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被放大，产生盲区就危险了

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做选择，其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大公司里，志趣相投的人若是拼命放大他们这个群体的偏见，这就很危险了。当决定是否通过议员们既不居住也与之无关的住房的支出时，这可能是致命的。这意味着，当涉及民主时，那种你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的偏见会严重破坏稳定。

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让我们看到了之前我们视而不见的英国的方方面面，我们都处于自己制造和设计的泡沫中，经常感知不到那些在经验和意见上跟我们不同的人，且与他们互不往来。跟很多人一样，我的儿子惊恐地意识到，他没有就公投进行过严肃的辩论，因为他不认识任何想要离开欧盟的人。他是他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的典型代表：在18岁至29岁的人群中，有73%的人希望英国留在欧盟，在大学毕业生中，有70%的人希望英国留在欧盟。

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以研究和理解社区为业的人同样是盲目的。亚历山大·贝茨（Alexander Betts）称自己是“自由国际主义者”。作为一位成功的学者，他被世界经济论坛评为“全球青年领袖”，还曾入选“2016年全球思想家100强”，他坦言自己惊讶地发现，在前50个脱欧意愿最强烈的地区中，他“在这些地区总共待过4天……像我这样自认为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宽容性的人，也许并不像自己所认为的那样了解自己的国家和社会”。

贝茨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公开承认自己的视而不见。视而不见这个问题并非英国独有。我的父亲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长大，那里只有一条铺好的街道和一家破旧的小便利店，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设施，大多数住房现在是置于煤渣砖上的活动房屋。如此贫困的景象在美国并不新鲜，也不难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预计51%的美国成年人还要在贫困线以下生活至少一年。但是，在特朗普意外当选之前，几乎没有人写过或想过这个问题。2016年那两次令人震惊的事件揭示了同样的事实：通过与志趣相投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们交换意见的环境更像是回音室，而不是辩论室，因而我们也就对与自己不同之人的需求、担忧、恐惧、愤怒和期望视而不见了。英国脱欧、特朗普和2016年总统大选如此出人意料，这表明我们有意视而不见的范围多么广泛。

不管是新的、老的，还是社交性的，媒体公司完全理解这一点，而且一向如此。读者总是选择他们广泛认同的媒体，这种商业模式依赖于广告商能够将产品与特定的受众和渠道相匹配。购买报纸、杂志或看新闻时，我们可不是为了看人打架的。特朗普的支持者不会因为想看看自己和反对者的差别有多大而去看有线电视新闻网，同样，特朗普的反对者也不会因此而去看福克斯新闻。对所谓社交媒体来说，其新颖之处在于它能放大这种效应，甚至更大幅度地缩小我们所看、所读和所听的内容。脸书页面充斥着放大和认可；对任何需要讨论或辩论的事情来说，它都是一个糟糕的地方，也是一种没有说服力的形式。我们有意选择新、旧媒体，因为我们乐于看到自己的想法传播开来，并听到掌声，而周围都是为我们、我们的想法和思维方式欢呼的人。

虽然这种现象很自然，但现在看来它并非中立的。法律学者卡斯·森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所谓“群体极化效应”，他发现，志趣相投的人组成的群体若是聚在一起，不仅不会互相质疑，而且会使彼此的观点更加极端。［值得注意的是，森斯坦是哈佛大学教授，他的妻子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也是哈佛大学教授，两人都曾在奥巴马政府任职。即使描述这种行为的人也无法对其免疫，意识到这种行为并不表示可以预防这种行为。］就像在线约会网站宜合会减少你的选择，在线音乐服务平台声田和潘多拉会让你的欣赏口味变得狭隘一样，志趣相投的人会对舆论产生同样的影响。

2005年，森斯坦和他的几位同事将两组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一组是来自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自由主义者，另一组是来自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义者。在各自的组内，每个人按照要求思考三个问题：民事伴侣关系（civil partnerships）[1]、平权运动和气候变化。但在探讨开始之前，受试者要把自己对每个主题的意见记录下来，然后，森斯坦将两组人打乱，混编在一起，鼓励他们就各自的观点展开讨论。

在分组审议中，人们礼貌、投入而且独立，但当他们完成讨论时，几乎每一个成员最终表现出来的立场都比他们开始时的立场更加极端。在气候变化条约问题上，来自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的保守主义者原先是保持中立的，现在开始反对它。在民事伴侣关系问题上，博尔德的自由主义者原先只是多少有点肯定这一关系，现在则对它的优点深信不疑。森斯坦说，讨论开始时每个小组在意见上的多样性被“压制”，而它们之间的分歧则逐步增大。

即使存在大量的数据和争论，森斯坦关于群体的研究也表明，当个人在阅读时，他会关注那些支持他当前观点的信息，而对那些与自己的观点相左的信息则很少注意。总体而言，相比寻找与自己观点相悖的信息，人们可能会投入大约两倍的精力去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讨论过程本身并没有让人们增长见识，反而导致他们对其他可能的选择视而不见。正如罗伯特不再与阿尔巴尼亚女性外出约会一样，我们也不再正视那些对我们来说非常不舒服、非常纷乱的地方、工作、信息或人，因为我们内心深处有自己坚持的信仰。我们选择阅读《卫报》或《每日邮报》，因为它们说的话符合我们的世界观，而非挑战了我们的世界观。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会看天空新闻台或第四频道的新闻。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希望受到质疑，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做不到。跟我们有形的家园一样，我们的智力家园也是自我选择的和排他的，甚至我们的道德和伦理家园也是如此。

理论上，互联网应改变这一切。访问世界上的知识宝库本应开阔我们的视野，拓宽我们的思想。毕竟，你可以通过网络认识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但是，虽然现在我们所有人都能获得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的信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选择不用。跟读报纸一样，我们阅读那些与自己意见一致的博客，比如布赖特巴特英国（Breitbart UK）或金丝雀（The Canary），但在这些地方，我们实际上踏进了一个无限回音室，因为85%的博客会链接到其他具有相同政治倾向的博客（和广告）。互联网从个人电脑端向手机端的转移加剧了这一趋势。对手机应用程序的依赖意味着我们消费的信息会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精细的过滤。

事实上，虽然早期的创始人称赞互联网能把在任何意义上相距甚远的人聚在一起，但其赚钱靠的是类同：把志趣相投的人聚在一起，这些人的身份非常具体，以至于他们构成了一个明确的市场，可以针对它投放高价产品的广告。通过对狭义的身份进行分析和利用，对个人有用的信息可以让公司赚数十亿美元，这就是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当然，它可以是仁慈和温和的。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无论你年龄有多大，是否喜欢兰花、合气道[2]或观念学，你都可以发现志趣相投的爱好者，并与他们建立联系。为什么人们想要这样做呢？因为这等于走上了一条捷径：可以从你认为值得信赖的人那里获得信息。如果你不懂得兰花如何起苗和分盆，兰花迷们会让你节省很多钱，并让你不再那么忧心。但这同样适用于寻找违禁药品的源头、制造爆炸装置或分享极端主义的内容。我们抱成一团，是因为这让我们感觉舒服和安全，更是因为这样做效率很高。我们没有必要亲自去了解所有的事情，那是一种费劲且缓慢的方法。没有人鼓励我们去怀疑。

[1]民事伴侣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指两个均无配偶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没有登记结婚的情况下长期共同生活而构成的特殊关系，同性或异性伴侣均适用。——译者注

[2]合气道，日本古代柔术的一个流派，是以护身术为基础，徒手对徒手或徒手对短刀格斗的竞技运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