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解释习俗

爱尔兰西部的乡间小镇上，一个陌生人的到来仍不失为一则新闻。即使处于机器为尚的时代，人们好奇的闲情逸致依然犹存。然而，当这个陌生人既没有像一般游客那样急着赶往下个景点，也没有炫耀任何户外跋山涉水的器具装备时，这事儿在当地人的眼里开始显得非同寻常了。平日里，镇上银行新来个职员，或土地局添个公务员[16] ，都在大伙的意料之中；当事人也会很快进入他的角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就算某个移居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佬”回乡，人们在确定了他的父母是谁，大概会有多少积蓄，并对他的穿戴和举止品头论足一番后，也就弃之脑后了。

令人费解的是，这个陌生人明摆着成天只干一件事：揣个笔记本，这儿转转，那儿转转，找人拉家常，扯闲天。随着他自称是个“人类学学者”，围绕他的神秘色彩愈发浓重了。小镇里的“窥窗”——布林斯利·麦克纳马拉以此为题写了一部描写爱尔兰乡间生活的小说[17] ——非但没有很快关上，一连串咬耳根的猜测旋风般地紧随陌生人，穿梭在小镇狭窄的老式街道上。

好在光阴流转，怪事得到了认可。时间使神秘的东西变得有规律可循，变得熟悉起来。渐渐地，这个人类学学者终于被当地人所接纳。就连他那令人生畏的头衔，随着人们相互传递其意思，也变得容易理解了。如今的爱尔兰人，通览博学。一阵争相借阅郡图书馆里的人类学书籍之后，大伙对人类学学者是干什么的，胸有成竹：一个“寻找旧时习俗”的家伙。

放在过去，这样的诠释或许就足够了。可是，今天的人类学远不止探寻古老习俗那么简单。就拿爱尔兰来说吧，虽然传统的凯尔特生活方式依然徘徊延续至今，人类学学者在设计调研目的时，需要考虑更多的方面。我准备利用这第一讲着重讨论这个新目的，以及我们是如何将其应用到在爱尔兰的田野调查之中。余下的五场讲座里，我将会向你们介绍爱尔兰南方和西部乡下的一些习俗和信仰，并结合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新的目的，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个搞人类学的人声称要谈论现代民族的生活，这乍听起来显得有些自负。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自以为是”这件事，给予澄清。在有些人眼里，人类学学者这么做如同工程师或物理学者放弃自己的专业领域，转而弄起了玄学或伦理。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样做似乎流露出一种对所谈及的民族有失敬意的态度。然而，不务正业和缺乏尊重的两项指控，都不恰当。我们的困惑，如果确实有的话，其实来自对“人类学”这个词的成见。

人们习惯地认为，人类学学者的工作是收集野蛮人和起码也是半开化文明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做法。当类似的怪异做法偶尔在文明人中出现时，我们顶多视其为迷信的残存之物[18] ，值得研究它也仅因其珍奇罕见。那么，为什么要做现代爱尔兰的人类学研究呢？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也很难把爱尔兰人与原始人和野蛮人放到一块。如果接下来，还要把爱尔兰农民的生活方式与残存的原始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看问题，这显然行不通，我们既不能笼统地宣判他们为野蛮人，也没有理由视其为原始初民。

如此一来，我们对“人类学”这个词的理解一定是出了问题。所以，先让我们把它纠正过来。

要想纠正人们的看法，就要先解释人类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在过去三十年间，科学的概念性基础所发生的变化迅速传播，也影响到了人类学学者。与我们所有人一样，人类学学者也经历了一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革命。

很久以前，人们对于建立一个单向直线性的人类社会进化模式，已经不抱希望。研究人类的学者们很早就承认，人类的成长绝不是一条简单笔直的路径。打个比方说，最初他们还曾以为原始初民像是落伍的孩子，滞留在人类经验学校较低年级的水平。但这一观点不久就散架了。新的证据表明，事实上有许多不同经验的学校存在。而且显然这些学校之间只能间接地进行比较，因为它们在课程设置上几乎没有多少共同之处可言。每一个人民创造他们各自的适应方式。今天，正是这些不同的适应方式吸引我们去做比较，而不是比较不同的历史进程。

那些曾一度让我们相信人类具有共同习得课程的证据，此时有了新的意义。也就是说，所有的现代社会（包括我们美国社会在内）呈现出多样的历史进程，也均带有人类发展的之前状况。进化论的思维方式让我们称那些之前状况为残存之物，标志着较低级的、已过时的生活方式。如果拿孩子的成长过程做比喻，残存物就是被遗忘了的童年留下的模糊记忆。

但时至今日，连这个比喻也行不通了。心理分析学者发现，童年的记忆到了成年并未忘怀。他们的研究工作摘下了成年人的理性面具，袒露出下面潜意识的非理性。近乎同样的研究进展也出现在人类学界。身处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学者，很快揭穿了所谓唯有文明人才具有成人心智的自负虚夸。现在，人们翻开从马林诺夫斯基在美拉尼西亚到赫什科维茨夫妇在南美荷属圭亚那所做的现代民族志，阅读其中任何一页上的描述，都会对曾有过的自鸣得意而感到震惊。[19] 其实，所谓野蛮人的行为里既有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成分，与我们相差无几，只是混合的具体内容有所差别罢了。有位论述我们现代社会的帕累托先生，在他的著作里撕去了我们自恃优越的最后几缕幻觉，仅就我们现代人的非逻辑之处，他足足写了四大卷！[20]

意识到了这一点，人类学学者不得不与大家共享这个时代在道德上的犹豫不决。我们不再像父辈和祖辈那样，对进步信心满满。对于人类势必一路冲向完美境地的看法，对于今天的文明处于这个上升过程最高点的看法，我们也不再那么胸有成竹。相对论的视角甚至影响到我们对什么是文明的评价。

但不管怎么说，这场信念上的震动起码在研究人类的学科领域里产生了正面的效应。它把客观性置于更加宽阔的视野，让我们看到道德价值的绝对性本身也是人们在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里的表达。人类学学者必须尽早学会这种包容。如果带着个人的评判偏见进入世界上成百上千的道德环境中去做田野，只会招来成百上千的对立和敌视，到头来除了挨骂恐怕什么也没学到。辱骂别人“习俗粗野，毫无教养”完全无助于我们在知识上的长进。

正是这项寻求新事实的工作，给人类学换上了新面孔。非规范性科学是对观察到的信息之间的关系进行陈述。但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重新构建的人类历史，是亲眼观察不到的。而另一方面，原始初民当下生活方式的真实现状，就摆在我们眼前。如果赶紧去找寻，新的事实就在我们手边。

于是，田野工作的价值和名声大幅提升。人们在谈论某种文化特征或风俗时，不再满足追求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所经途径，不再满足从一个历史时期追溯到另一个历史时期，从一个部族跟踪到另一个部族。这样的追究虽然确有价值，但除了达到事先声明过的已知目的，即对文化传播和人类交流进行研究，它却不能引领我们走得更远。它甚至不能如期所望地那样成为一部人类创意发明的完整记录，因为文化特征的起源早已失落在过往的渺渺雾霭之中。

文化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迫使人们将注意力转向新的方向。对某个具体领域做详尽的研究，开始主导人类学学者的兴趣。部族、原始社区和宗族可能会亮出新的事实。并且现在的研究兴趣不必聚焦文化特征或某一习俗，而是更加关注文化的即时承载者——人。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研究人类的学科居然需要进行一番彻底的人性化变革。但是，这一点的确做到了。人类学学者在走过一段很长的路程之后，终于实现了这场变革。

现在关注的新事实是有关人的事实，而不是文化的资料，尽管这听起来并不显得那么革命。虽然人类学学者一直都在记录人类的所作所为，一直都在追求其解，但却从来没有把人的行为本身作为研究原始初民的焦点。而正是这个重心的转移，蕴藏着革命性。

为了说明这一转变的性质，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过去遇到一个部族，人类学学者会追究：这个部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吗？它是从哪里获得这个习惯？它的一夫一妻制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在这之前又经历过哪些阶段呢？而现在要提的问题则是：部族男性在寻求伴侣时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是什么促使他们这么做？他们的行为对生活中的其他方面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又比如，人类学学者以前会问使用弓弩的初民：你从哪里得到的这把弓？这种形状的弓，你是怎么学会制作的？而现在问的则是：你拿这把弓做什么用？你用这张弓捕获猎物，然后与朋友分享，那么它对你和你的朋友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呢？还有，在跳舞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起劲地挥舞这把弓呢？

换句话说，人类学从关注形式和制度的历史，转变为对行为的研究。虽然新问题获得的答案不能带给我们有关人类进化过程的启示，但作为人类行为的信息，它们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

正如你们所见，这个新的好奇点即是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研究人的习俗是研究他的社会行为，因为他总是作为家庭、宗族、部族或社区的一名成员而行事。人类学学者很早就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习俗与他所属群体的生活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习俗的意义就蕴藏在个人的社会适应之中。

人类学在迈出这一步之后，必须正视自己的新面孔，必须将自身愈加靠向社会科学。

于是，“社会人类学”这个旧词在经历了上述一番意义上的转变后，涵盖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新领域。社会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的一支学科，正如我们在下面的讲座里要做的，关注的是人的行为，而不是人体结构、面相，或是久远文化的考古遗迹。经过这场变革，它已经非常贴近社会学了。

但社会人类学是通过与正规社会学不同的途径完成了把人的社会性作为研究重点的转变。所以，在步入社会研究领域时，它还带来自身特有的方法和经验。

正因为如此，社会人类学学者认为，他的贡献会有独到之处。我们已经了解到，过去所谓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界线，现在已经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的了。如今典型的现代逻辑思维方式出现在莽林居民身上，根本算不上什么稀奇；而我们每个现代人也会不时表现出典型的“原始”行为的特征。事实上，我们和我们的野蛮人兄弟（或许有人更愿意称他们为隔了三代的远房堂兄表弟）共享许多相同的社会机构——家庭、社团，甚至有着相同的政治组织，例如王族皇室和民主投票（后者是北美洲易洛魁印第安土著人的习惯）。有些人喜欢把这些相同之处认作“初始形式”，不错。但这虽然慰藉了内心的虚荣，却改变不了我们与原始初民相像的事实。

人类学学者感到，他对原始初民社群进行研究所获得的上述经验意义重大。在那里，他面对面地看到了社会的整体，有机会一瞥在单独站立的树木背后的那整座森林。他能看到他所研究的人们的整体，那个超越和超出构成他们文化的局部——社会制度、习俗特点、信仰类别——的整体。也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的经验，让他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到更大的范围里尝试身手。

人类学学者获得的信心直接来源于该学科对人类行为研究的新侧重，这也是对原始初民人性化认识的一部分。这一新侧重很快发展为对整体的研究。大部分原始社群的人口数量较小。然而作为微型社会体系，它们却展示了大型社会的所有特征。我们称为经济、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礼节、教育、法律、习俗、政府的各种社会活动，他们的社会里都有，只不过没有我们使用的名称，活动类别的区分也不那么明显罢了。

对于观察者来说，规模的大小极有价值。规模小能让他客观地看到整体，而要在我们现代社会的生活中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也不现实。规模小还能使构成整体的部分之间的相互连接跃然纸上，清晰可见。由于规模小势必结构简单，所以观察者澄清社会关系的工作量，从起步时便已减半。

规模小的好处不仅于此。今天的社会学研究面对规模庞大的现代社会和由此产生的不计其数的人类行为，要想排除模糊观察视线的信息，界定可操作的社会研究问题，是项巨大空前的任务。让我们试想一下，就拿研究政治意味着什么来说吧，这里指的不是研究政治理论，而是研究现实生活里的政治实践。譬如描述一个政治党派，撇开它是什么或者应该是什么，而去刻画它影响大众生活的社会功能，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一辈子都用来揭露丑闻的耙粪者林肯·斯蒂芬斯或许可以做到，另外，如果阿尔·史密斯更善于言辞，或许也能做到。[21] 但是，即使有他们如此广泛丰厚的经验，要想帮助我们概括出能够解释政治领域里个人的真实行为的普遍规律，也会力不从心！难上加难的是要进一步解释，比方说，坦慕尼协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不仅需要指出这是美国市民生活的漂亮脸蛋上的一块污渍，还要说明这一现象与支配人类行为的规律之间的关系真谛。[22]

我绝非在说，在原始初民中做田野调查的社会人类学学者，已经找到了应对如此庞大规模的研究对象的芝麻开门秘诀。但我的确想要说，他已经有了一条线索。我希望能向你们展示，由于社会人类学学者有能力在微型社会体系中对可类比性问题进行研究，小规模社会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有助上述大规模探索的技巧。

比如，在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兄弟之间的一场争执往往牵带出部族生活的习惯，触发部族生活一整套的传统机制的即时运作：人们解决冲突的不同方式，揭示了将部族与部族、亲属与亲属紧密相连的互惠原则下的社会行为规范；可以看到魔法和招魂术怎样影响特定的部族成员，引导大伙认为冒犯者实际是在为以往的过节施行报复；事实上，每当扰乱正常行为秩序的核心事件发生时，例如某人因宗亲乱伦而畏罪自杀，部族生活的全部规范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兴奋起来。此刻，我们便有可能对整个社会体系的动力十足的种种功能进行描述。由于观察对象规模小，加以人类学学者置身事外，这为客观地分析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机会，如同化学反应实验，可操控、可演示。

人类学学者亲历了个人行为引发整个社会体制充分运作的体验，坚定了跨入现代生活做调研的决心。读过林德夫妇对“米德尔敦”研究的人，一定记得那个开创性的尝试。他们做的是正规的实地调查，以描述为主。有了林德夫妇做表率，美国城镇的大街也躲不过人类学学者探究的目光啦。从那时起，越来越具有分析特点的其他研究开始出现，并且还在继续发展。既然美国的大街都是人类学研究的正当捕捉对象，那么在爱尔兰做田野调查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我恐怕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才回到爱尔兰，回到那个“寻找旧时习俗的家伙”的话题，希望你们多包涵。现在再回头看乡下人对人类学学者是干什么的理解，词不达意的地方就很明显了。旧时习俗和信仰确实是我们要关注的，但我们强调的是新的侧重：活跃至今的旧时习俗对于乡下人现在意味着什么？他们所归属的绵延千年的生活方式，究竟是什么？我们或许可以在时光隧道的昏暗雾霭中揣测它的起源，这方面的探索还是可以做的。但我们不会完全依赖那个揣测，因为如果那样做了，便是放弃了现状给予我们的大好机遇。

现状不会告诉我们太多的某个习俗或信仰最初萌芽时的意义，但现状却能够教给我们，在那些遵循习俗和持有信仰的人们的生活中，它们现在具有怎样的意义。

需要小心的是，我们不能把新的探索又变成揣测。诠释的意义是否合理，这要通过经验这一关。作为人类学众多分支之一的社会人类学，已经从主要依靠历史的假想转变到关注社会互动上来，成为了一门行为科学，或者借用布里奇曼引入自然科学的更为恰当的形容词，成为了一门操作性科学。[23] 如果人类学学者避开所有的说明，只对他所观察到的人的行为进行解释，并且只有在其解释经受了再次观察的检验才被接纳时，人类学学者方可跻身于科学发展的主流，即使不尽完美。

在冲入田野大干一场之前，好好了解一下眼前的这片土地，不失为明智之举。对于未来可能遇到的惊喜，谁都希望事先略知一二。

爱尔兰，特别是凯尔特文化浓郁的南方，向来都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爱尔兰的城市——尤其是人文对话艺术的最后重镇都柏林——同爱尔兰乡村一样，魅力十足，令人神往。但我们在这里着重关注的是爱尔兰的农村地区。

我们多数人心中对爱尔兰农村至少有四个印象；就像凯撒大帝划分了高卢，我们也在爱尔兰分出四块领域，不过它们不是地理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大概我们首先想到的爱尔兰是昔日闪烁着“凯尔特薄暮”的神秘大地，养育了辛格、叶芝和斯芬蒂斯的故乡。[24] 它是古老传统的中心，是曾经光彩夺目的凯尔特文明的遗址。经典文学教会我们怎样去寻觅它，怎样在西部贫瘠的沼地里和岩石裸露的群山里，在康尼玛拉地区（Connemara）小小的白色木屋旁，以及沿着凯瑞郡（Kerry）和西科克郡（West Cork）薄雾笼罩的岬角岸边，去寻找这样的爱尔兰。它是属于阿兰群岛（Aran）和布拉斯克特群岛（Blaskets）的爱尔兰。在这片土地上，英雄传奇的余音萦绕不散。就在昨日，一位游吟诗人还在哼唱一百多年前盲人拉夫特里[25] 的欢快小调。 老汉和老妇依旧坐在泥炭火塘旁，滔滔不绝地讲着报丧女妖和仙子的传说。几天前，在丹尼尔·柯克里描述的隐匿中的芒斯特省（Munster），[26] 围篱乡塾先生和漫游学者的舌尖上还流淌过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和贺拉斯的名句。 同样是在这里，骑马下海的男人们[27] 穿过跪着的女子们和她们发自肺腑的嚎啕大哭，走向死亡，他们讲的语言是很早前就已从我们口中消失的那种简明而古老的优美诗章。

第二个爱尔兰是一幅欢快雀跃、热血沸腾的画面，虽然有些民族主义者不大喜欢。它是那个快乐无忧、随遇而安、只顾眼前的爱尔兰。搞得不好，它会变成所谓“闹剧里的爱尔兰人”，那个愚昧滑稽的丑角，理应受到民族自尊的厌弃。但经手得当，在格雷戈里夫人和乔治·伯明翰[28] 的指导下，上演在阿比剧院舞台上的爱尔兰则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那里有自夸的天真无邪，有竞技大会的激情澎湃，也有集市的喧嚣吵闹，还有法庭上的妙语连珠，以及政治运动中断续而急促的震耳雷鸣。它展现给我们一个健谈雄辩、机敏活泼、幽默俏皮的人民群体，逗笑又睿智，浪漫而英勇。

很多人想到的第三个爱尔兰是一幅肃穆乃至坚忍的场面。在这片布满了小集镇和小农庄的大地上，精心操持和辛勤耕耘下的土壤并不总是知恩图报。这是严酷现实中的爱尔兰。它受到一浪接一浪的纷争和怒火冲击，袒露出根深蒂固的怨恨和倔强不屈的忠诚。我们都听说过这里的土地战争、新芬党[29] 和英国人眼里的“麻烦”所导致的苦涩而血腥的两败俱伤。 对爱尔兰历史稍有知晓的人，注视这一场场划破日常宁静的剧烈动乱，犹如看到一个个硕大的标点符号勾注在一卷长达七百年的卓绝斗争的红色页面上。这便是经济命运多舛、政治坦途坎坷的爱尔兰。问题的大部分原因归咎于英国，但又不全是；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并不比世上其他国度更能摆脱自身内部的冲突。

我们还有不少人，尤其是信奉天主教的诸位，会意识到第四个爱尔兰——信仰大地上的爱尔兰，即常说的“圣徒与学者之岛”的爱尔兰。在这片虔诚信徒拥有的大地上，一言一行散发着宗教的热忱；而我们大多数人早已将此忘怀。这里遍布圣水泉眼、朝拜路线和道旁神龛。这里的教堂座无虚席，高耸的尖顶凌空于乡间每座村庄之上，身着黑色长袍的神父是熟悉而温和的身影。我们可能会对此感到费解：这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人们对政治自由浓浓的爱与对最为专制的基督教义深深的忠，携手同行。

这片充满惊喜的大地上，自相矛盾的现象不止于此，甚至连太阳和天空也会有失连贯。爱尔兰景色的瑰丽就在于它的色彩的变幻莫测。一段短暂的透晴，会让阳光把天空原本百无聊赖的混沌土黄，瞬间化为明亮夺目、酣雨冲刷般的湛蓝。在它的照耀下，整片山坡尽显璀璨的碧绿，抑或绚丽斑斓的茶褐、葱青和荷红。稍会儿，五彩淡去，天空骤然回到凄哀的铁紫和雾朦的银灰。爱尔兰的特点亦是如此：这里既有被过于武断地称为民间传说式的“迷信”，也有对天主教的笃信虔诚；既有清教徒式的道德规范，也有竞技比赛中的嬉笑狂欢。人们一边是对“大家族主义”忠心耿耿，一边是充满自耕农个人的利欲熏心。怪不得爱尔兰人觉得，没有一个外国人会真正懂得他们。

这儿就是我希望前往进行田野工作的地方。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整体性的见解，就必须全面地看这个国家，我也会尽量向你们展现爱尔兰的这四个不同的侧面。

生活在这四部分大地上的人，如同乔治·伯明翰写的一本书的题目，是“所有的爱尔兰人”[30] 。但与他书中的各种人物不同，我们这里说的是同样的人。因为居住在爱尔兰乡下的人同时生活在精神家园的所有四方之地里。我们做的区分只是想象中的，是为了标明我们的关注所在，并非爱尔兰人生活的现实。

话说回来，爱尔兰人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观察，提出各种令人着迷的问题进行研究。那么，这样的生活究竟有哪些规则？与古老的习俗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这里的人民保留了未曾断代的古老传统，或许可以追溯到远在基督之前的年代。他们的那支凯尔特文化和语言，虽然在欧洲大陆的史前史里已经失落，却在爱尔兰这个“西欧最偏远之地”的隔离状态中保留了下来。今天，历史学者之所以能更好地了解整个欧洲的历史，要归功于凯尔特文化的过去在这里存活得最为久远，只有在这里它躲过了罗马人和基督教的洪水冲刷。

出于这个理由，也因为它在考古方面仍然是个相对不为人知的区域，爱尔兰现在成了人类学大旗下许多其他研究人类的学者们情有独钟的田野场所。民俗学者发现了爱尔兰之后，今天的爱尔兰自由邦政府即把保留民俗传统的工作当作弘扬民族的伟业而大力资助。[31] 民族志学者发现的则是原始的工具和早期的房屋结构，甚至青铜时期的木犁至今仍在偏远的沃特福德（Waterford）或康尼玛拉山区被使用。至于考古学者，按当地农民的说法，“连根刨起山寨围垣”[32] ，揭开了史前的生活方式。

哈佛大学在发现爱尔兰的过去的工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已经有四个探索团队出发前往。在哈佛大学胡顿博士的统筹指导下，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不同地点进行了考古挖掘。休·亨肯博士与哈勒姆·莫维尔斯先生[33] 的发现，为我们对欧洲史前史和凯尔特文化的了解增添了新的篇章。现在全面总结这些发现还为时过早，而且这个权利当然应该留给发现者们。但我们可以说，遮盖在爱尔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上的未知暗幕在被徐徐揭开。我们对这件事感兴趣，是因为它将一段历史进程的早期阶段推得更远，而这段历史的最近部分将在我们下面讨论当今爱尔兰乡村文化时出现。

当一个人民的生活，至少在某些方面，具有如此古老而连续不断的历史，怎能不让另一组人类学学者产生浓烈的兴趣。从某个角度看，人的研究也是人种的动物学研究。人类与所有动物一样有不同的种类、次种类、种族和遗传血统。所有这些不同之处会表现在体质特征上和形态特点上，也会显示在与生俱来的习性和能力上。把人类体质上和遗传上的多样归化为统一规律，是合理的科学追求，对我们既具吸引力也意义重大。过去几年里，哈佛大学在体质人类学这个领域里领跑了对爱尔兰的研究。还是在胡顿博士的指导下，维斯利·迪佩尔蒂先生[34] 在爱尔兰全国各地采集了大量人口体质测量样本。其结果将是一个爱尔兰人体质类型的知识宝库，可与我们获得的其他欧洲人种的体质类型信息媲美，甚至更好。未来一天，我们对决定人类特质的生物因素，将有更大的把握，或许会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包括爱尔兰人在内的，构成世界上所有不同的人的血统问题。

这方面的工作将显示爱尔兰人与其他欧洲人血统上的关系，帮助我们追溯这个国家历史上一批批定居者们的来往交融。设想一下它将打开的研究领域吧！纯粹的盖尔人（Gael）今天在哪儿？最后定居此地的爱尔兰人遇到的土著富伯尔格人（Firbolg）是谁呢？入侵此地的外国人还有谁？如今他们又都在哪儿？不列颠人、诺曼底人、丹麦人、佛兰德人、撒克逊人、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将他们的血脉带到这片土地，并与盖尔人的血液交融。他们都留下了什么痕迹？今天又是什么样的血脉在起着作用？

当然，所有这些追问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某些信息的陈旧也不能不引发质询。但我们不可能完全摆脱这些想法的影响，而且也没理由回避。就算它们不能直接帮助我们，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

一个社会人类学学者初次进入爱尔兰乡村社区时，脑子里肯定或多或少有过上面的想法。虽然我不能替帮助我收集田野资料的芝加哥大学的沃纳先生和哈佛大学的金博尔先生代言，但我能够说出自己的亲身感受。

当我呼哧带喘竭尽全力把脚踏车推上山坡时，即刻被眼前爱尔兰的魅力景色怦然打动。脚下的土路始于克莱尔郡最西北的杜林村（Doolin），沿着狭窄的谷地蜿蜒而来。当时，我正在前往爱尔兰西部的一个小农庄社区，它是我田野调查的第一个落脚点。这条宽不过单行马车的山路，在撇开谷地后开始攀向陡坡。而窄谷里那条卵石铺底的河水，也跃然向前流入了大西洋。从这儿到阿兰群岛的最南端不足三英里。登上陡坡顶放眼望去，坡的另一边是舒缓的高原台地，平铺开去，满眼碧绿。站在那里，可以看到阿兰群岛鲸背状的累累礁石，也可以眺望坐落在戈尔韦湾（Galway Bay）南岸的峰峦叠嶂的埃尔瓦山（Mount Elva）。如果天气晴朗干爽，更远处康尼玛拉地区的十二峰山脉（Twelve Pins）交相辉映，历历在目。顺左手看去，高原台地的西沿从那里陡然地笔直断裂，直落三百英尺坠入大西洋，形成闻名遐迩的莫赫悬崖（Cliffs of Moher），警醒世人这里曾有一座爱尔兰山陵被大西洋的浪涛齐刷刷地斩去。

我一路辛苦要去的社区就在这片高原台地上，坐落在羊齿蕨覆盖的山顶、墨黑的沼地和莫赫悬崖之间。它叫洛克村（Luogh），依然保留着旧传统，依然使用——起码老年人依然说的是——爱尔兰语，尽管年轻人正在把这古老的母语淡忘。现在，英语用得更普遍。好在《爱尔兰民俗学报》（Irish Folklore Journal）的编辑德拉吉先生（Mr.Delargy）已经在这个地区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歌谣、传说以及谚语，其中有的可以上溯到古爱尔兰的长篇英雄史诗传记。

洛克村地处偏远，从村子前往恩尼斯蒂蒙（Ennistymon）镇的市场，差不多要跋涉半天的时间。恩尼斯蒂蒙谈不上是个都市，不过是一个有着1200人口向四面八方摊开来的大村子。它和洛克之间，既没有公交车也没有火车可乘。

然而，洛克村并未因偏远而与世隔绝，也没能彻底逃脱现代化的影响。喜欢郊游的城里人常开车来这儿玩，在莫赫悬崖边跑来跑去。戈尔韦湾的进口处，可以看到横跨大西洋的几艘游轮在停驻待命，准备靠岸。村里的几座农庄有了英国钢铁厂生产的马拉割草机。当这一边的邻居还靠木制的手工搅乳桶打黄油时（这家什与从沼地深处考古发掘的文物一模一样），那一边的农户已经在使用金属的电动脱脂机了。

但是，现代化的工具并没造就洛克村的生活，它或许让日常活路做起来轻松些，在慢慢地释放其效应。在村子里短期的驻留是看不到真正的变化的。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生活本身，那个现代元素撞入的乡村生活本身。

克莱尔郡乃至整个爱尔兰南方和西部有为数众多的小农庄社区，洛克村与它们相差无几。与洛克村相比，有些社区距中心城镇近些，有的离得更远。大部分的社区要富裕些，个别的则穷些。有的社区村民继续讲爱尔兰语；有的嫌其土里土气的腔调而彻底放弃了。不论怎样，他们说话都带着盖尔语特有的“甜美乡音”，方言习语里也透着浓厚的民俗韵味。

刚到洛克时，我对此一无所知。但不久便在村里和克莱尔郡的其他社区里了解到了一些。之后在更大的范围里，通过报纸、小说、法院档案、数据报告，还有夸夸其谈的政治文章，我越来越经常地遇到这种语言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带有自身规律的生活方式，流行于洛克村，流行于布拉斯克特群岛，甚至遍及南方富庶的提珀雷里郡（Tipperary）的土地肥沃的小农庄。

那时的我初来乍到，只知道在这个由小农庄构成的偏僻社区里，仍能找到活跃着的古老传统习俗。我对它的了解是个点滴积累的过程。随着那些让我遇到的种种观察不断累积和扩大，脑子里的画面也愈加清晰。

下面就让我利用本次讲座剩余的时间，好好说一下这个认识过程。你们也可以随我一起，为这项探讨爱尔兰乡村生活的人类学研究，做个理想的热身准备。

有两件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过程，权且将其称作“西屋”和“老头的诅咒”吧。两个例子都与旧风俗有关，都有助于我们看清包括古老习俗在内的爱尔兰乡村生活。

沿着脚下的山路，我终于走进有着26户人家的洛克村，来到要去的那一户门前。这栋小农庄房舍坐落在16英亩土地的中央（在山谷那边，主人还另有8英亩地）。用乡下人的话说，这是一块“四牛一马的土地”，地表大部分是凹凸不平的湿润的山坡。从这个当地习语表达中可以知道，这块地上的牧草够喂养几头牲畜，应该算是不错的。在乡下，所有农庄的面积大小，都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农民们就是靠着奶牛，靠着小“菜园”里的土豆、圆白菜、燕麦和萝卜过日子。在后面的讲座里，我们会聊到更多的农业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房东家的住宅和村里其他人家的不相上下。虽说他家的房子显得略微“强”些，但除了收拾整洁、盖得结实、打理用心之外，房子的基本结构布局与村里别家的房屋别无两样。房子主体呈长方形，由石头砌成，墙壁刷白，石板铺顶（这里的人几年前才开始不再用茅草铺屋顶）。房子的前后墙是长边，大致为南北朝向，墙上各开一扇门，直通前后院落。屋顶下，两面三角山墙之间的阁楼是家人睡觉的地方。没有阁楼的房子里，一切便限于一层平面上。屋子中央面积最大的一间是厨房。一家人在这里做饭、吃饭，这是他们生活的主要场所。炉灶是开放式的壁炉火塘，烧泥炭，上通烟囱。炉膛内深宽大，敞口处左右各有一方炉台。一枚悬在上方的大铁钩，用于把火上烧得滚烫的锅子拽出来，送入厨房。

炉灶后身有间屋子，位于房子的西端，因而得名“西屋”。它就是我要举的第一个例子。

大部分的乡下住房，尤其在贫困地区，除了厨房和阁楼以外，炉灶后面的这间西屋便是唯一的房间了。当然，有的住宅还在厨房的另一端，隔出一间用做卧室。我房东的家里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无论住宅的格局如何，很快你就会察觉，西屋明显有些特殊。在洛克村，这一点颇为抢眼，过目不忘。我房东家的西屋有点儿像客厅，但只接待尊贵的来宾，一般人不得入内。屋里摆放着去世的家庭成员和移居海外亲属的照片，陈设着家里所有的“贵重”家具以及儿媳过门时随身带来的有象征意义的铜器。这里还有举行家庭弥撒使用的圣餐礼器具。事实上，除了一盏“祈福明灯”和一幅“圣图”挂在厨房，家里所有与宗教有关的物品，譬如耶稣受难像十字架等，一概摆放在西屋。像我房东这样，把亲情怀念和宗教信仰的物件放在西屋的，绝非一户。洛克村里的其他家里也是这样布置。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些物件本该“属于”西屋。

然而，随着更多现象浮出水面，这些不起眼的细节开始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我们也就此步入了通常称为“旧时习俗”的领域。渐渐地我们意识到，西屋还关联着某种超自然的现象。在民间的仙子传说中，它的地位弥足轻重。

有关这一点，洛克村的人看法一致，可却没有几个能对此说出个道道来。眼下在爱尔兰，仙子信奉被认作“迷信”行为，遭到来自市镇官员、学校教师和教会牧师的猛烈抨击。但可以看得出来，那些说不出个所以然的村民，做起事来像是真的相信有仙子这回事似的。

据人们记忆，仙子出没的小径都沿西屋而行。有些人家到了晚上，会在门外放些吃的喝的，这些食物都摆在西屋一侧。住房以外的任何建筑，棚屋或圈舍，均不可搭建在西屋墙外，否则会厄运临头。村里没人说得清或愿意说为什么要这么做，一切皆来自一种心知肚明的不言而喻：在那儿搭建，会“挡道”的。我的房东一家虽然说不出他们这么做信奉的是什么，但在按常理办事这点上他们绝不含糊。事实上，洛克全村的26户人家，没有一户把棚舍什么的盖在房子的西侧。

可以看得出，西屋肯定和上面提到的两件事有关。但这关联是什么意思呢？人们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态度，还夹杂着些许畏惧；但毕竟还是恭敬占了上风。那么，这个恭敬是怎么回事呢？又为什么表现在仙子传说里，体现在西屋的室内布置上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类学学者通常会求助历史寻求答案。传统意义上，西方是死亡之域。远古时代的太阳崇拜教里，初民们将他们自身的生命进程与太阳每日和每年的运行轨迹相比，西方便成为死亡的神圣宿地。直至今日，说到某人去世，我们仍会半开玩笑地说他“上西天了”。古代凯尔特神话里生命终点的天堂，一个是常青之地（Tír na nÓg），另一个是苹果树之岛阿瓦隆（Avalon）——相似于古希腊神话里的赫斯帕里得斯的金苹果圣园（Garden of the Hesperides），在基督教义里它是受上帝赐福的圣徒布伦丹艰难跋涉最终抵达的地方。而且，两处圣地皆位于夕阳陨落的西方。很有可能，这些乡下的民俗做法是一部曾经精美丰富的原始神话幸存至今的几近全部的残片。

可惜的是，面对我们的追问，洛克村已经没人记得阿瓦隆，而常青之地的传奇似乎也奄奄一息。我们向村里年长者打探西方的含义，听到的却是陷落的城堡和怪异海兽的故事。转而问及仙子和他们游走的小径时，先是遭到对方愤懑的一连串否认，谁会相信那种有失颜面的东西。之后，他们零敲碎打道来的是表现仙子魅力和魔力的轶事、传说和巧遇，既有善行也有恶作剧。待问到西屋里的家具，他们只是回答：那些物件就该摆在那里，仅此而已。看来，无人能追溯还原自古至今的延续；传统不仅在于具体细节，更在于总体感知。[35]

于是，我们只剩下能够听到和看到的眼前。无论我们怎样变着法儿地问，结果都是碰壁，顶多是再听一遍那些模糊不清的笼统说法。村民的答复也变成因问而应的即兴发挥，根本不能反应出洛克村民真实的感受、想法和做法。

但事情还不至于希望全无。如果我们注重对现状的观察和询问，新的事实开始脱颖而出。我们发现，西屋在家里孩子成亲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拟定的婚约文书中，西屋经常被指名要记录在案。两位老人，即新郎的父亲和母亲，明确要求把它留给自己。这样，在儿子结婚和农庄转交给他后，二老可以将特意保留的西屋供自己用。

顺着这条线索追问下去，更多的信息迎面而来。西屋是老两口将来要搬进去住的地方。这屋子是他们的。不得允许，家里的小辈们不敢入内。两位老人的气场充满全屋；家人对他们与对他俩入住的西屋一样，敬若神明。于此，我们进入了人类关系中行为和态度的新领域。虽然老两口退位下来，不再主导和拥有农庄，但他们的声誉和掌控并未随之而去。老人迈入了新的社会地位，而西屋与恭敬之间的关联恰好折射了这一更新。

新问题和新观察没有把我们引向追究史前时期或历史的前后延续，而是将我们领向更广泛更鲜活的寓意关联，体现了当今男女之间、老年人和青年人之间多彩的社会关系。新问题和新观察还引导我们认识到规则和习俗；有了它们，小农家庭的生活才有稳定的秩序。在这个例子里，洛克村的西屋或许只是远古传说阿瓦隆和常青之地残存的摇曳烛光。但确定的则是，西屋集中代表了一套社会价值体系，并且我们瞥到的还仅是它的冰山一角。就这样，西屋里的古老习俗给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人类学新方法的第一个例子。在对乡村现实生活的探索中，我们没有走追溯文化传承过程的老路，而是转为对人类行为的方式进行研究。

我要举的第二个例子叫做“老头的诅咒”。这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令人不悦，而且发生的机率微乎其微。但与前面“西屋”的故事一样，它能告诉我们，田野调查该从哪儿着手。老头的诅咒牵扯到一只眼睛的失明。乡里很多人认定，正是这个诅咒直接导致一个小伙子瞎了一只眼。出事的年轻人住在离洛克村不远的地方；而施咒的老头儿是个邻居。这么交待这档事算是最直截了当的陈述了。如果我们的兴趣只在收集民间的魔法致残事例，调查至此足矣。

咒术、黑魔法和“恶之眼”的邪祸后果，在人类学的文字记载里屡见不鲜。在爱尔兰的民间传说中也很常见。超自然的缘由会使人们受到各种伤害。比如，恶之眼的拥有者能致人枯萎、肢残、甚至丧命；神父的咒诀，即便据理而发，也能让满门兴旺的家庭毁于一旦，让不信教的人中风不起，或是致人双目失明；就连老翁老妇发出的刺耳咒骂，抑或讽刺诗人的韵律谣诵，都会带来类似的不幸遭遇。毒咒致残的传说和凯尔特神话一样悠久，流传至今。对它的信奉还远远超出爱尔兰的疆域。那不勒斯的渔民为对抗“恶之眼”的魔力，重彩漆涂他们出海的船只；巴尔干的女子为抵御邪恶咒语的侵袭，精心刺绣她们的罩裙；西非的巫师把掌控咒术的技法练得炉火纯青；我们宾夕法尼亚的荷裔“巫婆”则是此法的现代践行者。人类对诅咒应验的信奉，是无垠的魔法疆域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满足于咒语故事收集者的直白陈述，便会心安理得地把年轻人的事交给他，一走了之。但是，深入追究一步，我们便会看到小伙子倒霉的整个情形。在可以对其评判的具体情节里观察咒语信奉是如何奏效的，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仍然相信诅咒应验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

事实上，事出有因，而且不止一项。首先，年轻人遭殃的直接起因很简单。他挥舞长柄镰刀清除地界围墙上的荆棘灌木时，不慎跌倒，一根劈开的树杈刚好戳进眼里。我想，一般情况下人们会把这种事归为意外，叹息他的运气不佳罢了。

可是，住在附近的小农们却围绕那只眼睛编出另一番解释。渐渐地一段故事显现出来：瞎了的眼睛可能来自惩戒；年轻人也并非清白无辜。于是，一股悄声的质疑开始指向他这边。

原来，几个星期前，这里发生了一桩，用当时的热议词来形容，“乡间暴行”。半夜三更，有人朝两个独居老汉的屋子开枪。他们破旧的小木屋栖息在高高的半山腰，枪子儿穿透了窗户。大概作案人事先策划好了，子弹只是钻进地板，没有伤到人。但枪声惊醒了老头儿，吓得他们魂飞魄散。

事件震惊了整个社区。这两个老头儿毫无害人之心，用乡下的话说可谓“圣人”。谁会想要伤害他们，赶他们走呢？

对这个问题，乡里人心中自有他们怀疑的对象，但警察从他们嘴里什么都没掏出来。探长没辙，只好按又一起“乡民恐吓”案上报了事。其实，就算他听到什么，也无从下手；没有目击者出面，到头来他什么也证明不了。

乡里人缄口不言，自有从他们立场看这事的道理。如果他们猜对了，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别人家的私事，属于家庭内部之争，与他们无关。

事实上，就农村亲属关系的常理来说，这两个老头儿也不是无懈可击。他们拥有一座小农庄，却不耕作，也不接纳任何亲戚来家里帮着打理。按说他们早该放弃手里的土地，其中一个找个女子结婚成家，然后把土地传给儿子。如果没有儿子，则该过继一个侄子或亲戚里的男孩。这样，等他们感到年迈干不动时，可以把农庄传给男孩，让他成亲。这样，家族的姓氏便能保留在这块土地上，延绵不断。

可这两个老头儿压根就“不好结婚这档事”。说起来，他们俩本身也是过度忠诚的受害者。说他们是受害者，是因为他们的忠诚老实属于世间最狭隘的那种。首先，他们老妈在世时，就活得过久，而且始终没拿定主意两个儿子中哪个该继承土地、娶妻成家。如果他们的老爹还活着的话，兴许会果断些，可惜他比老婆早离世多年。结果，两个儿子都不愿离开老妈，也都不肯离家让位给另一个。终于老妈离去，两个依旧单身的儿子也上了年纪，早已错过谈婚论嫁的岁数，陷入了独身的境地，不可自拔。于是，他俩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着，日子越过越窄。

在社区里，前面说过，老哥俩“与人与畜相安无事”，被视为“圣人”。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他们却没有做“天经地义”该做的事；他们从来没有送过亲戚们什么东西，也没按照乡规把土地传继给该给的人。他们拒绝了生活中他们本应承担的社会角色。难怪在当地，人们给他俩居住的小屋起了“没人管”和“没法修”的绰号。村里人会略带说教地告诉你，事情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全是因为“没个妇道人帮把手”。

但是，对老哥俩随意挥霍一生的行为进行谴责，还轮不到社区的份儿。他俩的亲戚才是真正的受损方。他们家族的名声受到伤害，族里那些在世的和未出生的男孩们没有土地可继承，只能看着可能属于他们的土地在那里撂荒。所以，无论谁放的那几枪，可能自有他的道理。虽然怀疑对象被乡里人指来点去，但无论这家的亲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泄愤，都是他们家族内部的事。老哥俩本应对其亲戚尽责，现在也只能由这些亲戚出面要求他俩按规矩办事。至于圈外其他的人，最好闲话少说。

但话说回来，开枪这事，社区也不能轻易饶恕。这事糟糕透顶，对社区没一点儿好处。它严重搅乱了村里的祥和，闹得人心惶惶，给本地带来了“坏名声”。

所以，当突发事件再次降临，社区便有了发泄责难的借口。小伙子的眼睛出了事，大伙儿不能再等，该是重振一番受到威胁的社区价值观念的时候啦。原来，失去一只眼的年轻人正是受到老哥俩不公待遇的亲属成员之一，是他们一个名下没有土地的堂弟的儿子。按道理来讲，他俩的农庄本该传给这个堂侄和他的兄弟。于是，众人便把年轻人的失明归咎于他付出的代价。没人确切知道惩戒的细节；也没人想要揭开其中的奥秘。神秘的东西来势汹汹，掌控不得。有人觉得惩戒是两个老头施咒干的，有人认为神父插手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之前老哥俩曾向他求助过。还有人怪罪在小伙子干活的灌木丛中有股不可思议的力量。无论祸从何起，事实显而易见。放枪的惊吓刚过一个星期左右，年轻人便瞎了一只眼。把这意外说成是当事人罪有应得，不仅大伙儿看法一致，而且也不必惹祸上身，招致争议双方的报复。

讲述这件事时，我用了较为模糊不甚确切的措辞，是有原因的。民间信念里，故事轮廓不清晰，概念不准确，实为常见。没人能合乎逻辑、条理分明地解释清楚一场报应怎么就戳瞎了年轻人的一只眼。然而，所有人对此却都感觉到了。人群中的道德说教者或许会一言以蔽之地点题：“尊敬老人，才是正理”。

所以你们看，第二个例子指向与第一个例子相同的方向。西屋的故事和老头的诅咒都折射了年深日久的民间传统，都揭示了价值观念体系依然规范着人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他们的态度，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上。就说第二起事吧，无论是年轻人（甭管是不是他开的枪）还是挨枪的老哥俩，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行为能动者，双方都在按照乡村生活价值观形成的利益得失在行事。在某些场合，譬如眼前这个例子，利益之间发生了冲突。如果不想大打出手搅乱日常秩序，人们就必须想法子解决冲突，或用外交家的话说，找出达成协议的方法步骤。

后面这个例子里，我试着让你们看到这种转化过程，以及当事双方可能取得的某种认同。两个例子都指向同一条路子，指向带有自身规范和自身调控的生活。如果我们想在“旧时习俗”里识别出珍奇罕见和稀奇古怪之外的东西，就一定要进入到这种生活里，将其归化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