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绪言
一
《淮南子》二十一篇，旧题汉淮南王刘安撰。据《汉书》（卷四十四），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则此书实系刘安所招的宾客合作，而归名于安，犹之《吕氏春秋》之称吕不韦撰。
安是淮南厉王长的长子，所以书中“长”字皆避讳作“修”。长是高祖之子，赵美人所生。文帝时，厉王有罪，徙蜀；厉王恚甚，道中不食而死，文帝悲悔，乃封长四子为侯，安为阜陵侯。时民间歌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闻之曰：“昔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耶。”乃以淮南故地分封长三子（其一已死），安袭封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善文艺；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稿，乃发。时武帝无子，大臣（田蚡）有与安结好，私谓曰：“方今上无太子，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宫车一日晏驾，非王尚谁立者？”而淮南宾客又多江淮间轻薄不逞之徒，以厉王迁死道中感激安。安由是蓄逆谋，与宾客左吴、赵贤、朱骄如等谋，皆以为什八九成。独伍被力阻，后亦赞从，为安画策。事未成，谋泄，被自首与淮南王谋反踪迹。武帝使宗正持符节治安，安自杀，国除为郡。事见《汉书》本传。
本传说，安招致宾客，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今考《汉书·艺文志》“诸子杂家”部著录《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师古注：“《内篇》论道，《外篇》杂说。”）又“赋”部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又“方伎天文”部著录《淮南杂子星》十九卷。又“易”部著录《淮南道训》二篇，注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歌诗”部著录《淮南歌诗》四篇，或亦以为安作，然按“诗赋”部传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则所谓《淮南歌诗》四篇，大约和同列的《燕代讴》《邯郸河间歌诗》《齐郑歌诗》一般，只是淮南的民间歌谣罢了，未必即为安之作品。淮南王本传言：武帝使安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此《离骚传》不见著录。《汉书·刘向传》言：向父德，于武帝时治淮南之狱，得其《枕中鸿宝苑秘书》，皆言神仙、黄金术、延命方等，向幼读之，后以为奇，进呈御览；然此书亦不见著录。今所存二十一篇，当即《汉书》所说的《淮南内》，又曰《内书》。高诱序里说：“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这十九篇大概就是《汉志》所谓《淮南外》三十三篇的残缺罢，但后世目录皆不载，似乎早已亡了。
高诱序里说：“……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则似原名《鸿烈》，刘向始改题为《淮南》。然本书第二十一篇《要略》虽有“此鸿烈之泰族也”一语，而玩其文义，似为诠释《泰族》篇，未必即指全书；高诱云云，似属附会。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言许慎注本，首题“间诂”，次题“淮南鸿烈”，末记“许慎记上”。许、高皆后汉人，疑当时固通称“淮南鸿烈”。大约淮南王当日上此书时，单名曰《内》或曰《内书》；刘向校录时乃冠以“淮南”二字；至后汉时，复取《要略》篇中“鸿烈”二字，称《淮南鸿烈》。高诱所说原名《鸿烈》云云，多半是不可信的。迄后《宋史·艺文志》有《淮南子鸿烈解》二十一卷，“解”者注解之义，本甚显明，然因《宋史》于书名下直记“淮南王安撰”字样，后人不察，遂谓“鸿烈解”乃是书名，那就错得更利害了。据晁公武言，此书在宋时已少完本；今本亦多脱误，则早非本来面目了。
二
上面说过，此书系淮南王招致宾客所撰；然此等宾客姓名，《汉书》不详。直至高诱注书，序里乃说：“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把合撰此书的人名，详细列举，似甚可信。宋洪迈《容斋续笔》七说：“寿春有八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处；传记不见姓名，而高诱叙以为苏飞……等八人。然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史。雷被者，盖为安所斥，而亡之长安上书者，疑不得为宾客之贤也。”从这一段话里，我们可以推想：（一）淮南当日宾客中有八人极尊，此八公山名之所自昉；（二）八公之名，史传不见，惟高诱记之；（三）八人中仅三人名见《汉书》，而中一人又疑非贤者，所以高诱虽然确举八个人名，说是《淮南子》的撰述者，我们却不能无疑。又高诱说起的“诸儒大山、小山”，亦不见于传记。高似孙《子略》有“读淮南小山篇”之语，则“小山”似为赋名；明方以智的《通雅》且谓小山、大山犹《诗》之《大雅》《小雅》。考《昭明文选》（卷三十三）有《招隐士》一首，题刘安撰，而序曰：“《招隐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也。小山之徒，闵伤屈原，……故作《招隐士》之赋，以彰其志也。”则小山又明明是人名。然而大山、小山究竟姓甚么，连高诱自己也不曾说明白。
高诱所举八人，唯左吴、雷被、伍被见于《汉书》，已如上述；现在再把这三个人仔细考查一下。据《汉书》，左吴是淮南宾客之与闻密谋者——《淮南王传》：“（王）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又《伍被传》：“王曰：‘左吴、赵贤、朱骄如皆以为什八九成。’”——就只两次见了名。雷被官郎中，善击剑，因为比剑误中安子迁，迁恨之，短于安前；雷被惧，逃之长安，告淮南太子迁不许他投效“奋击匈奴”。事见《淮南王传》。据此而观，雷被大约是个武士，不是治学问的人。伍被，《汉书》有传（《史记》关涉伍被的事都附见《淮南王传》中），故对于他的事，独详。本传里说：“被以材能称，为淮南中郎。是时淮南王安好术学，折节下士，招致英隽以百数，被为冠首。”据此则伍被竟是淮南宾客的领袖。本传又记刘安谋反，被切谏，与安反复辩论之词；其论吴广、陈胜之所以一举而成功，谓乃“蹈瑕衅，因秦之亡时而动”；其议论正和本书《览冥》《齐俗》《诠言》等篇内所反复申明的“故虽贤王，必待遇。遇者，能遭于时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一段意义，颇相吻合。所以高诱说伍被是本书的一个撰述者这句话，不能不说是比较可信的了。
但是后人亦有不信《汉书》所记，以为本书实出刘安之手；理由是：淮南王辩博善为文辞，史有明文，而左吴等人的著作绝无传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淮南王招集奇士，倾动四方；说者咸以此书杂出宾客之手，非也。左吴、雷被诸人，著作绝无可见，特附《淮南》而显，岂梁苑邹、枚，邺中刘、阮等哉！”胡说亦自有理。然《淮南》一书议论，前后自相矛盾的，不可胜数，甚至一篇之中，前后亦有矛盾，则又断乎不像一人的手笔了。
三
本书旧注，道藏本题“许慎记上”，通行本题“高诱注”。《隋唐志》皆并录许、高二家注。陆德明的《庄子释文》引《淮南子》注皆称许慎注；李善的《文选注》、殷敬顺的《列子释文》引《淮南子》注，或称许慎注，或称高诱注。可知《淮南子》原有许、高二家的注。然《隋书·经籍志》载《淮南子》许慎注二十卷，高诱注二十一卷；《旧唐书》载《淮南商诂》（“商诂”乃“间诂”之讹）二十一卷（即许慎注），高诱注二十一卷；《新唐书》所载，卷目都合；《宋史·艺文志》载许慎注二十一卷，高诱注十三卷，是知高诱注在宋世已亡若干了。但《宋史》载许慎注二十一卷，竟完全无阙，亦甚可疑。今考宋苏颂《校淮南子题叙》，则言宋世许、高二注皆已残缺，崇文旧本，蜀川印本等七部，皆二注相参，不复可辨；又谓“互相考证，去其重复，共得高注十三篇，许注十八篇”（十字衍文，盖十三加八，正得二十一，故云去其重复）。清陶方琦拥护苏说（见陶著《淮南许注异同诂》序），谓《原道》以下十三篇皆有“故曰……因以题篇”等字，高注本也，《缪称》以下八篇皆无“故曰……因以题篇”云云，许注本也。是知《宋志》所谓许慎注二十一卷，实许氏残注，杂参高注，而冒称了许注。宋世安得完全的许注？高、许二注，在宋时都已残缺了。
又取今本《淮南子·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氾论》《说林》《说山》《修务》十三篇的注文，和《缪称》《齐俗》《道应》《诠言》《兵略》《人间》《泰族》《要略》八篇的注文，互相比较，则前十三篇不但篇名下多了“故曰……因以题篇”等字样，并且注文比后八篇要详细得多，前十三篇往往于解释正文之后，复举异说“一曰……”云云，而后八篇便无此例。现在考证《原道》等十三篇注文所举异说“一曰……”云云，什八九正是他处复见的许慎注。由此，又可知《原道》以下十三篇虽云高注，而实在是杂附许注的了（苏颂所谓二注相参），绝非高注本来面目。我们再把李善的《文选注》、陆德明的《庄子释文》、殷敬顺的《列子释文》、孔颖达的《毛诗正义》、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开元占经》、《太平御览》等书所引的许注，和今本《缪称》以下八篇——这是我们认为许注的，互相比校，则见《文选注》等书所引许注而为今本《淮南》所无者，实亦不少。由此，更可知今本《淮南·缪称》以下八篇虽称许注而实多脱漏，亦绝非许注的本来面目了。
又今本《原道》以下十三篇和《缪称》以下八篇的文本，也有相异的。例如《缪称》篇“纣为象箸而箕子叽”的“叽”字，《说山》篇作“唏”；《诠言》篇“猿狖之捷来措”的“措”字，《说林》篇作“乍”；《诠言》篇“羿死于桃棓”，《说山》篇作“羿死桃部”；《道应》篇“孔子劲扚国门之关”，《主术》篇作“孔子之通力招城关”；《道应》篇“周鼎著倕，使龁其指”的“龁”字，《本经》篇作“衔”；《修务》篇“纯钧、鱼肠之始下型”的“纯钧”，《齐俗》篇作“淳均”；《览冥》篇“上契黄垆”的“垆”字，《兵略》篇作“卢”；《原道》篇的“京台”，《道应》篇作“强台”；《原道》篇的“六莹”，《齐俗》篇作“六英”；《氾论》篇的“淄渑”，《道应》篇作“菑渑”；《齐俗》篇“隅眥之削”，《本经》篇作“隅差之削”。凡此种种，皆可证许、高注书的时候，《淮南子》有两种传本，文字相异的很多。
以上所称，实甚琐细，无关宏旨；且本书自清王念孙、卢文弨、俞樾等研究以来，在训诂、义理两方多所发明，补正许、高旧注不少，已经较从前容易读了，所以许、高两家注文的纠葛，现在我们竟可以不问。但因这也是关于《淮南子》的一种知识，且即此可见汉代的书和注尚且如此脱误错乱，更何论秦以前的古籍！因此略叙《淮南》旧注聚讼的公案如上。
四
《淮南子》本非一人撰著，立一家之言。虽大意是归宗于老子《道德》之旨，然通视全书，则驳杂殊甚。《道应》篇引老子语而以古事为例证，颇似《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二篇。《说林》《说山》《人间》诸篇多纪古事，亦类乎《韩非》的《说林》和《内外储说》等篇。《时则》篇大概同于《吕览·月令》和《礼记·月令》。《地形》篇可说是《山海经》的缩本。《天文》《兵略》诸篇也可说是汉以前说天论兵的学说的会要。
至于书中议论自相矛盾之处，不止一二。《精神》篇反复申明体道而无欲之旨，谓饰性戾情者，终生为悲人，当顺性情之自然，一死生；这些议论，颇像庄子。本篇对于儒者是努力攻击的。然《本经》篇又言礼乐本出人情之自然，未可厚非，徒因衰世舍本逐末，故不可为。此则显然和《精神》篇的议论矛盾了。又《本经》篇开头从老子的“大道废而有仁义”说起，终则言礼乐本出人情之自然，未可厚非；《修务》篇始论无为有为之辨，全本老子之说，终则又论学问之必要，适与老子“绝学无忧”之说正相反对；此则一篇之中，前后的议论，也是显然矛盾的了。又如《览冥》篇斥申、商、韩非之法为不知为治之本，而《氾论》篇则畅论如何用刑赏以收治效；《主术》篇始言无为之说，忽进而又言韩非一流的刑名说，终乃进入儒家仁义之说；这也是一篇之中或数篇之间互有矛盾。
勉强可说在全书中没有什么冲突的，似乎是《诠言》篇中所反复申明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的意义，以及《齐俗》篇所申论的“圣人因时制宜，四夷中国不同俗，其合于道则一”的理论。但是这等议论并非是怎样重要的根本原理，故虽一贯，并不能减轻了本书的驳杂矛盾的程度。
至若撇开关于思想方面的，而从别的方面来批评，则此书多记“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高诱序），后世作家，尝多征引；其文词“奇丽宏放，瑰目璨心，谓挟风霜之气，良自不诬”（胡应麟语）。扬雄尝以淮南王与司马迁并称，可说是汉世的杰作。古来文人很多爱读此书，大概就取它的材料诡异和文词奇丽罢。
沈洪
一九二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