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几千年前，孔夫子曾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作为一位所谓的现代学者，在并不算太长的学术生涯中，我时常忍不住思考：学术何为？研究何为？不得不说，这个问题在强调逻辑理性与现实功用的当今知识界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尤其是在新闻传播这样一个被惯常视作经世致用的学科领域。该问题的答案时而令人满意，时而令人失望。令人满意的是，有那么一些成果似乎的确是关乎自己的心灵感悟与生命成长的，可以勉强算作“为己”；令人失望的是，大部分成果仅仅是“著书只为稻粱谋”的结果，只能算作是“为人”，这无疑会让人生出惭愧之意。因自由懒散的天性使然，我对一些实用性的热点话题往往缺乏兴趣。而关于仪式传播，倒是断断续续地关注了十年之久。这本书可以算作是对自己这十年关注仪式传播的一个小结。

梁漱溟先生曾言，“人一辈子首先要解决人与物的关系，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最后要解决人与自己的关系”。与人类学的仪式研究相比，仪式传播与媒介仪式研究一方面与意义共享、文化认同、共同体认同有关，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又与人的精神存在、心理认同相关，似乎可以部分地解决人与自己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有一个宏伟的终极目标，即在短暂的岁月中获得圆满的人生。中国哲学认为此圆满人生的标准是获得大自由、大自在的天地境界。唐宋盛行的禅宗文化如此比喻：“千般说，万般喻，只要教君早回去！”在“回家”的路途上，自然少不了各种各样作为媒介的交通工具。而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仪式就是一种精神返乡的媒介，一种灵魂归途中的交通工具。在仪式、传播与信仰的层面，与其说人类是在仪式中召唤神灵，毋宁说人类是在仪式中发现自己。

古人曰，“世事洞明皆学问”，又曰，“此心安处是吾乡”！按照儒家文化的逻辑，学问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事功，更关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内在性理。其最终的理想诉求似乎是应了孟子所说的那句话：“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对一位现代学者而言，他能否通过做学问过程中的深钻故纸堆，以及调查研究中的人事互动，真正安下那颗被信息超载、时代超速裹挟的躁动不安、如猿似马的心，在此不敢妄言。于我自己，至少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初衷：学问事关人类，至少是事关自己的生命福祉与精神存在，其终极志向必定与求真有关。

作为一家成立120多年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不仅见证，而且参与了中国近现代史悲怆沧桑的风雨历程。其本身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创办伊始，它即是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精神坐标。对于商务印书馆，我素怀仰慕与敬重之情。因此，当得知本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我充满了由衷的感激！感恩这珍贵的缘分，也感谢我的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缔结了这珍贵的缘分！似乎借此，我与浩瀚的历史，与久远的时空，与寥廓的宇宙便存了一种深层的联结。

感谢我的老师、朋友，感谢我生命中有缘相遇的所有人。

郭讲用

2021年2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