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冒险概念

也许是时候讨论一下普通人认为科学家该考察哪些冒险行为了。我想明确如何成为更睿智的冒险者，所以我需要一种对风险更生活化的定义。综合了科学家、朋友、我认识和钦佩的冒险者们的观点后，我把冒险行为定义为“一种有可能导致消极后果的决定或行为”。比如，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因为玩二十一点游戏而输掉大把工资；是否会因为要求涨薪而惹怒上司，被派去应付更挑剔的客户；或者下次跳伞时降落伞能否顺利打开。这些是我们每天做的每一个决定的组成因素——无论这些决定是早餐吃什么，还是是否要接受求婚。毕竟，生活中的决定很少自带确定的后果。生活本身就需要冒险。

诚然，数学计算在一定程度上是有用的。我们一生中一直在做各种决定，因此头脑也一直处于计算状态：我们衡量（通常还要调整）一项决定导致的不同后果的可能性，迫使自己做出选择，排除不可控因素，尽量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经济学家说对了一点：冒险是一种计算。不过，这种计算并不简单，也不总能保持理性。我们再说说喜欢数据推算、抗拒冒险的盖尔·金。哪怕身处赌场，他也讲究方法，循规蹈矩，极其信任数据。

没错，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个盖尔·金，那个因为能根据杂志背面的数字明确自己的薪资水平才选择了当前职业的人，却喜欢时不时去赌个钱——即便他并不认为冒险是个好主意。不过他赌钱的方式和你印象中的赌徒并不一样。他在赌钱时也靠数据行动，并将博弈游戏视为一种概率上的博弈。实际上，在计算机刚刚面世时，他就计算出了很多赌场游戏的概率，包括二十一点游戏中所有结果的可能性。他甚至考虑到了不同赌场的规则造成的差异。他做得极其详细、深入，并向我介绍了他的计算过程。

“通常，二十一点游戏胜算最大，数据分析得当的话，赢率会超过99%；如果规则对玩家有利，赢率则会超过99.5%。”他对我说，下意识地捋着自己的花白胡子。他还能（并真这么做了）快速说出他计算出的不同游戏的概率：双骰子游戏的赢率为84%～99.4%，视频扑克为95%，基诺游戏为60%～65%。不过，他也承认，不论你玩什么游戏，庄家都是最大赢家。“胜算大的话，你玩的时间会更长，赢的次数会更多，但从长期看肯定是亏的，”他叹了口气，“这就是赌博的糟糕之处。”

就像我之前说的，乍一看，金是那种竭力避免冒险的人。或者说，他至少会通过计算将风险最小化，保障自己的利益。可当我问他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时，他却说他特别喜欢双骰子游戏。令人诧异的是，这位数学分析大师最喜欢的游戏并不是赢率最高的。这令我惊讶，毕竟他是那么擅长分析的人。

“我喜欢游戏中建立起来的友情，”他露出了羞涩的笑容，“周围所有的人都跟着我一起赢钱时，我感到特别快乐。我真的很享受这点。”

从金的案例中我们发现：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胜算有多少，知道最终总是庄家获胜，但他还是会去赌场。尽管他玩二十一点最有把握，最有可能赢钱，但他并没有选择赢率最高的游戏，而是选择玩双骰子。尽管他知道自己的胜算并不大，但他还是投下赌注，在欢呼的人群中兴致勃勃地摇晃骰子。

“我觉得我在掷骰子时体验到的快感跟有些人蹦极时的差不多。”他咯咯地笑着说。虽然他擅长数据分析、抗拒风险，但他发现，影响他决定的并不仅仅是数据。

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计算出赢率，可以把每个决定都转化为算式，对预期结果展开详尽的推演。不过，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忽略了整件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数据无法表明我们的游戏体验如何影响了我们玩游戏的方式。数据无法告诉我们，掷骰子时一群人围着你欢呼、跟着你一起赢钱是什么感受。数据无法展现游戏如何振奋人心。数据无法告诉我们游戏中的压力、情绪等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玩法。数据更无法说明，我们为什么明知会输，在玩游戏时却欢呼雀跃、无比兴奋。

因此，尽管数据分析很有用，但它无法让你在面对风险时成为睿智的决定者。就拿我男友出人意料的求婚来说吧。根据《时代》周刊中一篇文章“为什么‘二婚’更危险”的观点，我应当警惕第二段婚姻。它会暴露出我们没能从第一段婚姻的失败中吸取充足教训的事实。美国国家再婚家庭资源中心（National Stepfamily Resource Center）的数据显示，15%的再婚家庭维持不到3年；即便维持的时间更长，39%的再婚家庭也迈不过10年这道坎。这种数据注定无法带来希望和鼓舞。

但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再婚对我有益。找个伴侣会让我的生活更健康、快乐，经济上更有保障，不用独自一人面对世界。这种观点让我觉得好受一些。

我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情境下的数据，做出数据意义上的理性选择。（不过，我并不清楚该怎么计算。我可能得让盖尔·金帮帮忙，而我感觉他肯定很乐意帮我。）但是，数据不论好坏，都并不具备足以影响我决定的重要信息。那些数据无法告诉我，我的男友穿西装有多帅，他是个多么出色的父亲，以及他能如何轻而易举地获得我儿子的好感。它们无法告诉我他有多幽默，我们如何一连几个钟头说些没营养的话也甘之如饴。那些数据同样无法告诉我们，当我们因为各自有事而无法见面时我有多想他，而仅仅是瞥到他走过房间的一瞬，我的内心又如何小鹿乱撞。那些数据也无法表明我们有怎样一致的价值观与目标。总而言之，数据无法体现我们之间关系如何，以及这种关系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因此，尽管在考虑他的求婚时，令人失望和欣慰的两方面数据始终在我脑海中浮现，可我很清楚，它们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因素。

认同神经经济学家对决策行为的认知——它无外乎是一种计算，而人类是理性的，都能管理风险，使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很正常的。但只要看看随便哪天的本地报纸，看看那些不容忽视的、由错误判断引发的各式令人担忧的结果，你就会明白，现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哪怕是向来理性的盖尔·金，在赌场里也没有凭逻辑做出最优选择。我们都想在面对风险时实现利益最大化，想控制风险以获得成功和快乐，但如果我们并非始终保持理性，我们能否学着做到这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