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引言
战争，一直以来都是最难解的人类谜题之一。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1]，《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战争，这个词语本身就足以引发人们从恐惧到敬佩的一系列情感。我们中的一些人选择对它视而不见，仿佛对战争的回忆和思考会在某种程度上将它拉得离我们更近；其他一些人则对它着迷，能从中寻求刺激和魅力。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坚信，若想弄清楚过去的一切，我们就必须将战争纳入对人类历史的研究中。战争造成的影响太过深远，忽视它就是忽视了一种强大的力量，类似的力量还有地理、资源、经济、思想、社会和政治变化，它们塑造了人类的发展历程并改变了历史。假如波斯人在公元前5世纪时打败了希腊城邦，假如印加人在16世纪击退了皮萨罗[2]的远征，假如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会变得不一样吗？我们知道会的，尽管对于变化了多少，我们只能猜测。
然而以上假设只是我们面临的一部分难题而已。战争提出了什么是人性、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战争暴露了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还是最好的一面？由于我们与战争的关系格外复杂，因此尚无法得出统一的答案。战争是人类社会不可泯灭的一部分吗？就如同原罪一样，从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开始组建社会之时便被罗织其中？抑或是我们的该隐[3]标记，一个让我们反复陷入冲突的诅咒？还是说这样的观点原本就是一个危险的自证预言？是社会的变化带来了新型的战争，还是战争推动了社会的变化？或者，我们甚至不该研究先来后到的问题，而应把战争与社会视为伙伴，将它们锁定在一种既危险而又富有成效的关系中？战争，那些毁灭性的、残酷的、损耗大的战争，也能带来好处吗？
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我会尽力做出回答，而对于我在探究这个话题时遇到的其他问题，也同样会给出答案。我希望能在一件事上说服你：战争既不是一种应该尽快被忘掉的反常现象，也不只是事物的常态（和平）的缺失。战争与人类社会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我们甚至难以说出是哪一方支配或影响了另一方，如果我们理解不了这个事实，那么我们便失去了人类故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希望了解我们的世界，以及我们是如何走到历史上今天这一步的，我们就不能忽视战争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社会是幸运的，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便没有亲历过战争。是的，没错，西方国家的确曾派遣军队去世界各地作战，像是亚洲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或是阿富汗、中东的部分地区，又或是非洲，但只有极少数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受到了这些冲突的直接影响。然而，这些地区的数百万人显然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事情，自1945年以来，世界上没有哪一年是不发生战争的。我们这些享受了“长期和平”的人，很容易把战争看作别人的事，或许是因为他们正处在一个与我们不同的发展阶段。因为我们在西方，所以我们自满地认为这里更加和平。进化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4]等作家使这样一种观点流行开来：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社会的暴力行为有所减少，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有所下降。于是，尽管每年我们都会为过去战争中的死者举办一次正式的哀悼活动，但我们却越来越习惯于将战争看作当往常的和平被打破时所发生的事情。同时，我们还可以尽情欣赏伟大的军事英雄和他们昔日战斗的魅力，我们对战争中那些英勇无畏的故事怀抱敬意，书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塞满了军事历史类的书籍，电影和电视制作人也知道战争永远是一个受欢迎的话题。公众似乎从未对拿破仑及其战役、敦刻尔克撤退、诺曼底登陆或是《星球大战》和《指环王》等幻想故事感到厌倦。我们喜欢它们，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处在一个对我们来说安全的距离之外，我们相信自己永远不必参与到战争中。
结果便是，我们并没有把战争看得足够严肃。也许我们更愿意将视线从那些严肃且令人沮丧的话题上移开，但我们不应该这么做。战争已经一再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它开辟了通往未来的道路，也关闭了其他的道路。在一系列战争中，先知穆罕默德的话从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传播到利凡特和北非地区富裕的定居地，并对该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想象一下，如果穆斯林的领袖们在当时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有几次他们差点就成功了），今日的欧洲会是什么样子？8世纪初，穆斯林侵略者征服了西班牙，向北越过比利牛斯山脉，进入了今天的法国。他们在732年的普瓦提埃之战中被击败，这标志着他们向北远征的终结。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我们可以想象，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法国社会和欧洲历史将被穆斯林的法国而非天主教的法国所塑造。大约800年后，伟大的奥斯曼帝国领袖苏里曼一世横扫巴尔干半岛和匈牙利的大部分地区；1529年，他的军队就在维也纳城外。如果他们占领了那座宏伟的城市，也许欧洲的中心就会成为其帝国的一部分，而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将是另一番景象。维也纳的诸多教堂尖顶中有一部分是宣礼塔（伊斯兰教尖塔式建筑），年轻的莫扎特可能会听到许多不同类型的乐器所演奏的不同形式的音乐。让我们想象一下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时代，1940年5月，如果德军在敦刻尔克消灭了英军及其盟军，而后在那年夏天的不列颠战役中摧毁了英国的战斗机司令部，又会发生什么呢？不列颠群岛可能会成为纳粹的另一方领土。
战争的本质是有组织的暴力，但不同的社会打仗方式不同。游牧民族采用的是游击战术，他们在占据优势时进攻，没有优势时便溜进广阔的空地；定居下来的农业社会则需要城墙和防御工事。战争会催生变化和适应能力，反过来，社会的变化也会影响战争。古希腊人认为公民有义务保卫自己的城市，参与战争又反过来扩大了公民的权利和民主的范围。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使政府能够集结和维持庞大的军队，军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但这种情形也使数百万人产生了一种期望，期望能在自己的社会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政府不仅有义务倾听民众的诉求，还有义务提供从教育到失业保险的一系列服务。如今这些拥有中央集权政府和有组织的官僚机构的强大民族国家，都是几个世纪以来战争的产物。对过往的胜利与失败的回忆和纪念，已经成为国家故事的一部分，如果想拥有凝聚力，国家就需要故事。在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中，人民认为自己是共同整体的一部分，基于组织方式、利用社会资源的能力和利用公民支持的能力，这些国家有能力发动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战争。发动战争的能力和人类社会的进化都是同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战争已经变得更为致命，造成的影响也更大。我们有了更多的人口，我们有了更多的资源，我们的社会更具组织性、更加复杂，我们可以动员数百万人参与到我们的斗争之中，我们也有了比以前大得多的破坏能力。我们不得不用新的术语来描述20世纪的两次大战：世界大战（world war）和全面战争（total war）。虽然有些脉络贯穿战争史和人类社会史的始终，例如社会或技术变革的影响，限制或控制战争的企图，战士和平民之间的差异，但我选择更多地关注18世纪末以来的这段时期，因为此时的战争不仅在数量上相较以往存在差异，质量上也是如此。我还将援引西方历史中的很多例证，因为在最近的战争中，西方已经开拓了许多先河，而且必须一提的是，它还试图使其处于掌控中。
然而在大多数西方的大学里，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战争的研究，也许这是因为我们担心，仅仅是对战争的研究和思考就意味着对它表示认可。国际历史学家、外交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抱怨说对自己的领域和工作缺乏兴趣。对战争或战略的研究被限制在他们的小圈子里，所谓历史学家闲逛着，挖掘令人厌恶的花边逸事，构建毫无教益的故事，自娱自乐一番，不会打扰到任何人。我记得几年前，在我待过的第一个历史系，有一位教育顾问前来拜访，帮助我们提升课程对学生的吸引力。当我告诉他，我正在为一门叫作“战争与社会”的课程制订计划时，他看起来很不安。他竭力主张，使用“和平史”这个名字会更好。
这样刻意忽视战争委实奇怪，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由战争塑造的，即使我们并不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战争，人们迁移或逃亡，有时甚至就此失踪或消失于历史中。战争划定了很多边界，很多政府和国家在战争中兴衰起落。莎士比亚很了解这一点，在他的戏剧中，战争是决定国王生平起落的机制，而普通百姓则低头祈祷暴风雨不会伤害到他们。我们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有一部分其灵感正是来源于战争或对战争的仇恨：《伊利亚特》、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本杰明·布里顿的《战争追思曲》、戈雅的《战争的灾难》、毕加索的《格尔尼卡》或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战争就在孩子们玩的游戏中——夺取旗帜或攻占堡垒；而作为2018年美国最受欢迎的游戏之一，《使命召唤》也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改编的。参加体育竞技的人们有时会将比赛看作与另一支球队的对决。在意大利，那些被称为“超级球迷”（Ultra fans）的人是以高度组织化的团队形式来观看足球比赛的，有着严格的指挥等级。他们身穿制服，给自己起名为“突击队”（Commandos）、“游击队”（Guerrillas），令许多意大利同胞不安的是，这些球迷中有人借用了二战中游击队的名字。他们来这里与其说是为了观看比赛，不如说是为了与对手的支持者们战斗。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初衷是建立国际友谊，但几乎从第一次举办开始，奥运会就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奥运会不是战争，但它们之间有许多共性：颁发奖牌，演奏国歌，身着制服的队伍跟在各自的国旗后面列队前行。众所周知，希特勒和戈培尔将1936年柏林奥运会视作展示德国人民优越性的重要活动；冷战期间，人们将获得奖牌的数量解读为一方优越于另一方的标志。
即使是我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也带有战争的印记。罗马人在布匿战争中打败迦太基人之后，继续讽刺地使用“背信弃义”（Fides Punica[5]）这一用语。在英语中，我们轻蔑地说某人或某物是“昙花一现”（A flash in the pan），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表达方式起源于早期的枪支，那时候用来点燃炸药的火药虽会燃烧，但却没有成效。如果英国人想表现得粗鲁无礼，他们会将某物称为“法国式”（French）或“荷兰式”（Dutch），因为这些国家曾是英国的敌人。“法国式离别”（Taking French leave）即“不辞而别”，指粗鲁而突然地离开；“荷兰式勇气”（Dutch courage）即“借酒壮胆”，指痛饮杜松子酒。而在法语和荷兰语中，词语“英国的”（British）或“英格兰的”（English）则表达了同样的暗讽之意。在我们最喜欢的那些隐喻中，有很多都来自军队，对英国人来说尤其可能来自海军。如果我们是“风中的三条帆绳”[6]，那么吃一顿正经饭或许有用；如果我们碰上点麻烦，我们可以等它渐渐平息，或者“多给它一些回旋的余地”[7]；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可以说：“去告诉海军陆战队吧！”[8]我们的聊天和写作中充斥着有关军事的隐喻：与贫困之战，与癌症之战，与毒品或肥胖之战（我曾经见到一本书，书名是《我与我丈夫的胆固醇之战》）。各种讣告会说逝者在与疾病的“战争中失败了”。无论是广告还是募集慈善捐款，我们都随意地称之为“战役”（campaigns）。商业领袖们阅读了一本2000多年前写就的有关战略问题的中国著作，以此了解战胜对手的方法并带领他们的企业走向胜利。他们夸耀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创新战术时，很喜欢与拿破仑一类的伟大军事领袖做比较。当政客们回避问题或丑闻——通常被称为“热潮”（firestorms）时，媒体报道会说他们正在自己的掩体里集结军队，准备发动进攻。2018年12月，《纽约时报》头条新闻写道：“对特朗普而言，每日一战，越发孤独。”
战争同样出现在我们的地理环境中。比如一些地点的名字：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是为了纪念纳尔逊[9]的胜利；巴黎奥斯特里茨车站是为了纪念拿破仑最伟大的一次战役（1805年，拿破仑率军击退第三次反法同盟的战役），伦敦滑铁卢车站纪念的则是他最后的那次战败。加拿大曾有一个名叫“柏林—波茨坦”的小镇，因为这是德国移民在19世纪建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突然改名为“基奇纳—滑铁卢”。我们的小镇和城市大都有战争纪念碑，上面写有阵亡将士的名字，以此纪念逝去的英雄。纳尔逊站位于伦敦为纳尔逊设立的纪念柱；格兰特将军墓是纽约河滨公园中一处很受欢迎的聚会地点。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纪念碑越来越多地为普通士兵设立，还有许多是为战争中默默无闻的参与者，比如护士、飞行员、步兵、海军陆战队、普通海员，甚至在英国，还会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做了贡献的动物而设立。对过去战争的回忆占据了风景中的一大部分，而我们却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我在伦敦帕丁顿火车站的1号站台上走来走去的次数已经多得记不清了，但那里有一座大型纪念碑我却从未注意过，它是为了纪念大西部铁路线的2524名员工而设立的，他们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同样是在帕丁顿火车站，有一座士兵铜像十分引人注目，它站在那里，身穿战争中的衣服，正在读一封从家乡寄来的信。如果没有战争100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根本不会停下脚步去看它，也不会在维多利亚车站花时间去寻找一些牌匾——它们纪念的是在此乘坐火车前往法国的大量士兵，或是在1920年被运送回来的无名战士的尸体。
如果停下来反思我们的历史，我们常常可以从记忆中找到战争的痕迹。我成长于和平环境下的加拿大，但我读到的很多图书和漫画都是关于战争的，从G.A.亨蒂[10]所写的那些看似数不胜数的故事——1914年以前绝大多数重大冲突中高贵而英勇的男孩的故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勇敢的飞行员比格斯及其机组成员的故事，再到黑鹰漫画（内容从二战开始，后来无缝衔接地融入朝鲜战争中）。在女童子军中，我们唱了很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歌曲，但后来我意识到它们已被改编过，我们还学会了旗语（用旗帜传递信息的方式）和使用绷带。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学校里为朝鲜战争收集线绳和箔纸。我们还坐在桌子底下进行演练，以备在美国和苏联之间爆发核战时用到。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听过老一辈讲述的故事，他们都亲历过战争。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担任医生，他们中的一个是威尔士人，跟随印度军队在加利波利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待过；另一个是在西线的加拿大人。我的父亲和四个叔叔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告诉了我们一些经历，但并非全部。当时我的父亲在一艘加拿大船上，负责护送舰队穿越大西洋进入地中海，他讲的故事大都很有趣，但有且仅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们差一点就沉船了。讲到这里时，他声音颤抖，再也讲不下去。我的祖父没有告诉过他太多战壕里的事情，但他却经常对一位孙辈——我的妹妹说起，不过她太小了，还不太明白这些事。我们的祖父还带回了一枚手榴弹作为纪念品，它就放在我祖母的古董柜里，和一些宝贝并排陈列，比如一座迷你瑞士小屋和一只小小的木制苏格兰狗。我们小时候会玩这枚手榴弹，把它放在地上滚来滚去，一直到有人发现那上面还留有保险栓。许多家庭一定也有这样的故事和纪念品——从战区寄来的包裹或信件，从战场捡来的手工制品，旧的望远镜和头盔，或是用弹壳制成的雨伞架。
当世界各地的战场放弃了它们的碎片残骸时，纪念品便不断涌现。“欧洲之星”列车[11]不得不张贴标语，提醒那些去过一战战场的乘客不要带着他们当作纪念品收集的炮弹或武器上车。每年春天，比利时和法国农民都会沿着曾经的西线堆积他们称为“钢铁收获”的东西。冬天的霜冻将大地掀起，把老旧的铁丝网、子弹、头盔和未引爆的炮弹带到地表，其中的一些还带有毒气。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将军需品收集起来并进行安全处置，但战争仍有受害者，包括农民、拆弹专家、挖错地方的工人或在炮弹上方生火取暖的伐木者。伦敦和德国的建筑中仍时不时地出现二战时未燃爆的炸弹，更古老的战争遗迹也在那里显露。一艘在以色列海法港疏浚的船发现了一个来自公元前6世纪或前5世纪的古希腊头盔。一位退休教师带着他的金属探测器外出散步，在英格兰莱斯特郡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顶罗马头盔。在爱尔兰的香农河上进行的一次常规训练中，潜水员发现了一把10世纪的维京宝剑。
许多社会都有其战争博物馆和阵亡将士的国家纪念日。死者自己也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登场，提醒我们战争的代价。在宁静的瑞典哥得兰岛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具身穿铠甲的本地士兵尸体，1361年，他与许多战友在抗击丹麦侵略者的战役中被杀。在炎热的国家，如果尸体被埋在泥土中或是制成木乃伊，保存的时间则可以长达几个世纪。2018年夏天，为了一项住房开发项目，考古学家在比利时伊普尔附近的土地上进行调研，他们发现了125具士兵的遗骸，其中大部分是德国士兵，但也有协约国的士兵，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倒下后便一直长眠在这里。2002年，有人在立陶宛维尔纽斯郊外的一个乱葬坑里发现了数千具尸体，他们身上仍然穿着蓝色制服，纽扣上印有死者的兵团号码。他们是在1812年拿破仑从莫斯科撤退的时候死去的。
当我们停下脚步，回想起战争时，我们会联想到它的代价——对人力和资源的浪费——战争的暴力、不可预测性以及停战后可能留下的混乱。但我们很难认识到，战争的进行是多么有组织性。1940年，德国试图迫使英国投降，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伦敦昼夜不停地遭受着轰炸。许多普通居民被疏散到乡下，剩下的人则睡在临时避难所或地铁里。总部设在伦敦市中心的英国广播公司（BBC）将几个部门迁到了其他地方：音乐部搬去了贝德福德郡，戏剧与综艺部搬去了布里斯托尔；后来布里斯托尔也变得非常危险，综艺部又迁至威尔士北部宁静的班戈镇，它在那里失去了活力，风格开始变得忧郁。留在伦敦的工作人员经常到了晚上不能回家，于是英国广播公司（它被戏称为“姨妈”可不是毫无来由的[12]）将其广播剧院改造成宿舍，中间垂下一个门帘，将男女分开。当年10月，两枚炸弹击中了这座建筑。7名员工在试图移开其中一枚哑火的炸弹时被炸身亡，消防部门迅速赶到现场，阻止火势蔓延。播报9点新闻的播音员在大楼摇晃时稍做停顿，然后继续播报，浑身沾满了烟尘。到了第二天清晨，广播大楼四周的脚手架已经搭建好，瓦砾正在被清理。这个插曲只是整个战争历史中一个极小的片段，但想想其中涉及的组织工作吧。德国轰炸机与战斗护航机是德国战争工业的产物，德国人调动了从材料、劳动力到工厂等一系列资源来制造飞机，并将其送上天空，他们的机组人员全都经过挑选和培训。德国情报部门和策划者竭尽所能，挑选出重要的目标。英国的反应也同样是有组织的。皇家空军一路跟踪进港飞机，并尽最大努力阻止它们，与此同时，地勤人员则负责操纵拦截气球[13]和探照灯。针对伦敦和其他主要城市的灯火管制被严密监控的状况，英国广播公司已经制订了应急计划，消防部门火速赶来，清理工作立即开始。
战争或许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具组织性的行为，而它反过来又进一步提升了社会的组织性。即使在和平时期，为战争做准备——寻找必要的资金和资源，也使政府对社会施加了更多控制。在现代，以上这一切变得逐渐真实起来，因为对战争的需求正随着我们发动战争的能力而增长。在扩大政府权力的同时，战争也带来了进步和变化，我们将其中的大部分看作有益的：私人军队的终结，更好的法律和秩序，在现代更加民主，社会福利增加，教育改善，妇女和劳工地位的改变，医学、科学与技术的进步。随着我们对杀戮越来越得心应手，我们也越来越不愿意容忍对彼此的暴力。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谋杀率在下降，然而在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绝对是历史上的最高值。因此还有另一个问题：我们一边展开如此大规模的杀戮，一边又强烈谴责暴力，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要如何调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不会选择通过发动战争来获取利益，当然还会有别的办法。但我们找到了吗？
关于战争有许多这样的悖论。我们害怕战争，但我们也为之着迷。我们可能对战争的残酷及其造成的浪费感到恐惧，但我们也敬佩战士的勇气，能感受到战争的魅力中蕴藏的危险力量。我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把战争视为人类最高尚的活动之一。战争给予了参与者杀死人类同胞的特权，但也要求着伟大的利他主义。毕竟，还有什么比愿意为他人放弃生命更无私的呢？长期以来，我们拥有一种悠久的传统，即将战争视作社会的滋补品，因为它能使社会振作起来并展现其高尚之处。1914年以前，德国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14]将他那和平的欧洲世界斥为“充满垃圾和琐事的懦弱年代”；未来主义运动的创始人、未来法西斯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15]宣称：“战争是世界上仅有的卫生术。”但我们还有另一种同样悠久的传统，即将战争看作一种只能制造痛苦的罪恶；还有一种迹象表明，作为一个物种的我们有着不可救药的缺陷，注定要在暴力中终结我们的命运，直到历史的尽头。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是对的。战争是个谜题，而且是个可怕的谜题。这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努力去了解它的原因。
注释
[1]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 1948—），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曾获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锌皮娃娃兵》《我还是想你，妈妈》《我是女兵，也是女人》等。——译者注。如非特殊说明，书中脚注均为译者注。
[2]弗朗西斯科·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1478—1541），西班牙殖民者，开启了南美洲（特别是秘鲁）的西班牙征服时期。
[3]Cain，《圣经》中的恶人。该隐为亚当与夏娃的长子，他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其名字的含义被引申为“杀人者”“弑亲者”。——编者注。
[4]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1954—），出生于加拿大，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和科普作家，TED演讲人，世界语言学家。代表作有《语言本能》《心智探奇》等。
[5]此处为拉丁语，直译为“迦太基人的信用”。
[6]Three sheets to the wind，意即“酩酊大醉”。
[7]Give it lots of leeway，“leeway”一词原为航海术语，指因风力偏航。因此，船员为了避免偏航带来意外，通常会留出调整的时间。由此衍生出“回旋的余地”等含义。
[8]英语即“Go tell it to the marines”。
[9]霍拉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英国海军将领，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击溃法国与西班牙联合舰队，迫使拿破仑放弃从海上进攻英国的计划，但自己中弹阵亡。
[10]乔治·阿尔弗雷德·亨蒂（George Alfred Henty，1832—1902），英国小说家与战地记者，作品包括《龙与渡鸦》《德雷克的旗帜下》《为了神殿》等。
[11]欧洲首列国际列车，可去往英国、法国与比利时。
[12]因其衣冠楚楚和保守严肃的形象，英国人常将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戏称为“姨妈的新闻”（Auntie's News）。
[13]用强力钢缆固定在地面上的大型气球，用于在战时拦截、摧毁低空飞行的敌机。
[14]斯特凡·安东·格奥尔格（Stefan Anton George，1868—1933），20世纪初德国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创作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开启了德国唯美主义文学时代，被称为19世纪末德国诗歌复兴的大师。
[15]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6—1944），意大利诗人、小说家、文艺理论家，未来主义创始人。马里内蒂亦是活跃的法西斯分子，在1914年的《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书中，宣扬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亲缘关系，自1919年起，他积极参与法西斯党的活动，成为墨索里尼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