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一

在文学史上，维克多·雨果（1802—1885）主要是诗人、小说家、剧作者，而不是专门的理论批评家。但是，雨果作为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人物，作为文学史上一位成就很高的浪漫主义作家，他的理论文字既是当时浪漫主义运动重要的理论文献，也是浪漫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理论标本，今天对我们仍有思想材料的意义。

雨果作为诗人的创作活动开始得很早。以1822年的《短曲初集》为标志，他不到二十岁便已作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诗人出现于文坛了，而他在理论批评方面的活动，则正式开始于1819年，这正是法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形成的年代。

一般文学史家都认为，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主要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当然，也应该看到，早在十九世纪初，新文学运动的倾向便已经显露出来了，人们不再只注视着本国的古典主义传统，而开始把眼光投射到国境之外去寻求新的东西。当时，斯达尔夫人便在她的论著里，介绍和赞扬德国和北欧的富有浪漫主义的灵感和诗情的文学，拜伦、司各特、席勒、蒙苏里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也开始被广泛地介绍到法国，并且受到很大的欢迎。这都说明了法国本国原来的古典主义文学不再能满足新时代新精神的要求，人们不得不去借鉴和借用外国反映了相应的精神或有相似的精神表现的作品，正如司汤达所说的：“古典主义是只能给当代人的祖先以愉快的文学，而浪漫主义则是能给予当代人以愉快的文学。”[1]虽然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新的时代就产生了对新文学的要求，但紧接革命之后是一连串动荡不宁的日子，用拉法格的话来说，当时“政治危机和革命喧扰消磨了大家的精神，使人无暇顾及任何严肃的文学问题”[2]，即使已经出现了具有“日后浪漫派文学将要加以发展和夸大的一切优点与缺点的萌芽”[3]并风靡一时的两部作品：《阿达拉》与《勒内》，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仍然没有形成。直到二十年代，才出现了成批的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品，才有了浪漫主义者的第一文社和第二文社；而发展到1830年，便有了著名的《欧那尼》的演出，标志了浪漫主义对伪古典主义的最后胜利。

在这发展过程中，1820年前后可以说是一个开端。在这时，短短两三年中相继出版了拉马丁、雨果、维尼等人的诗集，这些作家以共同具有的强烈的个人抒情的色彩和浪漫的想象而形成了新的风格。对于其中的诗集，圣佩韦当时赋予这样重要的意义：“从此，在真正意义上的我们的诗歌才找到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色彩和自己的音调。”[4]一系列浪漫主义的文学刊物这时也相继创刊了：《文艺纪事》在1820年，《法兰西缪斯》在1823年；而浪漫主义者的第一文社也是在1823年成立的。新的流派在形成，新的文学运动在发展，保守的法兰西学士院领导人阿日在他1824年8月20日的一篇演说里不得不承认：“很多对古老原则怀着虔诚的尊敬而成长起来并受过无数古典杰作熏陶的人士，都对这一新派别的发展感到忧虑不安。”正是在文学领域的这样风起云涌的背景里，雨果开始了他的创作活动与批评活动。

1819年，雨果与他两个兄弟合办了刊物《文学保守者》，从这时起，他不仅写作了他最初的小说和以后收集在《短曲与民谣集》中的一些诗歌，而且撰写了不少文艺随笔、作家作品评论，其中较重要的有写于1824年前后的论司各特和拜伦的文章。后来，1834年雨果把这些文章和他在1830年以后写的一些政治随感、历史评论编在一起，这便是《文学与哲学杂论集》。

在早期从事批评活动时，雨果还没有摆脱他那具有保王主义和天主教信仰的母亲在他少年时所给予他的影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时他“是一个斯图亚特分子、詹姆士王党、封建骑士”，“爱旺岱甚于爱法兰西”[5]。因此，这些文章有的便不能不留下他早期的政治偏见和宗教思想的痕迹，如在《论伏尔泰》一文里，雨果对法国大革命和为这次革命做了舆论准备的十八世纪启蒙运动都抱否定态度，对启蒙运动作家伏尔泰进行了苛刻的非难和偏激的指责。除此而外，雨果在写这些文章时，也还没有成为自觉的浪漫主义者，因此，在有的文章中，还企图以“调解者”的身份带着“明智的语言”出现在浪漫主义与伪古典主义两个对立的营垒之间。即使有这些缺陷和不足，还是可以从这文集里看出作者浪漫主义的文学见解和主张。

在雨果的第一篇理论批评文章《谈戏剧》中，已经有了他以后著名的文学序言和理论专著中某些论点的萌芽，如他强调戏剧应该有曲折的情节，应该表现非凡的人物：天使与巨人，并要具有激情，等等；而他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司各特与拜伦的评论，就更充分表现出他浪漫主义的文学趣味和美学原则。《论司各特》与《论拜伦》是雨果带着激情写就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两位与他属于同一流派的作家的崇敬和喜爱。他极力赞扬司各特的历史小说，认为这些作品既表现了过去的历史时代，使这些时代带着自己原有的色彩和情调复活过来，又表现了“人类的心灵”，塑造出了鲜明的、强烈对照的人物性格。雨果并不特别重视作品是否忠实于历史真实，而是重视司各特作品中所表现的“情趣”、色彩和想象，称赞“他的想象掌握和迎合所有人的想象”，称赞他小说中奇妙的情节和构思，把他的作品视为一种典范。这不仅说明了司各特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是如何投合雨果的爱好，而且表现出了雨果关于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浪漫主义的理想和原则。在《论拜伦》一文中，他把拜伦视为与法国浪漫主义者同一家族的成员，说拜伦的逝世是他们切身的不幸，因为他们与这个英国诗人已经“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情感的交流”，“好像亲兄弟，好像两个曾经同甘共苦的朋友”。虽然雨果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不承认自己的浪漫主义者的身份，但他实际上却是代表着这一新流派在说话；虽然，他在《〈短曲与民谣集〉1824年序》中还说要充当新旧流派的调停人，但在这里他实际上也在对保守的伪古典主义进行批判了。他嘲笑伪古典主义者像可笑的傻子罗兰想要用过时的死亡了的东西冒充有生命的东西。他说，旧时代的文学应该随同旧时代而隐退，新时代需要新的文学和流派，并且把拜伦所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视为当然的合法的新文学流派，还通过拜伦的创作指出新文学、新流派具有幻想的魔力和自然的本色，善于表现理想、情感和自我，并勇于参与社会斗争，等等。所有这些见解，都是浪漫主义的。因此，应该说，雨果早期的文艺理论，虽然有不成熟和自相矛盾之处，但和他后来的主要论著完全是一脉贯通的。从这些理论文章中，可看出他日后一系列完备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某些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