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

纪录片《中国节日》导演组（以下简称“导演组”）：《说文解字》对“年”解释为：“秊（年），谷孰也。”在这里，“孰”通“熟”。《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对“春节”的解释是：“俗称新年，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即夏历元旦（正月初一）。”中国人心中最大的节日，叫“年”还是叫“春节”，哪个更准确？

陈连山：《尔雅·释天》说：“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年是中国最古老的节日。我是洛阳人，我小的时候，大家都把这个春节叫过大年。为什么叫大年呢？它是跟小年相对而言的，小年是腊月二十三（北方）、腊月二十四（南方）。年是一年365天最大的一个节日，叫大年是合理的，最符合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其实在古代典籍里边，知识分子比较文雅一点的称呼叫“元旦”或者叫“元日”。但“元旦”后来为什么不兴了呢？民国以后实行公历，把元旦这个词送给公历了。

黄景春：实际上，更准确的叫法还是叫年，这一天就是年。年这个词，最初是一年一度的收成，《说文解字》就把“年”解释为“谷孰”。有年就是当年丰收，收成好，五谷丰登；歉年就是收成差。从农业社会来说，谷物收成一次，就是一年，所以这个年又指整个一年的时间。新年就是新的一年到来。年改为春节，是从民国初年才开始的。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把夏历给废了，宣布中华民国采用“公历”，同时也用农历，双历并用；还说用公历便于统计，用农历便于农时。

两个历法一起用，就有两个新年了，如何区分新年，这是一个问题。到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1913年年底，他签署了一个政令，第二天报纸上就公布了，把公历（阳历）年称为元旦，把传统的农历年改称春节。实际上这个“春节”是跟夏节、秋节、冬节并列放在一起来说的。也就是说，当时袁世凯心目中的过年只有一个，那就是阳历的年，他在政策上不承认春节是年。他改称春节之后，又设立了夏节、秋节和冬节，把夏节设在端午，秋节设在中秋，冬节设在冬至，等于说春节是四季节日中的一个，是纪念春季的一个节日。但是，老百姓重视的还是传统的大年，你改称春节了，我还是按照大年来过。要让中国老百姓过阳历年，老百姓不干，以至于到蒋介石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时候，他又重提这个事，阳历年放假，阴历年不放假，还禁止民间过阴历年，后来干脆把所谓的阴历年称作“废历年”。政府官员也不放假，大年初一照样到政府部门上班，但是冷冷清清，只有几个官员，连一个来办事的人都没有，大家相互作个揖，就回家了。回家之后照样给自己的老爷子磕头。

时至今日，用春节指称农历新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古代春节在立春这天，现在让春节回归立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样，让元旦回归农历新年的可能性也很小。在农历年期间应提倡用“过年”“新年”“大年”来称呼传统新年，在不发生歧义的情况下，尽量减少用“春节”指称新年。“春节联欢晚会”也许可以改名为“传统新年联欢晚会”。我们可以做一些努力，还原农历新年的文化习俗，回归过年的万象更新的民俗意义。

导演组：现在年的时间是在汉朝的时候定下来的，正月初一。但有的人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也有的人说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就是过年了。过年的时间，是一个时间段，还是一天？这个怎么理解？

陈连山：中国的历法有个发展过程，最早的是所谓夏历，也就是夏朝的历法，《夏小正》可能跟它有关系，商朝的历法叫殷历，周朝的叫周历。这三个历法整个体系是一样的，就是正月的位置（时间）不一样。

夏历是建寅，北斗星勺柄初昏时刻指向寅辰是正月。商朝的历法殷历是建丑，北斗星勺柄初昏时刻指向丑辰的那个月定为正月。周朝历法是建子，北斗星勺柄初昏时刻指向正北方的子辰是正月。汉武帝之前，汉朝的历法是沿袭秦历，秦历岁首是在十月，比周历早一个月。汉武帝说那个东西不行，于是就找了当时的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几十个人，设计《太初历》。为什么叫《太初历》呢？因为是在汉武帝太初年间设计的。《太初历》否定了秦朝的历法，恢复夏历，遵守夏朝建寅的传统，这个传统就基本上一直延续到现在。正月定下来了，但哪一天做初一又是个问题。阴历月有大月小月之分，大月30天，小月29天，一个大月一个小月一平均是29天半。太阳月亮一起出来，这叫朔日。朔日以后，月亮一天天大起来，初七月亮就是一半，那叫上弦月。到十五就圆了，那叫望日，下半个月月亮就越来越小，到三十或者二十九那天，月亮完全消失，那叫晦日。关于月亮的这种历法，我们叫朔望月。朔日、望日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个初一定哪一天？就定在朔日，是新的周期开始，从月亮看不见到慢慢越来越大，以此作为开端，叫初一。正月建寅确定了，朔望月的朔日确定了，正月初一就确定了，那么新年的时间就出来了。《太初历》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四川阆中人说中国的年是落下闳发明的，或者说是他确定了过年的时间。有点道理，他参与过，而且他起的作用还比较大。

刘晓春：过年有几个时间，一个是心理时间，一个是物理时间。物理时间就是真正年的时间节点，或者叫时空概念的时间。

心理时间，从元旦开始，各大商场就开始营造过年的气氛，各种喜庆热闹的景象就出现了。我说的心理时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中小学放假，这个时候到离过年还有十几天，其实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就开始准备过年了，要去买票准备回家过年，要买很多东西，这就是心理上已经开始进入了过年的气氛。我上课经常会跟学生讲这个例子，就是说年开始有味道了，整个空气当中就弥漫着年的味道，就是一种心理的感觉。

时空概念上的时间，北方有腊八开始过年的说法，我看到岭南的一些资料，无论是广府人、客家人还是潮汕人，都是年二十四过小年，据说在近代的时候就有一个“官三、民四、疍五”，会把小年的时间分开来，官府大概是腊月二十三就放假了，一般老百姓是二十四。那“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居无定所的水上人家，他们腊月二十五开始过年。

黄景春：准确地说，一年就是地球绕着太阳公转一圈，这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一年的时间应该是365天，但是这个年还是得有个开头，从哪一天进入新的一年。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过年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从腊八开始，腊八以后就进入过年的节奏了，开始赶年集、办年货了。这就是一直到现在农村最热闹的集市——年集。

陈连山：歌谣里说的比较清楚，有的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还有就是“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锅肉，二十七剃精细（理发），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老百姓这样的说法已经把年的时间计算进去了。新衣服也要在年之前做好，饭也是提前做好，到吃的时候蒸一蒸、馏一馏、炖一炖，一加热就可以吃了。这种过年的状态是幸福生活的象征，象征未来的一年都能轻轻松松过日子。

整个年的活动高潮部分是年三十、大年初一。这两天里，主要的活动是贴春联、放鞭炮、敬神、祭祖、吃年夜饭、守岁、拜年等。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磕头是年的重头戏。然后按亲缘关系的远近，依次去拜：先是在家庭内，然后扩大到家族；初二女儿回娘家，之后的活动逐渐从家族扩大到其他亲戚；到初七、初八拜年都结束了，自己家的事忙完了，那就开始忙公事了，扩大到整个社区。全社会规模最大的一个庆祝活动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到这儿整个年才算过完了，从个人到家庭、到家族、到社会。应该说过年的民俗活动是一个时间段，但年的正日子是正月初一。

导演组：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不管有多远，路途有多辛苦，都要回去，是什么心理支撑人们这么去做？

黄景春：团圆是过年最重要的标志之一。除夕之前大家都忙着赶回家，一到除夕夜晚，火车就空空荡荡了，为什么？就是人们一定要在除夕赶回家，上午到不了家哪怕是晚上到家也行，团圆最重要的就是除夕夜吃团圆饭（有的地方团圆饭是在除夕日的中午）。如果家里人没来全，在路上的，团圆饭就要晚一点吃，等他回来，大家一起吃。很多人赶回去过年，你要他说赶回去过年到底怎么过，他也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就是赶回去跟家里自己的长辈，跟自己的妻子孩子，一起吃个团圆饭，就算赶上回家过年了。因为团圆是一家人和谐美满的象征、幸福的象征。中国人平时过日子的时候仪式性比较差，如果问中国人最重要的仪式是什么，那就是过年的团圆饭，是最具有仪式性的活动之一。当然，像结婚、给孩子过生日、给老人做寿，还有丧葬，也都有仪式，但是最隆重的是团圆饭。

刘晓春：我们会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几年有了高铁方便多了，特别想赶回家过年的那种感觉没以前那么急迫紧张了，看看2008年（春运期间冰冻灾害）广州火车站，挤了30万人，为什么这么多人要挤在这里，非得要赶回家去过年？就是要赶回家吃这一餐饭，即便是回家吃完年夜饭，年初一再赶回来加班也行。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传统心理，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到了过年那一天就要跟父母在一起，跟家人在一起。所以，广州火车站是一个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很多游子的心灵驿站。到了除夕这个时间节点上，整个社会就弥漫着回家的氛围，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待在那里，你会感觉到自己很孤独，所以要回家，要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过年就是跟亲人在一起，亲人是跟自己的出生、成长的地方连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跟亲人、故土、家乡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时间点集中地把很多情感都凝聚在一起，这个时间点上个人情感集中爆发。现在广东有些工厂或者企业比较人性化，对回不了家的员工搞一个集体吃团圆饭过年，缓解这种气氛。

陈连山：整个社会的基础是家庭，家庭是最小单位，人全了这个家才是完整的。春节有很多活动必须是全家人一起参与才有意义。比如全家的伦理关系要在过年的时候进行重新调整，或者重新展示，如果少一个人，这个伦理关系就缺了一个结点。

父慈子孝，如果只有父亲在家，儿子出去打工没回来，那父亲的慈爱无法体现，孩子对长辈的孝顺也无法体现，这个节是过不了的，人不全过不了。兄弟也是，过去兄弟之间会讲“悌”，哥哥对弟弟要照顾，弟弟对哥哥要尊敬，这是另一层的人伦关系，如果少一个，兄弟道德关系没办法重申，所以人必须全。平时祭祖，比如清明节，到坟地去祭祖的时候只祭有墓的，没墓的祖先在清明时是不祭的。只有新年的时候祭祖是祭全部的，始祖，然后二世祖、三世祖……所有的都要祭。新年祭祖先的时候，所有祖先的灵魂都在，现实的子孙缺一个，祖先不答应，必须都回来。这是要完成一个家庭伦理的重现，完成整个家庭跟神之间关系的重建，跟祖先的联系和对话，跟你有钱没钱没关系。所以人们常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特别有道理。

导演组：年是一个团圆的节日，为什么过年要守岁，年兽的说法如何理解，贴春联、贴门神是什么讲究，放鞭炮是年的标配吗，放鞭炮的意义在哪里？

陈连山：从自然现象来讲，除夕三十晚上是晦日，为什么叫晦日呢？啥也看不见，这天晚上是一年中最黑的一晚。人是天生怕黑的，对黑暗有恐惧感。所以三十晚上一定是比较恐惧的。这个恐惧的感情怎么外化，外化出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一定是年兽，就是怪兽。我是这么推理啊，因为它是创造出来的，不是客观存在的。

神话传说解释，年兽怕红、怕亮，所以过年要挂红灯笼，贴春联，春联过去是桃符。王充在《论衡》里引用《山海经》说：东海之外有一座山叫度朔之山，度朔之山上有一棵大桃树，大桃树上有两个神，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他俩是管鬼的，鬼要作怪就抓住，送去喂老虎，所以鬼都很怕这俩。因为怕他俩，也怕他俩坐的那棵大桃树，所以桃木历来是辟邪镇鬼的基本工具。王安石的诗句“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符是辟邪用的。

黄景春：至于什么时候春联变成红纸了，应该是在宋朝，就直接写在红纸上，贴在门口。中国人以红为喜庆，而且红也能辟邪，既是喜庆又是辟邪。你看现在结婚，新娘、新郎要戴红，新娘的服装中少了红不行，而且要大红。所以过年的时候春联写在红纸上，营造一种喜庆的氛围。

陈连山：三十晚上要守岁，不睡觉，也是恐惧的一种体现。贴个门神防止妖怪进来。你看歌剧《白毛女》里喜儿唱的词：“门神门神贴在外，大鬼小鬼进不来。”所以大家不能睡觉，要坚守，现在我们叫辞旧迎新，迎接新年的到来。过去的人认为，宇宙的运行不一定每次都能顺利，因为生活里会遇到各种灾难。要保证宇宙顺利运行，那么每个节点都要特别关注。为什么古代要有节日，就是要在特定的日子赞化阴阳，大家要做什么事情才能化危为安，比如皇帝要领头做什么事情，他要遵守月令，就是由大臣们和哲学家们共同设计的关于历法和皇帝应该做什么事的一套仪式。根据不同的时间节点，而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活动。

过年放鞭炮这个事特别有意思，我专门写过论文来分析。放鞭炮一定是新年到来之后，当然现代人有的也有三十晚上就放鞭炮，吃年夜饭也放，“爆竹声声辞旧岁”。但是正式放鞭炮是半夜，过去叫子时，相当于现在的半夜十一点。《荆楚岁时记》里说初一早上“先于庭前爆竹”。起床之后第一件事，先爆竹。那个爆竹是烧竹子，竹子里边含水分，火一烧会炸裂，一炸裂就爆响，“以辟山魈恶鬼”。山魈长什么样呢？《神异经》说：“西方山中有人焉，其长尺余，一足，性不畏人，犯之则令人寒热，名曰山魈。”其实就是个妖怪，一条腿的妖怪。过年放鞭炮是把它赶走，把恶鬼赶走。撵走了就安宁了，新的一个周期就来了，就太平了。老百姓的生活里面他们不说，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民俗行为展示出来，家家放鞭炮。

我分析得比这还要更深一层，因为中国过去有一个神话一直解释不清，后来叶舒宪先生解释清楚了。什么神话？汉代的时候就有这种说法，就是初一到初七这几天，天气特别重要。初一的时候如果是好天气，预示着这一年养鸡大有收获，鸡长得比较好。如果到初七这一天是个大晴天，这一年适合生育，适合生孩子，人长得比较好。还有中间那几天，如果是晴天，有适合牛的，有适合狗的，有适合猪的，有适合羊的。这七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巫术和占卜活动，看天气来决定这一年这些动物的命运？它背后应该有一个神话。叶舒宪先生认为，这几天分别是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证据，南北朝时期，北魏的一个史学家叫魏收，曾经说过一段话：“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见《魏书》卷一百四）这就是神灵创造万物的日子。如果哪天是好天气，就适合相应的那种动物生长。很多民族在新年来临的时候，都要演绎神话，模拟宇宙重新开辟的状态。从世界创造开始讲起，把神话讲一遍，代表着新的一年整个世界万物焕然一新，就是这个意思。

我绕了一大圈，最后讲放鞭炮是什么道理。最初是爆竹，应该说是爆竹有什么道理？竹子一烧就炸开，有一股蒸汽往上升，那个竹筒就会掉落在地上，这跟中国的宇宙开辟神话一模一样。比如说开天辟地神话是在《三五历纪》里记录的，说阴阳二气一开始是混在一起的，就像一个鸡蛋一样。这里边长出一个盘古，盘古越长越大，就把像鸡蛋一样的混沌给撑开了，阳气比较轻，所以上升就变成天，阴气比较重就下降变成地，盘古就在中间越长越高，天地就完全分开。你看放鞭炮，爆竹完了之后，就是轻者上升为天，重者下降为地。它完全模拟了宇宙开辟神话的情节，对应的关系非常一致。所以我经过分析认定，一年里边，新年最重要的第一件事，一定要“先于庭前爆竹”！先爆竹，通过行为来展示宇宙起源神话，用宇宙起源神话来期盼新的一年能够一切顺利。

黄景春：放鞭炮看上去是娱乐，如果往前追，它的本意还是驱邪，驱邪是它最初的内涵。盖房子要放好几次鞭炮，奠基的时候放鞭炮，上梁的时候放鞭炮，入住的时候放鞭炮，都是辟邪。这种原初的内涵后来很多人就不一定了解了，就取个热闹。这样的一种转变也比较自然，因为大家都放鞭炮了，谁不放反而不行。这几年过年好多地方担心放鞭炮污染环境，有一些争议，我认为大家一起放鞭炮的时间一年就那么几天，图个吉利、快乐，放一下也无妨。

王晓葵：民间传说有一个特点，就是起源的忘却，没有人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你去问老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会告诉你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做的。通常民俗学有一个禁忌，就是不去追求起源。哪怕有文献，比如说你在唐代的文献中查到某一个习俗的记载，也不能说这个事情起源于唐代。我说也许唐代之前就有了，只不过没人记下来，你只能说根据唐代文献的记载，那个时候有这么一个习俗。另外，它是一个地方性的，它记录的是哪儿，是西安还是北京，你用文献只能说，根据某一个文献，作者是根据哪一个地方的调查记录下来的。春节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到年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相信先是有了这个习俗以后，一定要对它作出解释的时候，就有一些乡土知识人士或者农民发挥智慧，就编出这么一套民间传说的东西。

导演组：年的节日食品是所有节日里最多的，南北差异也很大，哪些是最有代表性的？

黄景春：应该说饺子是年最有代表性的节日食品。过年包的饺子，不仅形制上有讲究，就连摆放也有规定，不能乱放。俗话说：“千忙万忙，不让饺子乱行。”过年一定要吃饺子，歌剧《白毛女》中，大年三十喜儿家也要吃饺子。大年三十晚上，零点钟声一敲响，就开始吃饺子。吃饺子就是为了取“更岁交子”的意思。这个风俗开始于明朝初年，原来“交子”的谐音便演变为“饺子”，而且，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盆盆端上桌象征着“新年发大财，元宝滚进来”之意。

过去平时吃饺子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家里来了重要客人才可能会吃饺子，现在吃饺子的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一年吃不了几顿饺子，现在一年到头随时都可以吃饺子。很多节日食品，比如说重阳糕、粽子、各种糕点，这些都是节日食品。现在生活好了，大家天天都能吃到，节日食品变成了日常食品。

陈连山：我小时候在洛阳，我妈妈是从腊月二十七开始蒸过年的馍，大馍小馍，大馍要摆出来敬祖宗的，摆在供桌上。山西、陕西的花馍是全国做得最好的。因为过年做得多，需要邻居互相帮忙，今天我家做你来帮忙，明天你家做我再给你帮忙。还有炸油糕，油糕是先用面粉和水做成饼，然后把糖包在里面，再把它捏到一起，拍成扁圆的，放在锅里炸，又香又甜。油糕和花馍也是年的节日食品。

王晓葵：在我的记忆中，我最早过春节应该是在新疆。我母亲是山东胶东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春节的时候要做一种面食，这种面食要用木制的模具，有鱼、兔子等各种动物或者花卉的图案，把白面和好以后放进去，做出鱼或者其他动植物的模样，然后炸。这是我印象最深的。

刘晓春：我老家是江西，有辨识度的东西很少，都是日常的，过小年的时候家里就开始忙各种事情，准备过年的各种零食，我们那边孩子们最喜欢的是炸各种米粉做的饼，俗称“米馃”。很多人家里会杀猪，叫“年猪”。我老家那里还会做一种叫“鱼丝”的东西，就是鲩鱼的肉剁成肉酱，跟番薯粉弄在一起，非常好吃。

导演组：拜年、压岁钱是一种什么样的亲情关系，怎么理解？

黄景春：拜年是传统新年期间重要的习俗活动。在辞旧迎新之际，晚辈向长辈拜年，年幼者向年长者拜年，朋友之间相互拜年，表达美好祝福，单位的同事集体相互拜年叫团拜，是新年期间的一种交际礼俗。古代拜年不仅仅是人际交往和应酬，还有更多内涵。进入当代，随着通信手段多样化，也不一定都要当面拜年了，先后出现了电报拜年、电话拜年、贺卡拜年、短信拜年、微信拜年、网络视频拜年等多种方式。拜年成为人们相互沟通交流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是表达感恩的很好的契机。

刘晓春：拜年也是拉近邻里关系的契机，这其实是核心目的，大家在一年当中互相帮忙，相互之间有个照应。在现代社会，家庭也好，个人也好，独立性非常强，有些东西自己完全可以解决。但是在传统社会，很多事情是需要在一个村落的层面，大家互助来解决。我们在贵州山区调查，就看到那边的人很注重这种亲情关系，很注重这种邻里关系，因为村寨远离中心，尽管贵州的交通这几年发展算比较好了，但它毕竟到中心地方还是有点距离的，所以遇上生老病死等诸如此类的大事，还是要求助邻里。所以很多人即便是在外地做工，一旦遇到寨子里有婚丧嫁娶或集体节日，都必须赶回去帮工，否则一旦你家里遇到事，就没人帮你。

陈连山：拜年是晚辈给长辈拜年，这是表达晚辈对长辈的孝心。先拜家里最高的家长，父母和孩子先给爷爷奶奶拜，拜完了之后孩子就给爸爸妈妈拜，是晚辈对长辈的孝敬。那长辈有义务没有？有，这就叫父慈子孝，孩子孝顺，长辈要慈爱。慈爱怎么体现？给压岁钱，它是与拜年磕头互相对应的一种伦理关系，是表达长辈对孩子的慈爱。为什么叫压岁钱？是“压祟”的意思，祟就是鬼祟，这是个谐音，把邪气给压住，是祝福孩子能够平安、健康成长的意思。所以把双方的这种伦理关系、道德和义务，展示得清清楚楚。

现在批评压岁钱的人比较多，原因在于压岁钱给得越来越多，给老人也造成一种压力；对小孩子也不好，给他们那么多钱，也不会管，会出现问题。我专门查了相关的材料，说广东长辈会给别人发红包，发红包个数特别多，但里边的钱不一定很多，而且明确有规定，不看多少，但你必须给，其实就是个仪式。所以这就是双方伦理关系、人际关系的一个展示，纯文化的信号，文化仪式性的行为，不是以里面的钱多少为目的。其实我们做研究的，也得找证据。古代压岁钱给得很少，有时候不是真的钱，是“花钱”，它是个图案，代表着钱，它就起个象征作用，不能买东西。我小时候老人发的就很少，两毛钱，更小的时候还有几分钱。过去孩子又多，不可能多给，这是属于家长控制。我问过侯宝林的儿子侯耀华，他说：“我爸的徒弟来给我爸拜年，不能直接给老爷子钱，就把钱给小师弟。”本来是给他爸的，但是名义上是给这个小师弟。“人家一走，我爸把手就伸出来说‘交出来’。”

王晓葵：我有一次回山东老家，那里农村还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比如说在正月初一的时候，会有亲戚或者村里的人到我们家拜年。我母亲的爷爷还在世，在村里算是一个长老，所以他早晨起来坐在正屋正堂，旁边放了瓜子、花生、糖果等，村里的小辈们就会来磕头，他会抓一把给他们。当时我很小，我在旁边观察，他们举止言谈是有一套规矩的。当时虽然在“文革”期间，规矩变得简单了一些，但是乡土人的生活还是按照规矩来做的。也就是那一次，我第一次拿到压岁钱，他那次给了我2块5。那个时候2块5，我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500（元）吧，我就觉得那个是我一生最有分量感的压岁钱，记忆非常非常深。

导演组：面对黑暗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这些过年的禁忌现在被抽掉了，神秘感没有了。对于传统节日，有人认为核心要素繁文缛节太多了，也有人感叹说节越来越淡了，为什么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

陈连山：首先，说这种感觉的人不是孩子，年龄越大的人这种感觉越强，这是个心理问题。我从心理上先给你解构。我们小时候说有妖怪什么的，大人一吓唬，小孩子也怕，都以为是真的，就像西方小孩子都觉得圣诞老人会给他的袜子里边塞礼物一样，认为那是真的。小孩子没见过那么多东西，吃什么东西都新鲜，他会觉得幸福感特别强。但是大人知道这一切都是大人操作的，是制造出来的，神秘感是不存在的。小孩子是纯享受，而大人特别容易有文化幻灭感，所以年龄大的人老是抱怨年味儿越来越淡，这是跟自己小时候比较。其实这里边有一个错位，你以为是时代的问题，其实是你个人年龄的问题。时代的差异和个人年龄的差异就交叉在一起了，这是我推理的。

为什么我自己还能比较兴奋，比较喜欢？过去把它当作一个事实、当作一个真实的东西来做，有这种感觉。我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少年时代了，我们现在是成年人了，过去把它当作真实的，现在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依然可以很美，依然可以有情感。但是，我们中国人唯物论思想太重，缺乏艺术感，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怪别人。

在韩国，他们祭祖、拜祖先也很讲究，家家都有牌位，做得跟中国古代一模一样。1997年我头一次去韩国问他们说：“你相信祖先还存在吗？”他说：“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我要给孩子做点什么，是为了让孩子信。对于我来讲就像演出一样。”我问：“那有效果没有？”他说：“有效果。我死了以后，我是控制不了世界的，但是我知道，通过培养孩子，我死了我还能知道，孩子到了时间会来拜我，而且动作跟我一模一样，这样我死后我还可以安宁。”有这样的精神安慰效果。

生活里边不光是科学，还有艺术。我给学生讲节日，开始先讲节日是我们的时间想象。为什么这一天是节，其他时间不是节？那是我们给这个特定时间赋予了一个主观的含义在里面。其实从物理上，365天每天都一样的，都是24小时，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人类给它赋予的一个想象，节日时间想象。那么节日的民俗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用我们的行为落实这种想象。那么，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行为艺术。我们现在的节日之所以淡化，是因为我们现在基于物质主义的思想，就把生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物质满足，它完全丧失了艺术含义，所以现在人没有那种艺术感，他就无法完成节日行为。当然，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讲他做的是艺术，小孩子区分不出现实和艺术之间的差异。我们现在把这东西给抽离掉了，但是应该给孩子进行艺术审美的教育和生命的教育，让他完成成长的过程。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就是这个意思。孔子那么聪明的人，他不知道现实中不存在神灵？这个东西就涉及康德“三大批判”的问题。人类对于世界的解释有几种：一种是科学的解释，一种是艺术的解释，一种是信仰和宗教的解释。这三个东西都可以存在，各有各的适用范围。

王晓葵：对于传统节日，有人认为繁文缛节太多了，也有人感叹说节味越来越淡了，这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发展追求的一个关键词就是“便利”，把时间和空间都节省出来，这是我们一直追求的，为此我们发明了各种机器。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反思繁文缛节的意义？花时间去做一件事情，花时间去跟别人聊天或者是交往。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和一位教授聊天，他告诉我一个例子。他调查山东地区有一种手工制作的花馍，因为做花馍要动员很多人一起做，费时费力。采访的时候，一位女士说：我有个烦恼的事情，我的舅舅过生日，我们以前都是做花馍的，今年我想买个蛋糕给他，但是不知道舅舅会不会不高兴。她说我年纪大了，做起来很吃力，动员这些媳妇们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纠结很久，最后她还是做了花馍给她舅舅。理由是什么？因为它麻烦，因为它费时间、费精力，所以它能表达人的情感，她舅舅在乎的是这个。做这个东西是对长辈的尊重，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比如你送我一个礼物，我看到这个礼物，我会知道你在这上面用心的程度，跟价钱没太大关系。这个事情给我一个触动，我们以前把这些过程和需要花的时间、精力当成一种浪费。实际上，我们也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新反思，所谓的繁文缛节是负面的表达，但是花时间或者是花精力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本身也是有价值的。

所以在节日上面，我想不能完全追求便利、节约，我们的日常生活可以以便利、节约、环保等为目标，但是传统的节假日强调要把礼数走够，要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我们要找一个平衡感，我觉得中国至少在制造业方面有一个反思，就是手工做的价值被逐渐重视。因为手工做肯定不如机器有效率，但是手工做的能提供身体感、温度感和特殊性、独特性。所以借着对春节的思考，我觉得我们可以反思一些否定传统的理由是不是站得住脚。

黄景春：过去过年特别令人向往，不仅有好吃食、好衣服，还不用干活。孩子盼新年，大人也期待新年，过年特别隆重，也特别富有过年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人们常说的“年味”。

人们总是说现在“年味淡了”。确实，现在过年的感觉跟几十年前相比，味道淡了很多。这并不是说过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重要了。看看每年春运期间火车站、机场、码头人山人海，我们就不能说现在过年不重要了。那么“年味”为什么淡了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缘故，我们的生活变得日渐富足，过去只有过年才吃到的美味，现在平日里也可以吃到。过去只有过年才有新衣服穿，现在平时也不缺新衣服。过去一年到头盼望的东西，只有到过年才真正有机会享用，过年这段时间给人带来的“特别感”就体现出来了。譬如以前很多家庭平日里很少吃饺子、汤圆，只有过年期间才放开吃，这些都是节日食品，除夕之夜或大年初一吃饺子，到正月十五吃汤圆（元宵），都是有仪式感的。在当代社会，人们每天都可以吃到饺子、汤圆，节日食品已经转变为日常饮食。于是，再想寻找以前过年吃饺子、汤圆的感觉，就比较难了。

“年味”淡了还跟假期安排有关。过去进入腊月就开始营造过年气氛，过了腊八就开始赶年集，过了腊月二十三就不再工作了，人们整天围绕过年做准备，营造出的过年气氛十分浓厚。现在我们甚至到除夕当天还在上班，过年气氛的营造远远不够，“年味淡了”也就在所难免。

刘晓春：过年，我们说忙年，忙年就是要做好多事情，在人生意义当中，年应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节点，我们说辞旧迎新，这一年的事情基本上结束了，我们要忙下一年的事情。而这个判断是有传统的，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一个时间节点，这实际上是一种仪式。张罗、忙是一种仪式感的过程，年过得隆重，过得不随便，就是让我们这一年过得有意义。因为我忙了一年，会很精心地来准备这一顿年夜饭，这就是有仪式感地过年，我们专业说法叫“过渡礼仪”，这个时间节点必须是以很隆重的仪式来度过。其实是给那些说“过年累、不想过年”的人一个响亮的回答，过年就是要累、要忙，就是要有这种仪式才是年，否则那就是个假日，不是个节日，累并快乐着就是节日。过年从小就是这样过来的，比如说一起打扫卫生，一起做家务，一起买菜做饭，尽管很忙，但是过年就是在这种忙的过程中，增进了家人的那种感情。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回忆小时候“过年”的情景，是因为物质和闲暇都相对匮乏，集聚了一年的期待，在过年期间得到集中的爆发和实现。我们现在说年味淡了，是因为我们的对年味的心理阈值越来越高，再也回不到那个时代“过年”带给我们无论是物质的还是心理的充盈感、丰厚感。

现在有些节俗是新增加的，比如说广州的年宵花市，过年的时候广州人家都买鲜花带回家，寓意吉祥，虽说忙但非常有情趣。虽然说广州有关花卉买卖的记载最早见于宋代，但形成迎春花市就在民国时期，在春节的节俗里算新节俗。农历腊月二十八开市，至除夕子夜结束。现在广州迎春花市，是广州城市形象的一个最重要的符号。它寄寓了岭南地区的人民对国泰民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几年，随着广州打造“广州过年、花城看花”的新春嘉年华活动，广州的迎春花市正在成为海内外游客都可以参与共享的节日盛事。在我看来，迎春花市，不仅是习俗传统、地方形象、认同的符号，还可以成为带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所以年就是在这样过的。

导演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年节会有什么变化吗？

王晓葵：从我个人的自身体验来说，春节的变化也是一个社会变化的缩影，就像我们这一百年来的变化，可能比欧洲、比日本要大很多。这个变化中间，政治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观念以及伴随着权力及结构的变化，但是如果要让社会接受这套变化，必须通过一个中介，就是对生活方式的变革，用一个通用的词说叫移风易俗。民国时有新生活运动，所谓新生活运动就是它要改变中国人的心性，先从改变身体习惯开始，不随地吐痰，讲究卫生等。因为主政者明白，人们一旦形成习惯，它会发挥持久的力量，通过改变习俗来改变人，通过改变人来改变社会，这是国家权力介入社会生活的必然逻辑。

我个人主要是生活在城市，城市的习俗是非常杂糅的。我们家在石油系统，那里会有不同地域出身的人，我们家是山东的，所以我们可能在春节习俗中有一些山东的习惯。如果是陕北的，或者是宁夏的，或者是上海的，他们有他们的习俗。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们很少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春节习俗，也就是说地域性差异是春节习俗的特征。但是我们如果讨论春节习俗的整体性，它也有若干个共通的核心要素，比如说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拜年，等等。我做过一些春节的核心要素的研究，比方说我在华东师大工作的时候，我就让学生做一个春节习俗的系统性调查，我说你们先去查地方志，比如说清代或者更早的地方志，你把这个时代的地方志所呈现的过春节的所有习俗，列出来1、2、3、4、5，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在上海地区春节生活习俗的一个基本方式，比方说要从腊八开始过到正月十五，这中间一系列的活动。这活动背后他们感知的意义是什么。比如打扫，是一个去除污秽的过程，还有要辟邪。我们又去了上海第一福利院去问那些八十多岁的老人家，问他们小的时候是怎么过年的，让所有的老人来凑出一个他们童年春节的类型。然后我们又去问比他们更年轻的，比如说我们的同事中间的上海人。再去问上海的大学生，现在的年轻人。这样我们基本上梳理出春节习俗的核心要素变迁的一个过程。

简单地说，最早过年上海人要做二十多件事，从地方志看到的，到了这些老人家的回忆，凑起来大概也就是十几件事，到了年轻一代的人可能就不多于十件事了，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大概五六件。他们所能够拼凑出来的春节习俗，也就领个压岁钱，吃个年夜饭，连春联现在都很难找地方贴，因为中国新的住宅没有考虑到传统文化要素，新房子没有留贴春联的地方。又因为影响卫生、产生噪音和引起火灾这样的诸多现实因素，所以放鞭炮也禁止了。

所以现在的春节，按照我们调查，好像是它的核心要素在逐渐衰减，没有消失的那些也有变化，比如说原来自己在家吃做的年夜饭，现在可能去饭店包个酒席，拜年可能是用短信，或者是微信。比如说有人说我们要看春晚，春晚算不算习俗，现在还难说。

所以从近代，比如说一百年，包括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来说，整个的传统节日随着生活的变化，它也在不断地调整它的核心要素的内容和数量。以至于到了现在，甚至很多人就不过春节了。所以有民俗学家说要捍卫春节，或者把春节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实际上是一个跟西方的比如说万圣节、圣诞节之类的，变成了一个大家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对象。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牵扯到民俗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就是我们对生活方式的共享和实践，在传承社会是强制性的，在现代社会是选择性的。也就是说在传承社会中间，你必须按照传承社会的规范来过节，举行葬礼，举行婚礼，跟人交往，如果你不这么来，乡土社会就会有人说你的闲话。这里说闲话的意思，意义是很重的，实际上是你被这个村落排除，或者至少也是被边缘化，这在乡土社会，一个依靠血缘、地缘互助关系来生存的人，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过年你不去拜年，你不去接待亲朋好友，你不去请人吃饭，大家就会怀疑你这个人是不是不认同我们的文化，不认同我们的生活方式。所以在传统社会，你不能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你必须按照传承脉络去过你该过的（生活）、扮演你该扮演的身份角色。现代社会，就是说把人从血缘、地缘、业缘全部切割出来，变成一个孤立的个人到城里，所以很多人也许就把过春节这个节日当成假日，就好好在家里休息几天，也不要去跟别人吃饭，也不要去放鞭炮。有人选择过春节，有人选择过圣诞节，有人选择什么都不过。用这种方式还是用那种方式过，也都变成现代人的一种选择性行为，而不像传统的民俗社会那样带有强制性。所以我想这是现在节日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我们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