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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将亮时，下了一场雪，这雪直到中午也没融化。苏联的囚徒们亦喜亦忧。雪带来了祖国的气息，这白雪在他们可怜而疲惫不堪的脚下宛如铺上了母亲的头巾，这白雪染白了棚屋的屋顶，远看就像家乡的农舍一样。
但这转瞬而逝的喜悦立即蒙上了忧愁的阴影，继而浸沉于悲伤之中。
值日的西班牙士兵安德列亚走近莫斯托夫斯科依，用蹩脚的法语说，他当书记员的朋友看到了涉及你这个老头的文件，可书记员没看完，办公室的长官就夺走了。
“看来我的生命就由这张纸决定了。”莫斯托夫斯科依想，转而又为自己的平静欣慰。
“不过不要紧。”安德列亚低声说，“还可以再去打听。”
“问集中营长官吗？”加尔迪问，他的一双大眼睛在半暗中闪光，“要么去问安全总局代表利斯？”
使莫斯托夫斯科依惊奇的是加尔迪白天和黑夜判若两人。白天，这位神甫谈菜汤、谈新来的囚犯，和邻床的人讨价还价，商量着交换口粮，思念蒜味浓烈的意大利式饭菜。
红军战俘们在集中营广场上碰见他，都知道他的一句口头禅：“图蒂，卡普蒂！”打老远就向他喊：“帕德列老爹，图蒂，卡普蒂！”大家笑着，就像这话能给人带来希望似的。他们都叫他帕德列老爹，心想帕德列就是他的名字。
有一天晚上，关在特殊监房的苏军指挥官和政委们拿加尔迪开玩笑，问他是不是真的遵守终生不娶的誓言。加尔迪面无笑意，听着这些混杂着法语、德语、俄语在一起的话。然后，他开腔说话，莫斯托夫斯科依为他翻译。既然俄罗斯革命者能为了理想去服苦役、上断头台，为什么他的这些谈友就不相信，一个人为了宗教理想就可能不亲近女人呢？要知道，这和为理想而捐躯，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好了，到此为止吧！”旅政委说。
夜里，当囚犯们已经入睡的时候，加尔迪突然成了另一个人。他双膝跪在床边，默默祈祷。好像在他怒火燃烧的眼中，在他丝绒一般闪亮的目光中，容纳了囚徒之城的全部苦难。就像在干活一样，他褐色的脖子上青筋暴起，他的冷漠无情的长脸流露出悲戚、幸福而固执的表情。他久久地祈祷着，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在这个意大利神甫含混、急促的低语中入睡。莫斯托夫斯科依经常睡个把小时就醒来。此时，加尔迪已进入梦乡。这意大利人睡得很深沉，似乎在梦境中把白天和黑夜中的两副面貌融合在一起了，他打鼾、嘴唇津津有味地翕动、咬牙、放屁有如闷雷，突然间，以悠长的腔调念出一些圣父和圣母惠施、仁慈之类动听的祈祷文来。
他从来不对这位苏联老共产党人的无神论思想妄加针砭，倒是常常问及苏维埃俄国的事情。这意大利人一边听莫斯托夫斯科依说，一边频频点头，似乎对关闭教堂和修道院、苏维埃国家没收东正教地产这样的事，还表现出几分赞许的神情。他的流露出悲戚的黑眼睛，望着这位老共产党人。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强忍怒气，问：“您懂我的话吗？(1)”
加尔迪微微笑着，这是他谈红焖牛肉、番茄汁一类人间俗务时常常流露出的笑意：“您说的我都懂，只是不懂您为什么说这些。(2)”
关押在特殊监房的苏联战俘也要参加劳动，因此，莫斯托夫斯科依只能在晚间同他们见面和闲谈。古济将军和奥西波夫旅政委不去劳动。
常找莫斯托夫斯科依攀谈的，是一个说不清有多大岁数的怪人伊孔尼科夫-莫尔日。他睡在全棚屋中最倒霉的地点，紧挨着门口，穿堂风寒气逼人，有一段时间，这里还放着一个长把马桶，那盖子一碰就乱响。
苏联囚犯们都管伊孔尼科夫叫“老伞兵”。见他古怪，对他半嫌恶、半怜悯。此人有着疯癫和白痴一般的惊人耐性。他从没感冒过，即便身上被秋雨打得全部湿透，他照样和衣而卧。他说话声音响亮、清脆，令人觉得只有疯子才会有这样的嗓音。
他和莫斯托夫斯科依是这样认识的。伊孔尼科夫-莫尔日走到莫斯托夫斯科依跟前，默默审视对方的脸良久。
“有什么好事可说的，老兄？”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问，当伊孔尼科夫拖着腔调说出以下这两句话的时候，他笑了。“说好事，行善事？什么叫善？”
这话突然间使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想起了童年时代，有一次哥哥放学回家同父亲争论神学课的情形。
“这是个老掉牙的问题。”莫斯托夫斯科依说，“佛教徒和早期基督教徒也思考过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为解决这个问题也下过不少功夫。”
“可解决了吗？”伊孔尼科夫问，他那腔调逗得莫斯托夫斯科依不由得哈哈大笑。
“瞧，红军！”莫斯托夫斯科依说，“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从您这腔调看，请原谅，有橄榄油的气味，像神甫，或者像托尔斯泰主义者的腔调。”
“一点不错。”伊孔尼科夫说，“我就曾经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
“真没想到！”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说。这怪人引起了他的兴趣。
“您看！”伊孔尼科夫说，“布尔什维克革命后迫害教会，对宣扬基督教教义反而是有益的，因为教会在革命前就已经陷于可怜的境地了。”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善意地说：“您简直是一位诡辩家。瞧，我到晚年才有机会看到了福音的奇迹。”
“不！”伊孔尼科夫脸色阴郁地说，“对你们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你们的手段是无情的。您在我身上不会看到奇迹，我也不是诡辩家。”
“是这样！”莫斯托夫斯科依说，突然怒不可遏，“那么，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伊孔尼科夫摆成军人“立正”的姿势说：“请别笑话我！”他凄恻的声音中流露出绝望，“我不是到你这儿来开玩笑的。去年9月15日，我目睹了两千个犹太妇女、孩子和老人惨遭屠杀。这一天，我明白了，上帝不会允许干这种事情的。我如梦初醒，本没有什么上帝。我在今天的黑暗中看到了你们的力量，这是敢同可怕的邪恶斗争的力量……”
“好吧！”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说，“我们谈谈。”
伊孔尼科夫在集中营附近的沼泽地种植园干活。那里有许多巨大的水泥管道，用以引河水和污秽的溪流浸漫低地。这个地段的工人，人称沼泽兵，往往是一些不会讨好上司的人才被派到这里来。伊孔尼科夫的手很小，手指细长，指甲长得像小孩。他下工回来总是满身泥水，走近莫斯托夫斯科依的床前，问道：“可以在您这儿坐坐吗？”他坐下，面带笑容，并不看对方，只是用手摸摸额头。他额头秀美、不大、前凸、白皙，同泥污的耳朵、黑褐色的脖子、指甲破损的双手相比，白得截然分明。
在经历单纯的苏军战俘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难以理解而可疑的人。伊孔尼科夫的先祖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是代代相传的神甫，只是到伊孔尼科夫家族的最后一代才改弦易辙。伊孔尼科夫兄弟按照父亲的愿望，都受到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伊孔尼科夫曾就读于彼得堡工学院，但他笃信托尔斯泰主义，读到最后一年级时，中辍学业，到彼尔姆省北部当乡村小学教师。他在农村待了八年，后来辗转到南方的敖德萨，成了一艘货轮上的机轮镟工，还游历过印度、日本，在悉尼也待过。革命后，他回国，参加了农业公社。这是他早年的理想。他相信，通过共产主义式的农业劳动，一定会出现人间的天国。
在全面实行集体化期间，他看到过列车上满载着携家带口、被扫地出门的富农，他看到过那些瘦骨嶙峋的人跌倒在雪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他看到过那些门窗全部被钉死、荒无人烟的“封闭”村庄。他见过一个被捕的农妇。她衣衫破烂，脖颈青筋暴露，那一双勤劳的手是乌黑的。她饿红了眼，竟然吃掉了自己的两个孩子，连押送兵都目不忍睹。
此时，他离开了公社，开始传教，祈祷上帝拯救沉沦者。最后的结局是身陷囹圄，30年代的灾难使他失去了理智。他在监狱的精神病院被强制治疗了一年后获释，到白俄罗斯他哥哥家栖身，经由这位植物学教授的帮助，被安排到技术图书馆工作。但是，悲惨的往事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战争开始，德军占领白俄罗斯，伊孔尼科夫又见到了战俘遭受的苦难，见到了白俄罗斯城乡犹太人的惨遭屠戮。他又变得如痴如狂，苦苦央求熟识的和陌生的人设法隐匿犹太人，他自己也尽力搭救犹太妇孺。很快就有人告密，他总算幸得天佑，没被绞死，而是来到了集中营。
这个衣衫褴褛、浑身污垢的“老伞兵”，脑子里一团混乱，他反复宣扬那一套超阶级的荒唐而可笑的道德规范。
“哪里有暴力，”伊孔尼科夫向莫斯托夫斯科依解释，“哪里就会苦难临头，鲜血流淌。我看到过农民的大灾大难，说集体化是为了普济众生。我就不信什么普济众生，我信的是善心。”
“照您的说法，为了普济众生，绞死希特勒和希姆莱，我们也要心慈手软了。您这个心慈手软还是离我远点吧！”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答道。
“您去问问希特勒！”伊孔尼科夫说，“他会告诉您，建这个集中营就是为了普济众生。”
莫斯托夫斯科依觉得，在和伊孔尼科夫辩论的时候，他的逻辑推理，就像向水母挥刀乱舞一样，简直是盲目费力。
“世上的事情总超不过6世纪一个叙利亚基督徒说过的真理。”伊孔尼科夫接着反复说，“谴责罪过，但要饶恕罪人。”
棚屋里还有个苏联老头，叫切尔涅佐夫，他是个独眼龙。卫兵打碎了他的玻璃假眼球，他苍白的脸上就古里古怪地现出了一个红红的空眼窝。他见人说话的时候，总是用手掌把裸露的空眼窝挡起来。这是个1921年逃离苏维埃俄国的孟什维克。他在巴黎住了二十多年，是银行会计。他进集中营的罪名是，煽动银行职员消极抵制德国新任当局的指示。莫斯托夫斯科依一向尽量少和他接触。显然，莫斯托夫斯科依的名望惊动了这位独眼龙。无论是西班牙兵、挪威人文具店老板，还是比利时律师，都倾心于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向他虚心求教。
有一次，在苏军战俘中颇有地位的叶尔绍夫少校来到莫斯托夫斯科依床边。少校略微倚着莫斯托夫斯科依，手搭在他的肩上，急促、热烈地说了起来。莫斯托夫斯科依偶然回头，切尔涅佐夫正从很远的铺位上看着他们。莫斯托夫斯科依觉得，他那只好眼流露出的痛苦之情，比那只坏眼的红色伤疤更可怕。
是啊，老兄，够你受的！莫斯托夫斯科依想，但他这不是幸灾乐祸。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理本应如此，叶尔绍夫是个不可须臾缺少的人物。“叶尔绍夫在哪儿？怎么没见到叶尔绍夫？叶尔绍夫同志！叶尔绍夫少校！叶尔绍夫说过……去问叶尔绍夫……”别的棚屋的囚犯常来看他，他的板床周围总是人来人往的。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赠给叶尔绍夫一个美名——精神领袖。曾经有过精神领袖——有过19世纪60年代的精神领袖，有过80年代的精神领袖，有过民粹派，还有过米哈依洛夫斯基(3)。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也有自己的精神领袖。这个独眼龙没人搭理，落寞孤寂，他在这集中营里显然是个悲剧性角色。
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第一次坐沙皇的监狱，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当时是另一世纪——19世纪。现在，他每当忆起往事时就觉心中忿忿不平，当时党内的某些领导人并不器重他的实际工作才能。可他认为自己是强者，他每天都可见到，不仅古济将军、奥西波夫旅政委前来移樽就教，就是心事重重、忧形于色的基里洛夫少校，对他的话也无不心悦诚服。
战前，使他聊以自慰的是，幸好他未受重用，幸好那些能够使他拍案而起、使他难以苟同的事情，如党内部分事务的专断，对反对派的审判和无视党内老同志的意见等，他都少有牵连。他熟知和热爱的布哈林蒙受冤狱，他感到痛心疾首。但他知道，在任何问题上，如果把自己置于同党相对立的地位，那就将会不以他自己的意志为转移，把自己也放到了为之献出生命的列宁事业相对立的地位。有时，他疑虑重重，也许是由于软弱、由于胆怯，他才不敢直抒己见、仗义执言的。战前，发生过许多可怕的事！他常常忆起卢那察尔斯基，他是多么想再见到他啊，同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谈话是那样轻松，只需只言片语彼此很快就能心领神会。
现在，在恐怖的德国集中营里，他感到自信而坚强。只是有一点使他心神不安，就是他再也不像年轻时代那样泾渭分明、睚眦必报了。
事情倒不在于那个英国军官有一次问过的一句话，苏联不允许发表反马克思主义的论点，会不会妨碍你对哲学的研究？
“妨碍也许会有的，可是对我这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妨碍。”米哈伊尔·西多罗维奇回答。
“正是因为你是一个老马克思主义者，我才提这个问题。”那英国人说，虽然他听了这话感到刺痛而皱了一下眉头，但他还是巧妙地掩饰了过去。
事情也不在于，像奥西波夫、古济、叶尔绍夫这样的人虽然同他是血肉相连、天生亲近的，可他们有时仍然使他感到难堪。不幸的是，他内心深处有许多东西也自感陌生了。和平时期就常有这种情况，他乐于和老朋友相聚，待到分手时竟发现这人同他格格不入。但是，当不合时宜、形同异己的思想成了自身的一部分时，该何以自处呢……你摆脱不开，也避免不了。他同伊孔尼科夫谈话总是怒气冲冲，恶言恶语，随意挖苦的，说他像面包渣汤、像稀饭、像果冻，是个蠢货。但是，一阵嘲笑之后，长时间见不到，又想他。
这就是他年轻时坐牢的年代和现在之间的主要差别所在。
年轻时候，新交旧友和志同道合者之间一切都是亲近的、可以理解的，而对敌对的思想和观点是格格不入的、不可调和的；可现在，他突然从陌生人的思想中看到他几十年前所珍视的东西，甚而一些陌生的言论，不知怎么竟出自知己者之口。
这也许是由于我久经沧桑、老于世故的结果吧。莫斯托夫斯科依心想。
(1) 原文为法语。
(2) 同上。
(3) 米哈依洛夫斯基（1842—1904），俄国文学评论家、政论家，他的著作颇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