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宋代点茶文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宋代（960—1279）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重要朝代，以靖康之变（1127）金人攻占都城汴京北掳徽、钦二帝后康王赵构在扬州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为界，分为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因为皇帝姓赵，宋代又称为赵宋。又因天下赵姓，皆出于天水，虽然隋唐以来门阀世族的势力已然衰落，但许多王公贵族仍喜欢用自己曾经的高姓大族郡望来自相标榜，赵姓宗族聚居地以陕西天水郡最为出名。《宋史》卷六十五：“天水，国之姓望也。”
故近代以来学者又常称赵宋王朝为“天水一朝”。今甘肃天水有“赵氏天水堂”，为赵姓祭祖之地。
在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中，宋朝是一个非常耀眼的朝代，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中外学者对此多有评述，如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宋代之金石学》言：“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也称：“贬斥势利，尊崇气节，……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并曾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其《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中称宋朝是中国的“黄金时代”；“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从很多方面来看，宋朝算得上一个政治清明、繁荣和创新的黄金时代。宋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
著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在《关于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写道：“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叶和盐业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和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的国家。”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认为：“自宋代开始，即公元11世纪左右开始出现了文艺复兴的现象。”“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等等，宋代社会呈现出的各种历史现象，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相比，两者的发展应该是并行的、等价的发展。”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对世界文明和宋代以后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的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严复认为：“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持，儒者之所守”，“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十之八九，皆为宋所造就。宋代历史文化影响深远直至近代，甚至有日本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政治方面，虽然宋代皇权也在加强，但文官化却是自北宋立国之初就同去武将化的进程一同开始了。宋代自身的开端极具戏剧性然而影响深刻。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纷乱的一个历史时期，总共仅有53年，却有14位君主，五代多由禁军将领拥立新皇帝发生政权更迭。五代之末代的后周最后一年显德六年年末，河北镇州、定州边报契丹与北汉联合犯境。七年正月初一，后周派大将“殿前司都点检”赵匡胤率军出京城开封北上抵抗传言中来袭的契丹军队，说是“传言”，因为兵变后军队即返京，如清人查慎行诗“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罢兵”，传言中的边境战事也暂时未再发生。正月初三，大军行至陈桥驿，部下拥戴谋变。表面几番推却实际暗中周密部署安排下，赵匡胤与部属约法三章后允诺黄袍加身，并严厉禁止五代兵变后习惯发生的抢劫等行为：不得凌辱后周太后、幼帝及公卿大臣，不得抢劫市民（夯市）、抢劫政府仓库等。初四，大军回到京城，除了追杀准备抵抗兵变军队的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外，未再发生流血事件。正月初五，公元960年2月4日，赵匡胤正式登基，为北宋开国的太祖。
北宋的建立，本质上来说是一场基本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宋太祖对于民心及社会稳定特别是京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的认识与追求，为北宋的政治治理奠定了一个基调，影响了北宋至南宋的政治制度设计，自太祖、太宗起，宋代“优待文士”，“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政治氛围相对宽松，对于政府基本行政主管人员的主体—文人士大夫群体来说，不仅基本没有随时受到威胁的性命之忧，而且有相当的政治尊严。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五代以来禁军将领频繁拥立皇帝的恶性循环，太祖采取了崇文抑武的策略。此后，“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所谓祖宗家法，与政治文官化协同进行。
在物质文化发展方面，宋代好像进入了现代。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使宋朝的商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大城市店铺林立，天南地北的商品数量丰富、品种繁多。城市中往往设置商业的同业组织“行”，有各种行规。今天人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以总言行业之多，而在宋代，已经有414行。城市中的质库，即当铺和各种服务业相当发达。汴京等大城市中出租住房现象也十分普遍。市民阶层兴起，城市经济与世俗文化飞速发展，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社会。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写道：“早在公元10世纪时，中国在人均收入上就已经是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国家，而且这个地位一直持续到15世纪。在技术水平上，在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上，以及在辽阔疆域的管理能力上，中国都超过了欧洲。”根据他的测算，按1990年美元为基准，在公元960年后，中国人均GDP为450美元，至宋末达600美元。而处于中世纪黑暗中的欧洲，这两个数据分别为422美元、576美元。
宋代金融形式因经济活动的扩大而发生变化，因为商业贸易活动的繁荣，所需资金额度巨大，宋朝通行铜钱，四川地区更是使用铁钱，在东南、西南、西北、北方四大产地—销地市场跨地区全局贸易时，自身重量重且体量大的铜钱铁钱，携带不便，严重不利于全局贸易的进行，因而宋代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除货币外，宋朝官府发行的各种交引、公据、关子、僧道度牒等也成为有价证券。商业信用，如赊买、预付货款、交引等信用证券的交易，都有很大发展。高利贷盛行，以财物、地契、房契等的抵押借贷颇为流行。宋朝商业化、货币化、社会化发展的程度，远远超过当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
宋代在文化思想方面较为开放，陈寅恪认为“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宋代学术上各派宽容并存；信仰方面三教基本和平共处，“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相安无事；禅宗与净土宗也呈兼容合流之势。虽然儒学在宋代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但在佛、道二教的冲击下，儒者也积极应对，一方面继续在辩难中吸收佛道二家之长；另一方面从理学、心学、事功之学等方面，重新阐释儒学经典义理，形成宋学，亦有学者称为新儒学。两宋时期新儒学形成了多家学派。北宋学者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在苏州、湖州州学做教授时，分“经义”和“治事”两类教学，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经世致用之学，经义主要学习六经，但也要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讲明六经。胡瑗讲求“明体达用”，分斋教学，以培养“致天下之治”的人才，标志着宋学新儒学时代的开启。《宋史》称为“道学”的理学，是南宋时最终形成的宋学学派。宋代在思想哲学文化方面的发展是巨大的，特别是儒家的复兴，德国宋史史学家迪特·库恩指出：“宋朝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古代儒家的价值体系在12世纪学者们的努力下重获新生，就思想深度而言，达到了其历史上的最高峰。在帝制彻底寿终正寝前，这套价值体系作为一套杰出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直支配着中国精英的行为方式，调节着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
在教育方面，宋代太学、州府县乡学以及各大书院的建立使教育在社会全阶层覆盖，使得全民皆有机会受教育，一则文化重心下移，二则思想学术上的开展与探讨有了深入发展的契机和条件。文化风气上雅俗互融，院体画、文人画与风俗画各自繁荣，文艺重心下移，文学体裁在诗文赋之上扩增了词、曲、小说（说话话本），与城市经济市民文化互相促进发展。
虽然此后经历元明清各代的动荡与变革发展，宋代仍然在很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与文化思想的发展，乃至于物质文明、民俗民风层面。所以严复指出：“若论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由是言之，宋代之史事，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葛兆光认为宋文化是“近代文化的滥觞”，越发呈现“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特点。笔者以为宋代的思想文化特点主要表现为儒学人文化，政治相对人性化，宗教（主要是佛教）世俗化、中国化，文艺平民化。
具体到茶而言，宋代的茶业与文化也是当今最宜究心与致力者。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如明代王象晋《群芳谱·茶谱小序》所言，“兴于唐，盛于宋，始为世重矣”，茶业与茶文化在唐宋之际的发展及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也一如宋朝的历史地位。茶在宋代发展至农耕社会的极致，并承上启下，为当时及后世提供了很多基本的概念和范式，影响中国及世界。
宋代提出了上品茶的标准与内涵。从茶叶的产地、品种、茶园管理、鲜叶采摘、拣择已采茶叶、洗濯茶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制饼）、焙茶到贮藏，每个生产工序和环节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技术，都极尽精益求精之能事，都是好茶不可缺一的指标或参数。宋代给出了全面的茶叶鉴别标准，并发现制成茶叶的不同问题与制作过程中的不同环节的问题相对应。
宋代社会奉行最经典的茶艺—点茶法。其用水清轻甘洁，用火需火力通彻，用器要焕发茶色，经过碾、罗、候汤、熁盏、调膏、七汤点茶，最后得到乳雾汹涌、甘香重滑、色香味形皆美的茶汤。而分茶，则是“游于艺”的宋代茶文化的极致。
宋代社会各阶层上自帝王下至乞丐普遍都饮茶，如时人李觏《富国策第十》所说：“君子小人靡不嗜也，富贵贫贱靡不用也”，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常消费物品之一，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鲞铺》言：“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如王安石在《议茶法》文中所说：“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宋代形成了茶真正意义的传播，就是茶与生活的融合。茶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相当的关联，出现不少与茶相关的社会现象、习俗或观念。如客来敬茶的习俗在宋时明确形成，政府礼仪用茶，茶用于婚姻礼仪诸步骤程序，重视茶与养生的关系，清楚理性地辨别茶与酒的不同特性，茶馆遍布城镇，茶事社会化服务，等等。种种观念与习俗不仅为宋代形成空前繁荣的茶文化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成为宋代茶文化多姿多彩的组成部分，并使得宋代成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而在雅文化领域，茶为文人们的诗词创作提供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茶叶为宋代诗词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为诗词提供了许多新的意象。
今人多以“琴棋书画诗酒花”与“柴米油盐酱醋茶”相对，来指代、描述文化生活与日常生活。笔者以为，由于茶本身兼具物质与文化特性，故而作为物质消费形式的茶饮，在“琴棋书画诗酒花”的诸种文化生活中，成为一种同样具有文化性的伴衬，诸般文人的风雅情趣生活都与茶联系在一起，茶成为文人士大夫闲适生活中的赏心乐事之一。
与中国古代文人传统四艺琴棋书画相对应，在宋代又形成文人雅生活的新四艺：烧香、点茶、挂画、插花，还淡淡地说这是“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虽然熏香、供花、张画、饮茶，皆已是前朝久事，但至宋朝则风气更炽，于常用之余，为人们所悉心研究，出现了众多的专门谱录类著作，如陈敬《香谱》、洪刍《香谱》等多家香谱、香乘，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等花木书，图画则有董逌《广川画跋》、宋徽宗时的《宣和画谱》等，与茶有关的书则始自北宋初至南宋末年不绝于笔，如陶谷的《茗荈录》、蔡襄《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赵汝砺《北苑别录》等。宋代文人新四艺传到日本，与日本社会文化相结合发展，形成日本的抹茶道、香道、茶挂、花道。宋代茶传到朝鲜半岛后，形成韩式茶礼。
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曾说：“10世纪、11世纪、12世纪的后起蛮族，也强烈地为中国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采纳中国文明，他们还在自己统治的领土上传播中国文明，而这些领土又从未纳入过中华帝国的版图。因而，中华帝国的收缩由于中国文明的扩张而得到了补偿—不仅在中华帝国周边兴起的国家如此，在朝鲜和日本也是如此。”
然而，宋朝世界“近代化”早春式的繁荣发展因蒙元的入侵而戛然中断，成为历史中美好的图画。继起的元朝虽然也有贡茶，但是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人之首的蒙古人的生活及重要礼仪中，茶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因而点茶文化急剧衰落。茶经历了明清两代的海外大传播，也经历了晚清以来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茶业兴起后的急剧衰落，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再度振兴。
21世纪以来，宋代点茶法及其所衍生的分茶游艺（茶百戏），得到了全国包括台北地区在内多地茶人的关注与研习，应当说这是茶业与茶文化繁荣发展的表现，也是文化与传统的复兴与传承。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宋代点茶文化是中国茶文化的极致，本书拟深入发掘它的文化形态、内涵以及茶礼规式，展现其绝代风采，并结合当下的时代特点，将恢复实践宋代点茶文化的内容呈现给广大茶人与茶文化爱好者，期待对中国优秀茶文化传统的弘扬与传承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