落破漏，如逃亡人家”（苏洵《与欧阳内翰第三书》）。回想当年，屋里屋外，整洁清新，书声笑语，其乐融融的情形，不禁悲从中来。
苏洵将夫人安葬在武阳安镇山下老翁泉旁，并在泉上筑了一座亭子，作《祭亡妻文》，寄托哀思。在封建时代，父母或祖父母死去，子孙辈必须谢绝人事应酬，如果是做官的人，还需解除职务，在家守孝，叫作守制或丁忧。从嘉祐二年六月起，苏轼便丁忧家居。
时隔三年，第二次远游，苏轼依然豪情万丈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嘉祐四年的秋天，苏轼兄弟服丧期满，而在此之前，苏洵也已先后两次接到朝廷诏命，召他进京。父子三人商量之后，决定举家迁往京城，行期就定在十月初。
常言道：“十月小阳春”，正是南方一年中最舒爽的季节。天高云淡，四野缤纷，漫山红遍，层林尽染，到处有一种成熟热烈的感觉。因为带着家小，他们这次是走水路。经嘉州（治所在今四川乐山）、泸州（治所在今四川泸州）、渝州（治所在今重庆）、涪州（治所在今重庆涪陵）、忠州（治所在今重庆忠县）、夔州（治所在今重庆奉节），出三峡、到江陵（今湖北江陵）。江陵以后的路程，改由陆路北上。
时隔三年，第二次离家远游，苏轼兄弟显得沉稳多了。现在他们已经进士及第，并且声名远播，辉煌灿烂的前景清晰可见。他们依然豪情万丈，但是，心中涌动着的不再是单纯的热望，而是一些有为当世造福生民的更具体、更实际的思考。“立德、立功、立言”，儒家“三不朽”的古训早已深深地烙进他们的心灵，而现在，他们更把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社会责任的完成和文化创造的建树，三者融合一体，确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且打算身体力行地去实现这一目标。
苏轼一家在嘉州登船。嘉州位于岷江和青衣江的汇合处，那里有驰名的“乐山大佛”，佛像高达七十一米，背倚陡峭的山崖，面临湍急的江流，气魄十分雄伟。初发嘉州，苏轼豪气凌云地唱道：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初发嘉州》）
鼓声喧阗，西风猎猎，画旗招展，美丽的故乡渐渐消失在远方。此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心中不免有几分依恋之情，但是崭新宽广的生活道路已在眼前展开，伟大壮丽的功业等待着他去建立，苏轼无暇伤感，对未来的热烈向往已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
故巢何足恋，鹰隼岂能容。（《涪州得山胡》）
眉山已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他要到广阔的天地里展翅高飞。江流湍急，船行迅速，水面上不时涌起欢乐的浪花，这一切正与苏轼愉快的心情相一致：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如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江上看山》）
山如奔马，船似飞鸟，舟移山动之间，前峰后岭，形态各异，纷至沓来，瞬息万变，带给人无限乐趣。高山绝壁之上，小径迂回盘旋，上山打柴的樵夫行走其上，恍如上界仙人，舟中开朗的诗人情不自禁挥舞双手，想向他传递一声热情的问候，然而小船飞速前进，眨眼之间已驶过数丈之遥。全诗飞动流转，一气呵成，善用比喻，形象生动，显示出苏轼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就这样一路高歌，苏轼和家人顺流而下，沿途盘桓，欣赏名山大川，了解风土人情，瞻仰先贤遗迹。
一天，他们来到忠州，听说那里有一座屈原塔，便专程前往。忠州古属楚地，但屈原并未去过那里，生平事迹也与忠州无关，“原不当有碑塔于此”（《屈原塔序》），大概是后人有感于屈原崇高的精神品质，追怀思念，所以建造此塔，供人凭吊。
伫立塔前，苏轼心潮起伏，思绪联翩，吟咏出《屈原塔》一诗：
楚人悲屈原，千岁意未歇。精魄飘何处，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遗风成竞渡，猿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
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和节操，决不随波逐流，向污浊黑暗的环境屈服，而不惜慷慨赴死，无怨无悔。“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众人皆浊，唯我独清。”（屈原《渔父》）这是一种多么深刻的孤独，但这孤独的背后是永恒不朽的高风亮节，他终将赢得人民的景仰和怀念！这份景仰和怀念跨越时间，也跨越地域：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同上）
在忠州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还有纪念屈原的碑塔，它正是屈原死而不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显著标志。屈原没有到过忠州，这处遗迹显得于史无凭，但忠州人民怀念屈原，为他修建碑塔，寄托追慕思念之情，这份心意却是十分真切的。苏轼久久徘徊于塔前，思索着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悲壮遒劲的五言古诗，字字句句从他年轻热烈的胸中奔涌而出：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考，长寿；折，短命）。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同上）
生命固然可贵，但是人生又有谁能免于一死呢？只有精神和节操才是永恒的。相比之下，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烟云，实在无足轻重。屈原之所以决然自沉，正是由于他认清了这一人生至理。
离开忠州，继续前行。碧波滔滔的长江，秀丽多姿的巫山，夔州的八阵图，奉节的永安宫，还有神女庙、昭君村、黄牛庙、虾蟆碚等山川文物、名胜古迹，处处震荡着他们的襟怀，激发起他们的才思。父子三人经常同题赋诗作文，切磋技艺。
秋去冬来，节候渐变，凛冽的北风吹来了鹅毛大雪，山河大地一派银装素裹。舟中无事，苏洵命人做了几色精致的小菜，父子三人就着暖暖的炉火在船舱里饮酒赏雪。舱外白雪飘飘，舱内暖意融融，如此良辰美景，自然不可无诗。苏轼提议学“欧阳体”作《江上值雪》诗，按照欧阳修当年的限制，咏雪不得用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的描写，在此基础上再加一道框限，不准用皓、白、洁、素等形容词。兄弟俩一样才思敏捷，只略作思索，便一挥而就，苏轼更写出了“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江上值雪效欧阳体……》）这类新颖而形象的句子，将雪后美景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些早期作品反映出苏轼对诗歌创作技巧的自觉磨炼。
苏轼一家，船行六十天，经过十一个州郡二十六个县，十二月八日抵达江陵。因为已近年关岁暮，全家便暂且停顿下来，略做休整，等过了春节再从陆路北上京师。
为了纪念这次舟行，父子三人把途中所作诗文一百多首，编为《南行集》（又叫作《江行唱和集》）。其中有苏轼诗四十二首，这是现
存苏诗中最早的一批作品，可以看作他诗歌创作的起点。[1]
苏轼为《南行集》写了序。文章指出：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南行前集叙》）
文学来源于生活，优秀的文学作品并不是“能为之”造成的，而是“不能不为之”的产物，就像山川兴云起雾，草木开花结果，内在的充实自然而然地表现于外部。这就要求作家只有深入生活，在生活中有所认识、感动，然后才能进行创作，为作文而作文的勉强为之，显然是写不出好作品的。苏轼这一重要的文学思想受教于他的父亲苏洵，为他后来的创作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这篇《南行前集叙》是在客居江陵驿站时写的。在江陵停留的日子，苏轼也常和父亲、弟弟外出游玩，有感于当地的风土人物，写作了一组五律《荆州》十首。以下是其中最后一首：
柳门京国道，驱马及春阳。野火烧枯草，东风动绿芒。北行连许邓，南去极衡湘。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
迎着春日的初阳，驰马穿过城门（柳门即荆州城门之一），北向进京的道路宽阔而平坦，道路两旁的枯草在春风的吹拂下，星星点点地冒出了绿芽。在这广袤的原野上，诗人纵目极望，思接千载。诗的前四句写初春景象，后四句怀古咏史。这里曾是战国时楚国的故地，北至许州、邓州，南到衡山、湘江；楚怀王拥有这样辽阔的疆域，却因疏远屈原，宠信郑袖，又被秦国谋士张仪欺骗，最后竟困死于秦国，他真是一个孱弱无能的国君！这使人油然联想到，现在宋朝疆域更广，难道不应有所作为、奋发自强吗？蓬勃兴旺的初春气象，慷慨激昂的诗句，透露出苏轼政治上的勃勃雄心和乐观、自信、豪迈奔放的精神气质。
怀远驿中，风雨之夕，苏轼兄弟相对而坐，握手盟约
嘉祐五年（1060）二月中旬，苏家抵达汴京，在西岗租了一座宅院暂住下来。稍事安顿之后，苏氏父子便把从江陵到汴京途中所作诗文合编为《南行后集》，而把前次舟行时的作品合集改称为《南行前集》。
转眼已是春光烂漫的三月，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府福昌县（今河南宜阳县西）主簿，苏辙也被任命为河南府渑池县（今河南渑池县）主簿，这是办理文书等事务的九品官。听说明年将举行制科考试，兄弟俩都辞不赴任，准备应试。
“制科”不同于三年一次的“进士”、“明经”一类的“常举”，是由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皇帝的命令）。应试制科，须经大臣举荐，先由六名考官在秘阁（官署名，负责收藏中央各文史机构的珍本书籍及书画）举行“阁试”，及格者方可参加御试。制科极严，应试者也很少，通过者更少，终两宋三百多年，开制科二十二次，入等者才四十一人。因此，制科出身，其荣耀又加倍于进士及第。
为了应付这次难度极大的考试，苏轼兄弟从家中搬出来，移居到怀远驿中，专心读书。
一天晚上，风雨骤至，雨打窗棂，更显出长夜的寂静。灯下，兄弟俩正在读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集，其中《示全真元常》一诗中有“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的名句，意思是说，今夜风雨潇潇，彼此对床畅谈，极惬人意，以后不知哪一天才能重享这样的快乐时光。读到这里，他们不禁心有所感，触景生情。在故乡，在京城，兄弟二人形影相随，同窗共读，度过多少悠闲自在的美好岁月，一旦踏上仕途，就将各自宦游千里，长相别离，兄友弟爱、对床夜话的平常光景，也将显得十分珍贵，难以复得！于是双双约定，日后功成名遂，完成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一定及早退隐，同回故乡，纵情山水，共叙手足之情、闲居之欢。此时风摇树影，雨声大作，兄弟俩相对而坐，握手盟约，沉浸在深挚的情感之中。以后漫长的岁月中，他们一直念念不忘这个风雨之夕的约定，无数次地在互相赠答的诗篇中提起这个旧梦，作为天各一方的坎坷仕途中可资慰藉的一点希望之光。
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入第三等，这是极大的荣誉。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皆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其次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第五等不授）。自北宋开制科以来，只有吴育一人得过第三次等，因此，苏轼得第三等是破天荒的。
御试列入高等，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治所在今陕西凤翔）签判的官职。[2]苏辙考入第四等，被任为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县）推官（州府属官，掌管审案）。都是正八品官职。因苏洵奉命在京修礼书，苏辙奏请留京侍奉。
怀着致君尧舜的火热理想，苏轼踏上征途
朝命既下，苏轼立即整装待发。嘉祐六年十一月，天寒地冻，北风凛冽，苏轼怀着致君尧舜的火热理想，带着妻子王弗和尚在襁褓之中的长子苏迈踏上征途。苏辙骑马跟随数十里，为哥哥送行。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来到郑州西门之外，苏辙必须返回了，兄弟俩就此分手。二十多年来，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别，彼此不免依依难舍，抑郁感伤。望着弟弟颀长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苏轼泪眼模糊，怅然若失：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辛丑［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诗人写道：不曾饮酒为什么会突然觉得头脑昏沉、神思恍惚？我的心已随着你渐远渐逝的身影一同离去。寂寞的归途，你尚且可以一心系念家中的老父，而我，行走在异乡的旷野，用什么来安慰心中的孤独？你的身影已消逝在远方，我忍不住飞身登上高坡，重重山丘隔断我渴望的视线，只见你头上的乌帽在起伏的丘垄间时隐时现。一想到你衣衫单薄，骑一匹瘦马，寒风冷月中独自向前，心中便涌起难舍的依恋。环顾四周，人们都快乐无忧，他们不能理解我的感伤和悲切。其实，我也知道，人生有相聚就不免有离别，可是，总担心岁月匆匆，美好时光难以再现。呵，子由（苏辙字），今夜寒灯独对，你可会想起怀远驿中我们曾经相约的誓言？何时才能相见？何时才能一同听夜雨萧瑟连绵？呵，子由，不要忘了相知相得、相亲相爱的兄弟情缘。呵，子由，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千万别贪恋！
全诗起伏跌宕，尽情抒发了兄弟间难于割舍的亲情。当时苏轼才二十六岁，前人评为“诗格老成”（清·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
与弟弟分手之后，苏轼继续前行，来到渑池。五年前，兄弟俩在父亲的带领下赴京应考，就曾路过这里。那一次，他们在县中寺庙内借宿，得到庙中住持奉闲老和尚的热情接待，临别之时，兄弟二人还在奉闲和尚居室的墙壁上题诗留念。如今旧地重游，想不到竟已物是人非，奉闲已经去世，骨灰安葬在庭院中，上面筑起了一座新塔（和尚死后不用墓葬，常是火化后筑塔来埋葬骨灰），墙皮早已剥落，往日的题诗也没有了。此情此景，令苏轼悚然感悟到人生的变幻无常：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苏轼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和子由渑池怀旧》）
徘徊在奉闲和尚的舍利塔下，苏轼又一次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整个世界生生灭灭，变化不已，没有常性；人生有生、老、病、死诸种变化，也无常性。“无常”二字主宰着宇宙的一切，这才是生活最真实的底奥！他仿佛看到：茫茫雪原上，一只飞鸿疾速掠过，偶一起落之中，留下一星半点的痕迹。鸿飞千里，早已不知去向，而雪花依然在纷纷飘落，不一会儿的工夫，那雪地上的痕迹也悄然泯灭，不见踪影，天地依旧是苍茫一片……这便是充满了偶然性的、变幻莫测的人生！一种空漠之感在他年轻的心中油然生起。
这种空漠、无常的哲学思考，固然表现了苏轼初入仕途时的人生迷惘，对前途的不可把握，但是，并没有将他导向消极颓废的状态，“雪泥鸿爪”的名喻，透露出他把人生看作悠悠长途，所经所历不过是鸿飞千里行程中的暂时歇脚，不是终点和目的地，总有未来和希望；况且，无常的觉悟更使他具有了漠视一己得失利禄的超然品格，这种品格和他固有的积极用世、舍身报国的精神相反相成，相得益彰，成为他步入仕途的思想起点。
这一首诗是苏轼的七律名篇，诗人善于捕捉生活中瞬间的感受，并将它上升到哲理的高度。诗的前半部分，用形象新颖、优美动人的比喻，写出了人生的短暂、不定，后半部分则以叙事为主，用所见所闻所忆来深化“雪泥鸿爪”的人生哲思。全诗俊逸、流动，富有情韵。
下车伊始，苏轼便勤谨踏实地开展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苏轼抵达凤翔任所。凤翔离京一千一百七十里，地处宋与西夏国的交界之处，为边防重镇。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到庆历四年（1044）间，西夏年年入侵，并屡屡得胜，所到之处焚烧劫掠无所不为，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庆历四年达成和议，宋朝每年向西夏输纳大量银和绢帛，这才换来了西部地区的安宁和平，但是，沉重的赋役却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如今将近二十年过去了，战争造成的惨重损失依然没有得到恢复。苏轼一路所见都是破败的景象、赤贫的人民，心情十分沉重。他暗自发誓，要尽自己的力量，做一些有益于百姓的事情。
苏轼下车伊始，便勤谨踏实地开始工作。很快发现，在他负责的事务中，有一项亟待改革的弊政——衙前。衙前是北宋差役的一种，职责是运送官府所需的物资。按规定，服役者如果不慎失陷官物，必须以家财赔偿。凤翔府负责的衙前主要是砍取终南山的竹木，编成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经三门峡砥柱之险，运到京城。充当这一险差的人往往弄得倾家荡产，苏轼对此深感沉痛。在写给宰相韩琦的《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启，书信）》中，他便十分急切地反映了这一情况，他写道：这一差役制“破荡民业，忽如春冰”，希望朝廷引起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他广泛征求意见，试图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寻求出一个缓解的办法。经过调查，他发现运送木筏之害本来不至于这样严重，如果能趁黄河、渭水进入涨水期之前，由服役者考察水情，自行决定运送时间，损失便可以减轻不少。但是，长期以来，官吏们高高在上，不做具体的调查研究，任意发号施令，往往在河水暴涨的季节要求发运，所以贻害无穷。于是，苏轼禀明上司，修改衙规，从此衙前之害减少了一半。小试锋芒，收效显著，苏轼感到颇为鼓舞。
苏轼的上司、凤翔知府宋选，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仁厚长者，苏轼对他十分景仰，他们相处得也十分愉快。宋选为政勤谨，大小事务无不尽心，这一点从凤鸣驿在他执政前后判然不同的面貌，即可略见一斑。嘉祐元年，苏轼进京赶考，路过凤翔，本想在官府驿站投宿，谁知里面破败不堪，根本不能住人。六年以后，他重来此地，发现馆舍已在新任知府宋选的亲自关照下修葺一新，令过往来客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件事情给予苏轼很大启发，为此，还专门写了《凤鸣驿记》一文。他感叹道：
尝食刍豢者难于食菜，尝衣锦者难于衣布，尝为其大者不屑为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贵乎岂弟者，岂非以其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欤？夫修传舍，诚无足书者，以传舍之修，而见公（指宋选）之不择居而安，安而乐，乐而喜从事者，则是真足书也。
习于奢华而不能安于贫贱，只想做大事而不屑于做小事，这是世人的通病，也是天下不治的原因，只有去除不屑之心，从小事做起，天下才有可能达到大治。在走上仕途的最初阶段，苏轼便从宋选的身上学到了一种务实的精神。他自己本已具有仁民爱物的宽厚胸怀，又秉承了这种勤谨务实的为政精神，因而，以后他多次担任地方长官，政绩卓著，造福一方百姓。
然而，年轻的苏轼当时还不能明白，天下之事积重难返。官吏的勤勉尽责固然很重要，但是，北宋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着许多弊端，而且正在日益严重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好官良吏只能局部性地缓解矛盾，而不能根本性地解决问题。
社会需要一场彻底的大变革，而这场变革正处在酝酿的过程中。
国家贫弱，人民生活穷困难熬，苏轼对此无可奈何，只能在诗中抒发自己对民众的一片同情和悲悯。
一天夜里，寒风阵阵，白雪纷飞。苏轼从小生长在温暖的成都平原，对于下雪始终怀着一种孩子般的欢悦之情，所以，第二天一早，便兴冲冲地外出赏雪：
南溪得雪真无价，走马来看及未消。得自披榛寻履迹，最先犯晓过朱桥。（《十二月十四日夜微雪，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微雪的早晨，南溪显得格外美丽，朱红的小桥衬着洁白的原野，潺潺流水也显得更加清亮。苏轼迎着黎明的曙色，骑马跨过小桥，穿行于杂草树木丛错的小路上，看纷纷的雪花从枝上飘落。他高兴地发现，自己是南溪最早的游客，得以独赏这一份清幽的美景。他自斟自饮，流连忘返，不知不觉已是午后时分，这才猛然意识到，在这样天寒地冻的日子，穷困的百姓可能陷入到了难堪的窘境，想到这里，顿时觉得游兴全无，心绪悲凉：
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唯有暮鸦知客意，惊飞千片落寒条。（同上）
村子里的人屋子破漏，风雪潇潇的夜晚没有一处温暖的地方可以安睡，可是有谁怜悯他们呢？从早到晚语声悄然，那是他们饥饿无力的缘故啊。周围这样寂静，似乎只有乌鸦知道诗人的来意，它蓦然惊飞，震落雪花片片，来助他赏雪的雅兴。然而，黄昏暮鸦，寒风凄厉，此情此景，不能不叫人冷彻心骨。诗的前四句尽写探雪的欢悦，更显出后面村人饥寒的悲哀，因而全诗于清幽中透出现实的萧索与荒凉。
苏轼在凤翔任职期间，曾几度遇到严重的旱情。在科技不发达的封建时代，人们基本上靠天吃饭，遇上自然灾害往往束手无策，只能祈祷神明的救助。今天看来愚昧可笑，当时却是社会普遍的观念。所以，每当干旱来临，忧心如焚的苏轼，总是极其虔诚地履行求雨的职责，撰写出一篇篇字字含悲、情词恳切的祈雨文。他说：
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人民赖以生存的不过就是田中麦禾而已，可是今年滴雨不下，眼看颗粒无收，百姓就要食不果腹，无以为生，一方山神又岂能心安理得、熟视无睹呢？他多么希望能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来消除可怕的自然灾害带给人民的巨大痛苦。他常常在诗中这样吟唱：
安得梦随霹雳驾，马上倾倒天瓢翻。（《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幻想着能像传说中的李靖那样，巧遇龙王，得以跨上天马，行云布雨，解救人间的干旱；或者能学会斑鸠的鸟语，一声声唤来甘霖阵阵（民间有斑鸠唤雨的说法）。
一旦久旱逢雨，苏轼的欣喜之情便溢于言表，著名的《喜雨亭记》就是在嘉祐七年一场及时雨之后写成的。苏轼深知“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连年饥荒），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这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那年春天，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民方以为忧”，直到三月才微微地下了几场小雨，但是远远不足以解除旱情，到三月下旬，终于天从人愿，一场大雨连下三日，龟裂的土地饱吸甘霖，枯萎的庄稼重获生机！
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喜雨亭记》）
苏轼怀着无比快乐的心情，将他新近建成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以示庆贺。文章笔调轻灵活泼，行文富于变化，生动地表现了苏轼关心农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忧、与民同喜的可贵精神。
来到处处藏宝的凤翔，酷爱文物的苏轼恰似鱼儿得水
凤翔是有名的古都，文物很多，秦刻的“石鼓”，[3]秦碑“诅楚文”，王维、吴道子画的竹和佛像，唐代著名雕刻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印度佛教人物像），东湖，真兴寺阁，李氏园，秦穆公墓，被称为“凤翔八观”。
对于人文古迹，苏轼从小就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如今来到这处处藏宝的地方，恰似鱼儿得水，每每利用公余之暇，反复观摩赏鉴，并一一以诗记之。
嘉祐六年（1061）冬，苏轼初到凤翔任，循惯例去孔庙拜谒圣人，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石鼓：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石鼓歌》）
古拙的形态，飞动的文字，恰如传闻中所描述的那样，诗人既感快慰，又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想要进一步了解的愿望。他一边仔细揣摩，一边用手指在身上描画；他想要朗读，可是就好像被什么东西钳住了口——那古奥玄妙的文字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发音。有的像蝌蚪，有的像新月，有的就像风中飘摇的禾黍，而有的则已模糊湮灭……诗人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好不容易才认出了五六个字来，不免也有些灰心泄气了：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同上）
当年好古的韩愈面对石鼓已感叹生得太迟，何况如今又已是百年过去了呢？这毕竟是我国现存最古的石刻文字，据说还是号称中兴的周宣王时代文治武功的遗迹，它经历了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沧桑，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大劫难中，石鼓神秘地失踪，直到唐代初年才又重新出土，从此为历代文化之士所景仰……诗人追思石鼓的遭际，不禁感慨系之：
兴亡百变物自闲，富贵一朝名不朽。细思物理坐叹息：人生安得如汝寿。（同上）
历史兴替，富贵殆尽，只有这岿然石鼓却是永恒的存在，成为传世的宝物（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全诗六十句，用词典雅而摹写入微，结构严谨而时起波澜，刻意锻炼，惨淡经营。在此之前韩愈也曾写过《石鼓歌》，苏轼此诗有意和他争胜，终于成为吟诵石鼓的两篇名作。
苏轼自幼喜欢绘画，尤其酷爱王维、吴道子的画作。王维，字摩诘，唐代著名诗人，长于绘画，他的山水画为南宗画派之祖。吴道子，又名道玄，唐代著名画家，尤其擅长画佛像，曾担任唐玄宗的宫廷画师，时人称为画圣。苏轼在凤翔的普门寺和开元寺看到两位著名画家的真迹，立即被深深地吸引。
吴道子画的是释迦牟尼佛在两棵高大秀丽的菩提树下灭度（即死亡）前，最后一次讲经说法的壮观场面：
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泣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
佛祖趺（fū，佛教徒盘膝打坐）坐于双林之下，头上神圣的光轮有如东方初升的太阳，天上地下，无数有情众生，争先恐后，仔细聆听这最后的法音，有的迷惑不解，有的恍然大悟，有的悲泣，有的微笑，姿态表情各个不一，都在吴道子传神的笔下，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王维画中的释迦弟子形容清癯，眉目间自有一种淡泊超然的气质，面对尘世的荣辱，静如止水，冷如死灰。画上还有两丛墨竹，虬根劲节，枝叶交错，生气淋漓，仿佛正在风中簌簌飞舞：
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同上）
苏轼反复品味，对两位画家叹赏不止：
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同上）
从性情上，苏轼特别喜欢吴道子雄伟奔放的笔触：
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同上）
正如他在《书吴道子画后》中所评论的：
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
而这也是苏轼本人写诗作文的突出特色。
从审美趣味上，苏轼则极其推崇王维的诗画相通：
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王维吴道子画》）
王维其人其诗其画，都有一种高洁绝尘的气质，诗情画意融为一体。苏轼对之玩味不尽，他说：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
他完全被这两位古代艺术家所征服，“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苏辙《龙川略志》），有时候甚至流连忘返直到深夜：
嘉祐癸卯上元夜，来观王维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题凤翔东院王画壁》）
在昏黄的灯烛之下，画上的僧人仿佛都一个个地动起来了，是真？是幻？迷离恍惚，苏轼好一阵都无法分辨清楚。
经过仔细地揣摩比较，苏轼最后指出：
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王维吴道子画》）
吴道子能够精妙绝伦地描绘事物的形态，还只是画匠的技艺；而王维的画，突破形似直取神似，反映出事物的内在精神和作者的思想感情，如同仙鸟飞离樊笼，在广袤的天际自由地翱翔，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大手笔。这一思想明确标示出苏轼心目中画工和艺术家的分野，为文人画派提供了理论基础。
抱着远大理想走上仕途的苏轼，时时感到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异
忙时勤于公事，闲时欣赏古迹，应该说生活还是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的。可是，抱着远大理想走上仕途的苏轼，却时时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国家如此贫弱，人民如此困穷，自己的许多努力都劳而无功。
就拿衙前一事来说吧，这是苏轼走马上任之后办的第一件实事，然而，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这一问题。“自择水工，以时进止”的改革措施，只有在没有紧迫的国家大事时，才收到一定的成效，一遇非常之事，衙前之役便又成了百姓的劫难。
嘉祐八年三月，宋仁宗驾崩，十月将葬于永昭陵。为了修筑陵墓，朝廷责令凤翔府输送大批木料，苏轼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来应付这一桩公务。适逢大旱，河水干涸，木料运不出去，苏轼内心无比痛苦：
桥山（陵墓工程）日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愬（反对），民劳吏宜羞。（《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
老百姓不堪重负，苏轼深感自己当官不能为民造福，羞愧难言。他幻想自己拥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以便解除人民的痛苦，可是这种虚幻的想象于事无补，他整天看到的只是不忍入目的惨状：
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渭水涸无泥，菑堰（堤坝）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同上）
渭水干涸无泥，役夫非常辛苦，烈日骄阳之下，背着沉重的纤绳，一步一步艰难行进，面对这种情形，苏轼难过得连饭也吃不下去。
沉重、乏味、没有希望、没有亮色的宦游生活，令苏轼深深倦怠。
美好的年华就这样无谓地消耗。他感叹：“人行犹可复，岁行那可追？”（《别岁》）
亲友离别，还可以重逢，岁月流逝又怎能追回？他忧虑：“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守岁》）
年复一年，岁月蹉跎，理想将成泡影。他恐慌：“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在无所作为中，青春正在悄然而逝。他油然生起对家乡的无限思念：
西南归路远萧条，倚槛魂飞不可招。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昏昏水气浮山麓，泛泛春风弄麦苗。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题宝鸡县斯飞阁》）
在一个春日的午后，诗人登上宝鸡县斯飞阁，向西南方向纵目远眺，通往家乡四川的归路冷落、凄凉。他凭栏伫立，心儿早已飞向遥远的故乡。斯飞阁下，原野辽阔，漫游其上的牛羊被衬托得犹如大雁、野鸭一般大小；天宇深广，远处的草木好像与白云相接，朦朦胧胧的水气漂浮在山脚，和畅的春风抚弄着葱翠的麦田。“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汉·王粲《登楼赋》）眼前所见的新春美景不能抚慰诗人怀乡的愁绪，反而使他更加思念故乡久违的山水。他慨然长叹：谁让我留恋官位而轻易地抛离故土呢？唉，今生今世，我是不可能像渔父、樵夫那样悠游度日了！
但是，苏轼毕竟是一位积极向上的青年，尽管偶尔会有消沉和倦怠，儒家用世思想始终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面对苦难的现实，衰弱的国势，苏轼的报国之心会时时勃发。
又是一个早雪的天气，他提笔抒写道：
岐阳（指凤翔）九月天微雪，已作萧条岁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传达命令的马车）问西琛。（《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之一）
地处西北边陲的凤翔，九月便已下了初雪，仿佛岁暮景象。昼短夜长，寒风阵阵，家家户户传出急促的捣衣之声。自己闲居官衙，无所事事，白发渐生，只能借酒消愁。难道就这样消沉下去么？不，我已买好御寒的皮裘准备出塞，愿意接受王命，使西夏前来归附！立功塞外的报国之志跃然纸上。
在干预现实的精神鼓舞下，他还写了一些反思历史、指斥时弊的诗歌。如咏史诗《郿坞》，借古喻今，语多讥刺：
衣中甲厚行何惧，坞里金多退足凭。毕竟英雄谁得似？脐脂自照不须灯。
这首诗是嘲骂汉末董卓的。董卓是个奸相，怕人行刺，在衣服里加了厚甲，自以为可以确保生命安全，他把民脂民膏搜聚在他所盘踞的郿坞，扬言“事成雄踞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晋·陈寿《三国志·董卓传》）。然而，他后来失败了，被暴尸长安，时遇酷暑，肥胖的躯体流脂满地，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就在他的肚脐眼装上灯芯，像点灯似的烧了几天。诗的后两句说：照明不须灯，真算个无与伦比的“英雄”！嬉笑怒骂，鞭挞有力。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
苏轼在凤翔任职三年，于宋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正月解任还朝，以殿中丞（管理宫廷事务的殿中省的官员）差判登闻鼓院（受理官民建议或申诉的机构）。
英宗久闻苏轼大名，想破格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起草皇帝诏书）或修起居注（记录皇帝言行）的重任。这一职位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有权参与国家的重大决策，历届不少宰相都是从这一职位上擢升的。但是这一想法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他认为苏轼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将来一定会得到朝廷的重用，而目前他年纪轻、资历浅，骤然提升，不能令人心服，应该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培养过程，主张按常规经过考试，授予馆阁的职位。
君臣之间这一番讨论，不免外传，心胸开阔的苏轼听到之后，丝毫没有不满情绪，他认为这是韩琦对他的爱护，所以，欣然听从安排，参加馆阁考试，又以最高的“三等”入选，授直史馆（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馆阁之职，最重文才，一经入选，便已跻身社会名流之列，虽然没有实权重任，却是一般文人最为向往的清要之职。苏轼在这个位置上，得以饱览宫中收藏的珍本图书、名人手迹和传世名画等。
然而，五月二十八日，不幸的事情突然降临在苏轼的身上。夫人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留下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苏轼万分悲痛，回想十年来美满恩爱的婚姻生活，无法接受这惨痛的事实。他呆呆地坐在夫人的灵前，无数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结婚的那年，王弗还只有十六岁，满脸娇羞，楚楚动人。她勤快、孝顺、性情温柔，谨言慎行，深得全家上下的喜爱。刚刚嫁到苏家时，她从来不曾和人说起过自己知书识字，只是每当苏轼读书，就拿着针线活静静地坐在一旁，整天不肯离开。有一天，苏轼背书，背着背着，突然卡壳了，急得抓耳挠腮，王弗悄悄抿嘴一笑，轻轻地提示了一句。这轻轻的一句，恍如巨雷惊梦，令苏轼大吃一惊，于是，他指着满屋子的书逐一考问，王弗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想不到她竟然这样聪慧颖悟而又沉静自持！这一发现令苏轼惊喜异常，从此，小夫妻的感情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后来，王弗跟随苏轼游宦凤翔。她深知丈夫性格爽直，心无城府，所以特别留意他在外面的日常行事，每天回来都要详细地询问，惟恐他有所失误，吃亏上当。她说：“你离开父亲远了，凡事就没有人指点了，不可不慎重啊！”并且常常引用公公的话提醒丈夫。每当有人来拜访苏轼，她就悄悄地躲在屏风后面听他们谈话，过后便以自己精明的头脑加以分析判断，帮助苏轼明辨人情是非。
有的人毫无主见，王弗说：“这个人说话模棱两可，总在暗暗揣摩你的意思，一味迎合，你何必和他多说话浪费时间？”有的人专意讨好，第一次见面就显得亲密无间，王弗分析道：“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她的这些观察和分析，事后往往得到证实。
苏轼自然真率，略无外饰，像他自己所说，“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不论亲疏，都吐以肺腑之言，快快活活，无忧无惧。这种性格，虽然使他赢得无数朋友的喜爱，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却也让他没有少吃苦头。他们夫妻二人在性格上形成最佳的互补，所以，久而久之，苏轼很自然地对夫人产生了深深的依赖。如今，她竟猝然撒手而去，令苏轼在情感上和理性上都有一种无依无靠的失落，内心的悲恸难以自抑。
王弗死后，灵柩暂时停放在京城西郊，准备日后有时间再扶柩还乡，安葬在苏轼的母亲程氏夫人的墓旁。
虽然人死不可以复生，苏轼对夫人的怀念和敬爱却永远也不衰减。十年以后的一个夜晚，梦见夫人，他依然悲不自胜。梦醒之后，面对忽明忽暗的残灯，听着窗外凄厉的北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于是，披衣下床，提笔写下一首情辞凄婉的词作《江城子·乙卯（熙宁八年）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人含悲带泪，字字真情，将满腔思念倾注于笔端，创造出缠绵悱恻浓挚悲凉的感人意境。生死异路，幽明两隔，十年长别，音讯渺茫，而往日的深情，总在不经意间浮上心头，难以忘怀。王弗的孤坟远在千里之外，凄风苦雨，冷落苍凉；词人独行于人生路上，历尽坎坷，憔悴孤独。生死幽明的界限，时间空间的阻隔，使一对情深意切的伴侣永相暌离。上片直抒胸臆，诉尽心灵深处无限沧桑；下片记梦，以日常生活小景的描绘，表现当年恩爱幸福的生活，从而更衬托出今日“无处话凄凉”的悲苦。故乡的老屋，绿荫掩映的小窗前，年轻的王弗正临窗对镜，梳理她如云的长发。久别重逢，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惟有默默相偎，珠泪涟涟，在无言中倾诉十年相思的苦痛。然而，梦短情长，梦醒之后，是更深的悲凉，词人遥想故乡的坟冈上，松枝摇曳，月影斑驳，愁肠百结，夜不成寐……词中采用白描手法，出语如话家常，却字字从肺腑流出，自然而又深刻，平淡中寄寓着真淳，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作。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苏轼还没能从丧妻的巨痛中解脱出来，第二年四月，父亲苏洵又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当时，苏洵参与编写的礼书刚刚脱稿，而独自撰写的《易传》却还没有完成，临终之前，谆谆嘱咐苏轼、苏辙续写成书，两兄弟含泪接受遗命。苏洵逝世的消息传到朝廷之后，英宗诏赐银一百两，绢一百匹，韩琦、欧阳修等元老重臣都送了厚礼，苏轼一一婉言谢绝，只求追赠官爵。英宗诏赠苏洵光禄寺丞（宋前期为寄禄官名，从六品上），并命官府派船，专程护送苏洵的灵柩回四川老家。
六月，兄弟俩由汴水，入淮河，溯江而上，经江陵入蜀，扶柩还乡，依礼守制家居。
[1] 现存苏轼的最早两首诗，是作于嘉祐四年（1059）的《咏怪石诗》、《送宋君用游辇下诗》，时作者丁忧居蜀。但一般的苏诗编年集子都以《南行集》为开端。
[2] 宋代官制分为“官”、“职”（殿阁职称，如某某殿学士）、“差遣”三种，前两种是虚位，不任实职，只有差遣才是实际职务。这里的“大理评事”（司法机关大理寺的属官）是“官”，“签判”是“差遣”。签判，“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知府的助理官。
[3] 石鼓成于何时，究属何物，历代说法不同。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定为秦襄公时所制。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有《石鼓为秦刻石考》一文，定为秦献公以前、秦襄公以后之物；并认为“石鼓”之名不妥当：“此正刻石之制，非石鼓也”，“特为正其名曰‘秦刻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