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心怀美国就像在手里捧着一封情书一样——它有如此独特的意义。
—E. B．怀特
富兰克林根本就放不下这篇文章。在他的顾问，那位从新政执行者变成战时军师的哈利·霍普金斯(1)的建议下，合众国总统从全球战争的重压下暂时抽身阅读了一篇《纽约客》1943年7月3日的《短文与评论》栏目刊载的散文。这篇小文章源自作家战争委员会的一封来信，但它处理的却是再大不过的主题。作家战争委员会是由一群致力影响公众对二战中盟军行动看法的作家组成——这个委员会的领袖是悬疑小说家雷克斯·斯托特(2)，那位热爱兰花的纽约侦探尼禄·沃尔夫的缔造者。用这份杂志里无处不在的日常口吻，这位《纽约客》的作家写道：“前几天我们收到了一封作家战争委员会的来信，要我们提供一份关于‘民主含义’的声明。”他继续说：
委员会肯定知道民主是什么。它是靠右排队。它是“不要挤”里的“不要”。它是老古板身上的洞，从那个洞里不停地往外漏锯木屑。它是高帽子上凹陷的那块。民主就是一个重复出现的疑心，怀疑超过一半的人在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对的。它是在投票间里的私密感，是在图书馆里的头脑交流，是处处可见的活力感。民主是给编辑的一封信。民主是第九局开始时的分数。它是一个还没有被证伪的观点，一首歌词还没有变得糟糕的歌曲。它是热狗上的芥末酱，是限量配给的咖啡里的奶油。
罗斯福觉得这篇文章妙极了。“我爱死它了！”他说，而且，照霍普金斯的传记作者和剧作家罗伯特·E．舍伍德(3)的话说，总统“在‘爱’字上还带着上扬的重音”。罗斯福在不同的聚会场合都念了这篇文章给人听，在他朗诵结束时都带上了一句质朴的结语（至少是这位海德公园的绅士能说出的最质朴的话了）：“这说得就和我感觉的一样。”
这些感觉，重要的是，是属于《短文与评论》栏目的作者、《纽约客》的长期撰稿人E. B．怀特的，他关于自由和民主的写作，由他的孙女玛莎·怀特编辑成本书，在这么多年之后依然能够俘获我们。很少有东西像给杂志写作的散文一样是无法长存的（布道词也差不多，还有绝大部分的政治演说），但是怀特，他或许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最出色的散文家了，可以长存是因为他平实诚恳地写了最重要的东西，从他在缅因农场上的生活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生活。通常因为他的儿童文学作品（《夏洛的网》和《精灵鼠小弟》）更为人所知而不是因为他创作的大量散文，怀特是一位非常少见的作家，一位他的普通作品是如此不普通的作家，以至于在他去世几十年之后这些作品还值得我们关注。
这也就是此时你捧在手里的这本选集的价值所在。怀特的生活和写作贯穿了我们历史最有争议的几个时刻，在这几个关头美国最好的时候觉得自己是站在被告席上的，而最坏的时候则是站在绞刑架上。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红色恐慌时代、冷战，还有民权运动时期——在怀特给《纽约客》和《哈泼氏杂志》写稿时，这些事件都在他警觉的眼前展开。他尤其擅长通过探索具体而微之物引发对普遍存在的思考，而这正是散文家的第一要务。他的作品涉及了政治，但并不是通常理解上的政治写作，这本书里的文章也凸显了历史大剧展开时冷静观察家起到的重要作用。因为怀特不是一位魅力十足的演说家——他一辈子都躲着讲台——他也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活动家或者党派政治参与者。相反，他是美国生活大合唱中的一个冷峻但深沉的声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在1939年美国怡人的九月，就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把欧洲拖入了一场将要持续将近六年的战争时，怀特描述了在缅因近海度过的一天。“当我们载着今天捉到的龙虾，迎着灌进牙缝里的清风，努力驾船在海湾里逆流而上回家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就是我们要战斗的缘由，”他写道，“就是这个。我们要不可以继续享受它要不就会失去它，这个可以说出我们自己想法的权利，可以拉起我们自己的龙虾笼子的权利，管自己的事的权利，还有享受开放、广阔海洋的权利。”
这场战斗似乎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头二十年里还在继续，此刻一个来自怀特挚爱的纽约的见风使舵的房地产商和真人秀明星爬上了美国政治的顶峰，就靠着利用，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编造共和国生活里对人口状况和身份变化的恐慌。我们不能确定怀特对特朗普或者推特的看法会是什么，但我们肯定可以说E. B．怀特的美国，也就是在这本选集里描述的美国，是一个和第45任总统治下的美国相比更好、更美丽也更舒适的地方。想起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那个由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谈判签订的，使得希特勒可以更大胆地推进他建设一个千年帝国野心的协定——怀特写道：“老英格兰拿万字徽而不是熏鱼当早饭吃是一个我不愿意活着看到的场面。虽然我不是个战士，但我也乐意为了那些纳粹想要毁灭的东西而战。”现在再读到他，在一个如此多美国人都得和我们不愿意活着见到的场面共同生活的时代，既让人安心又让人觉得受到了挑战，因为怀特的美国，它也应该是我们的美国，是值得为之乐于一战的。
1899年出生在纽约州的芒特弗农，埃尔温·布鲁克斯·怀特是家里六个孩子里最小的那个，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如果不幸的童年是作家不可或缺的人生经历，那我就不够格了：我错过了所有的不幸，没有穷过也没缺过爱。”他如此回忆道。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给自己的家人在离纽约城就二十五分钟的韦斯切斯特县营造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我们在萨米特大道101号的大宅子就是我的城堡，”绰号是“En”的怀特如此写道，“我从那里出门和人作战，而当我受惊吓或者惹了麻烦时又会逃回那里。”还有在缅因州度过的夏天，在韦斯切斯特上的公立学校以及一个大家庭的温暖。他也非常敏感，从很小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有的正常恐惧和担忧在我身上发展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每一天都是惊险的前途。我几乎在为所有东西发愁：未来的不确定，阁楼的黑暗，学校里多样的生活与严格的纪律，生命的短暂，教会和上帝的神秘，身体的脆弱，午后的哀伤，性的阴影，还在远处的爱情和婚姻的挑战，还有将来要面对的生计问题。我思考着所有这一切问题，日复一日地和它们生活在一起。”
怀特的父亲萨缪尔·蒂利·怀特或许察觉到了自己小儿子爱发愁的天性，于是在1911年给这位小伙子写了一封昂扬的生日贺信。“你好！我们心怀喜悦和快乐地在你的生日这天向你致敬，”怀特的父亲如此写道，“希望每一个生日都能带给你大地最好的礼物和上天最妙的祝福。把今天看作你的幸运日吧。你生在了地球表面最伟大也是最好的国度，这里由人类已知的最好政府统治。心怀感激你是一个美国人。而且你还是一个大家庭里最小的孩子，你也从哥哥和姐姐们的陪伴中获益了……当生活中的琐事惹你烦心之时，记得今天在你生日这天，你听到有个声音告诉你要朝上朝外去望向生活中重要的东西，然后看着它们说——它们肯定都是属于我的。”
于是从幼年开始，怀特就被鼓励着用最崇敬的方式去评价美国。尽管它有种种不足，这个国家是一个有特定优点的地方，也是一个值得捍卫的地方。十八岁时，他反复思量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他也考虑过加入救护车队，理由是他“更情愿去救人而不是杀人”。）他改而去位于纽约州伊萨卡的康奈尔大学，然后成为了一位的确会朝上朝外（同时也朝内）望的作家。
1925年《纽约客》杂志的创立是怀特的人生和美国文学的一个转折点。由哈罗德·罗斯(4)所创办的这份周刊，就像罗斯本人一样，既混乱又精彩。“在最开始的那段时间，参与其中的人，”怀特回忆说，“就像流动扑克牌局里的人一样可疑。”其中就有詹姆斯·瑟伯(5)，还有凯瑟琳·安吉尔(6)，她在1929年成为了怀特夫人。“白天我能看到她在办公室的表现，”怀特回忆说，“一天结束的时候，我看着她用一个鼓鼓囊囊的便宜公文包把全部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带回家。灯一直亮到很晚，我们的床上一堆一堆地堆满了校样，而我们的家里充满了笑声，还弥漫着她认真和勤劳的精神。”
就在他和凯瑟琳结婚那年，怀特赞许地引用了最高法院奥利弗·温德尔·赫尔姆斯大法官的一则不同意见书，可以说他关于自由和民主的经典写作由此就揭开了序幕。在读到关于战争部长在西点军校做毕业讲话的报道之后，怀特写到他希望那些年轻的毕业生遵循赫尔姆斯最近的一个观点：“所有的西点军校毕业生都应该读读他［赫尔姆斯］的话，这些字比突刺的剑还要闪亮:‘……如果宪法里有哪条原则比其他原则更加让人无法抗拒地认同，那就是思想自由的原则——不光是那些同意我们的人的思想自由，还有给那些我们憎恨的思想以自由。’”
他不是一个可以预测的照党派分界线行事的人。在大萧条中期思考当时流行的由政府控制经济的讨论时，怀特写道：“虽然我们热切期望有人能做点事情改变政府，减少财富的不平等以及改正不公的地方，但我们还是不相信放弃私营企业。……合作和热心为公的精神，我们毫不怀疑，是在我们的经济结构中越来越必要的；但我们很怀疑它们在我们的天性里到底有多少，也怀疑我们能不能写出伟大的音乐，如果我们身处一个职责就是调谐我们不同的泛音的中央计划委员会的指挥下。”而当罗斯福总统提议在1936年大选之后填补最高法院以保证高院的裁决对新政更友好时，怀特完全不能接受。怀特写道：“当一位领袖觉得自己知道所有答案，于是提议要控制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拒绝追随他，无论他有多高尚。”
在1940年6月，当德军开进巴黎之时，怀特代表《纽约客》发了言。“对很多美国人而言，战争（在精神上）开始于很多年之前，从犹太人受苦时就开始了。”怀特写道，“对上百万其他对历史的主调没有那么敏感的人而言，只有从巴黎陷落于德国人之手的时刻开始，战争才变得真实了。我们看到了今天街上人们的脸，确定战争终于成真了，剩下的最后一步就只是把恐惧转变成决心。……民主现在被要求要把自己的荣誉和诚实装上轮子，用所有它能掌控的电力生产出一个能让所有人自由而且也许还能让很多人满足的世界。我们相信，也需要继续相信，即使这也是人力所能及的。”
怀特关于民主思考的基本点是公平竞争的精神和对自由的热爱。他赞成一切捍卫并且拓展自由的东西，反对一切破坏或者限制自由的东西。“如果相信人应该自由生活就是孩子气的，”他在1940年9月如此写道，“那么我乐意迟缓我的发育，让世界上其他的人长大去吧。”
而他也毫不惧怕有必要时在文章里申斥其他所有人。1940年的秋天，尽管法国已经令人恐惧地失陷了，英格兰战役也在进行中，此时孤立主义的势头却依旧强劲，怀特在和其他纽约人聊天时，他非常失望地注意到有一个人“在发现我的血液里涌起了狂热的迹象时，责备我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丧失了我纯粹批判的视角。他宣布他不会被这些谬论冲昏头脑，而是更情愿继续扮演天真的旁观者这个角色，他说这是任何聪明人的义务”。
至少有一个聪明人，怀特本人，选择不同意这一观点。“在这样的时代一个人至少应该声明自己的立场，昭告天下他站在哪里，”他写道，“我信仰自由，怀着和一个半多世纪之前见证它在这个大陆上诞生时同样炙热的欢欣，同样的信念，和同样强烈的忘我。我正在飞快地撰写自己的宣言，仿佛我正在为了赶火车飞快地刮脸一样。国外的现状给人一种时间所剩无几的感觉。……我只是想要在我慢下来之前说清楚我爱自由，这是一次长久的恋爱，身处这种状态感觉好极了，我也极度怀疑那些仅仅因为法西斯分子和独裁者们正在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开始去适应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的人。这种如此善于适应的天性会散发出一种气味。我必须捏住自己的鼻子。”
自由不是可有可无的；追根朔源，它也不是纯政治的。置身于将自由看作人天生的权利、将自由意志视为人类氧气的古老西方传统中，怀特追索了自由的本能源头：
［自由的］开端是对自己神秘的内心生活挥之不去的朦胧觉察（我猜测每一个孩子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对人身上的上帝的觉察，对自然通过“我”现身的觉察。这种难以捉摸的感觉既感人又难忘。它在人生最初的阶段就会出现。一个小男孩，比如说，在一个夏夜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什么特别的事情都没有想，突然听见——伴随着一种全新的感知，也仿佛是初次听到这种声音一样——起伏的蟋蟀鸣声，一种和昆虫、青草和夜色这些自然伴侣融为一体的全新感觉让他不能自已，然后他察觉到了对那个让所有人都困惑的问题“‘我’是什么？”的一声模糊的回答。或者是一个小女孩，从自己的宠物小鸟的墓畔回来，把手肘撑在窗台上，呼吸着死亡陌生的气息，突然明白了自己是完整故事的一部分。再或者是一个年纪稍大的少年，他第一次遇到了一位伟大的老师，这位老师的无心之语或者情绪在少年心中唤醒了什么，于是这位少年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呼吸，开始意识到自己生命里蕴含的力量。我想，在很多人身上这种感觉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上帝融为一体的自我认知发展的——一种因为过敏和察觉到与庸俗的动物生存截然不同的神圣存在而引发的精神爆发。这就是和自由恋爱的开端。
就像他经常可以做到的那样，他非常从容流畅地转换了话题，怀特从个人的感受转向了普遍的思考：
美国——今天几乎是唯一的国家——还在给人自由的宽松、权利和工具。在这片土地上，公民们还在被鼓励去写作戏剧和书籍，去创作绘画，去聚集讨论，去反对或者赞同，去公共广场里站到肥皂箱子上，去享受所有科目的教育，去组成法庭互相裁判，去谱写音乐，去交换观念和物品，去拿政府开涮（当政府需要有人拿它开涮时），去阅读关于真实事件的真实新闻报道而不是编造的虚假新闻。……自由生活，从星球的角度说，就是感觉到你是地球的一分子。自由生活，从社会角度说，就是在民主体制之下觉得很舒适。
怀特的写作完全没有任何套话和陈词滥调，不过这正是我们期待《风格的要素》(7)的合著者应该能做到的。唱高调让他觉得无聊，而他喜欢不受人打扰。同样是《纽约客》主力撰稿人的布雷南·吉尔在《巴黎评论》里曾一度写道：“安迪·怀特个子小又精瘦，长了个大到出人意料的鼻子，戴着眼镜，还给人一种马上就要转身走开的感觉，不是说他要去做什么重要的事情，而是借此来保持随时可以转身就走的自由，不用经历漫长的道别这种麻烦。”
怀特的爱国主义是清醒的；他也没有任何民族主义情绪。举一个例子：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热情赞扬了美国的价值，指出“美国和轴心国相比有个巨大的劣势。在这个国家里我们习惯了任何体育比赛都必须遵守一套规则这种古怪的观点。我们认为足球比赛在吹哨之前都不能开球。我们相信拳击手在从自己的角落里出来之前不能被狠揍。……于是当然可以理解为什么当日本不加警告就偷袭我们时美国会狂怒，把脸都憋得紫红了”。
然而怀特同时也相信，而且在1941年12月的第一周里就开始论证说未来是属于超国家主义者的——他们认识到国家之间的敌对是长久且致命的，它也必须让位给一个更全面的全球治理体系。
“美国人对美国的热爱将会对赢得这场战争有重要的意义，”怀特写道，“可这是件奇怪的事：我们现在所依赖的爱国主义正是最后必须要部分放弃的东西，如果这个世界想要寻找到持久的和平，想要终结这些屠杀的话。”在年末的最后几个星期里看着他窗外飘舞的雪花，怀特继续说：“你已经可以看到战后大牌局的开端了，这场牌局为的是贸易，是空中航线和机场，是狭隘的占有，是其他所有一切。”他在1944年秋天给哈罗德·罗斯的信里是这么说的：“我憎恶见到几百万孩子被炸得开膛破肚，就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被视作了国家的专利。科学是世人共有的，音乐是世人共有的，性是世人共有的，吃的是世人共有的，那么上帝在上，政府最好也是。”
一连多年，怀特都会试图证明这一点，可惜并不成功，最直接的一次是在1946年一本题为《野生的旗帜》的书里。不论怀特（他自己也承认）作为一位技术专家治国的新耶路撒冷的设计者有多少不足，他一直是一位民主对头的敏锐批评者。在一篇关于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里，他把这一现象定义为“一个建立在嗜血之上的国家，依靠偷袭和战争实现政治扩张，杀害或者关押非信者，国家凌驾在个人之上，对唯一领袖的服从，对议会制度的蔑视，再加上点给年轻人的花样繁多的体操活动和普遍的狂喜……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的是广义的人，喜欢的是个体的人”。
在二战之后，他担心美国——这个做出了如此多牺牲才能击败轴心国的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倾向。1947年他直言反对了《纽约先驱论坛报》支持将那些不宣誓效忠美国的人列入黑名单的社论。在怀特写给该报主编的一封信里，他说清除共产主义者的运动就意味着员工必须要“坦白他们的信仰以保住自己的工作。这种观点和我们的宪法理论并不相容，而且自这个共和国建国开始，就有警觉的人在不懈反对它了。……我坚信让任何委员会或者任何雇主查看我的良心都是不合适的。他们不会知道要怎么去那里，他们不会知道等他们到了那里要做什么，我也怎么都不会让它们进去的。就像其他美国人一样，我的言行是可以公开供检查的——但不是我的思想或者我的政治倾向。”
他的写作也触及了二十世纪美国核心的国内社会运动：反对吉姆·克劳法(8)的漫长斗争，这是一套从美国内战后重建努力的失败里生长出来的种族隔离体系。“南方，”怀特1956年在《纽约客》写道，“是一个永远在嘶嘶作响的土地。在每一个地方，对于有心的访客来说，字母S都潜藏其中：海和沙的声音，在呜呜响的贝壳里，在烈日和晴空的炙烤里，在夜晚的闷热里，在午睡里，在鸟和昆虫的躁动里。”不过，怀特又补充道：“和它轻柔的乐声相反，南方也是坚硬、残酷并多刺的。”
他这篇文章记述的是前往吉姆·克劳法之下的佛罗里达的一次游历，他说自己是“来自北方的沙滩寻宝人，这就是我现在的身份”。当时已经是美国最高法院废除学校内的种族隔离两年之后了，而就在这之前不久，一群旧南部邦联的议员们刚刚发表了拒不从命的《南方宣言》(9)，发誓要抵制联邦政府废除这一地区种族隔离制度的努力。在佛罗里达写作的怀特描述了和自己的厨师——一位芬兰女性——的一次对话，对话的内容是关于“在美国南方乘大巴旅行的神秘之处”。“当你上车的时候，”怀特告诉她，“我觉得你最好坐在前面那几排座位里——后排的座位是留给有色人种的。”
这位厨师，她也是白人，看穿了一切：“一种极其不耐烦的表情浮现在她脸上，就像我们用了太多盘子时她脸上会有的一样。她回答说：‘哦，我知道——这是不是傻！’”
接下来的是怀特的一段简短思考，这段话在很大程度上阐述了W. E. B．杜波依斯所说的“肤色界线问题”：
她的话，大老远从芬兰而来重重地落在这个沙洲上，让我钦佩不已。最高法院没有说任何关于愚蠢的事，但是我怀疑和我们猜测的相比，愚蠢可能扮演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有可能，与被人认为是不公正的相比，被人认为是愚蠢更容易惹人生气。我注意到了在最近南方议员们的宣言里，他们支持“分隔但平等”原则的一个论点就是这一原则是建立在“常识”之上的。上一代人共有的常识对下一代人来说就不是了。也许第一艘奴隶船，甲板上躺满了戴着镣铐的黑人，看起来也是符合常识的，对运营它的船东和照顾它生意的种植园主来说。但这样一艘船是不在今天的常识领域之内的。
冷战的压力给了怀特大量思考民主的机会，而他也把握住了其中的很多。当大学在辩论忠诚和“美国理想”的时候，怀特写道：“在健康民主国家里的健康大学就是微缩的自由社会。民主生活麻烦的特质就在于它不是牢固得让人安心的；它总是悬于一线，永远没办法筑牢和加固，永远在被挑战，永远在被保卫着。”
关键的问题——当怀特主动为民主事业提笔时也在为此担忧——是在面对这些必然的挑战时民主防卫机制的性质和前景。怀特预见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反民主势力：政治部落主义（“我们怀疑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的时刻，有如此多的人想要抹黑如此多别的人。”他如此写道——在1952年）；媒体的过饱和（“这个国家本来就在看新闻看到醉的边缘了；民主国家是不能仅仅靠消息灵通就万世长存的，它同时也必须要会沉思，还得是睿智的。”他如此写道——在1954年）；一个自由且热衷辩论的媒体的必要性（“数目越多越安全：报纸会揭露彼此的愚蠢和小毛病，纠正彼此的错误，以及抵消彼此的偏见。”他如此写道——在1976年）。他也强烈认同媒体所有权多样化的益处，指出在对信息来源的控制方面，寡头化和垄断化倾向对民主是有害的，因此也是对自由的威胁。
怀特也一直很注重思想本身，他把思想和它的两个亲戚——想象力还有良知，视作一切美好的源泉。在关于宗教信仰在二十世纪的公共场所要扮演什么角色的辩论中，他睿智地设计了一条针对那些要强制他人接受自己信仰的人的测试。“民主社会，如果我对它有任何一点理解，是一个不信教的人会觉得不受干扰也很安心的社会。……我相信我们的政治领袖应该有信仰地生活，也应该通过行为或者有的时候通过祈祷，展示他们的信仰，但我不认为他们应该推广信仰，哪怕是因为这样的推广会让有几个人不舒服。民主社会关心的就是没有任何诚实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我不管他是谁，或者他有多疯癫。”
说到底，怀特眼中的民主关乎的是慷慨的精神和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誓约——保证我们自己的自由和公平的最好办法就是保证别人也享有它们。于是，任何试图颠覆体制或者挤压他人权利的人就会马上被证明是一个伪君子，他的权力欲威胁要劫持这样的行为方式，那就是直到哨子吹响为止没有人可以踢球，也没有人可以告诉你要想什么或者要崇拜谁或者要做什么。在给我们留下这样的我们过去是如何生活以及我们将来应该如何继续生活的理解之后，怀特就像是一位用日常聊天语气写作的托马斯·杰弗逊，一位二十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和一位语言浅显易懂的詹姆斯·麦迪逊。
最后一件事。1942年初，怀特被召唤到华盛顿开了好几天的会讨论一个战时项目：制作一本由数位美国最好的作家（其中包括马克斯·勒纳和雷茵霍尔德·尼布尔(10)）执笔的小册子来阐释罗斯福总统的“四个自由”。一年之前，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里，罗斯福首次提出了他所预见的抵抗独裁统治进军的联合阵线。“我想每一个务实的人都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此时正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遭到直接攻击——无论是武力攻击，还是有毒的宣传，秘密散布这些宣传的人想要毁灭目前依旧处于和平的国家间的团结，挑起不合。”罗斯福是如此告诉国会的。在提出了重整军备和援助盟军的务实计划之后，罗斯福把视线投向了远处。“在未来，那些我们在努力让其更为安定的未来，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建立在四种必要的人类自由之上的世界。”他说。他列出了言论自由、良心的自由、免受饥寒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不是一个遥远天国的幻境，”他补充道，“它是一个在我们的时代，在我们这代人的生命中可以实现的世界的必须基础。这样的世界正是那些独裁者试图通过炸弹的巨响建立的所谓暴政新秩序的反面。”
此时，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战争马上就要降临的美国，诗人兼国会图书馆馆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11)想要怀特负责一本面对大众的关于四个自由的出版物。他的任务是阐发罗斯福的宽泛的主题，而这个任务让怀特感到很棘手。在写给凯瑟琳的信件里，他很诚实地袒露了自己的紧张。在多次对话之后，包括在麦克利什位于乔治城的家中一次惬意的意大利面配红酒的午餐会之后，怀特有了他所谓的“成千上万没有整理的笔记——那种你在黑黢黢的剧院里潦草地写在节目单背后的东西——以及将这些东西整理成一份适合总统、最高法院和丘吉尔先生的文稿的重任……它还要能向许多年轻人解释为什么他们肚子上要被人捅一刀了”。在关于这一项目的讨论中含混不清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怀特甚至想到了——不过他并没有提出这一点——一个明显的办法。“在讨论中我有两三次都非常想问，如果这份小册子将会是对总统方案的拓展和阐释，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就行了。”他们从来没问过，而我们也没机会再问了。但是这本文集或许给了我们仅次于此的最好的东西：我们可以问问E. B．怀特关于自由和民主的问题，而他将会回答。
乔恩·米查姆
(1)哈利·劳埃德·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 1890—1946），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联邦紧急救助管理局局长，是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者，也是罗斯福在二战期间的最信任的私人顾问。
(2)雷克斯·斯托特（Rex Stout, 1886—1975），美国悬疑小说家，下文的尼禄·沃尔夫是他创造的最出名的侦探角色，他同时也是一位热爱美食和园艺的生活家。
(3)罗伯特·艾默特·舍伍德（Robert E. Sherwood, 1896—1955），美国剧作家，后担任罗斯福的演讲撰稿人，并在二战期间负责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海外部门工作。
(4)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 1892—1951），美国记者和出版人，他于1925年创立了《纽约客》，并一直担任该杂志主编直到去世。
(5)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 1894—1961），美国幽默作家、剧作家和漫画家，他1927年加入《纽约客》，一直是怀特的密友，两人曾合写过经典诙谐作品《性是必要的吗？或者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6)凯瑟琳·安吉尔（Katharine Angell, 1892—1977），《纽约客》编辑，在塑造该杂志的风格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她把怀特推荐给了哈罗德·罗斯，她在1929年和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嫁给了怀特。
(7)《风格的要素》最初是由康奈尔大学英语系教授小威廉·斯特伦克（William Strunk Jr., 1869—1946）编写，并于1920年出版，怀特在1959年扩充并修订了这本书，此后它成为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写作教材之一。
(8)指美国的种族隔离法案，吉姆·克劳是十九世纪种植园民歌中黑人角色的名字。
(9)指1956年由美国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霍华德·史密斯牵头撰写的《宪法原则宣言》，旨在反对最高法院判定黑人和白人分开受教育违宪的判例，一共有82位众议员和19位参议员签署了这份宣言。
(10)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 1902—1992），美国教育家和专栏作家，广有影响的自由派政治和经济观念的代言人。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r, 1892—1971），美国新教神学家，他的思想对20世纪美国新教理论和政治思想有重要影响。
(11)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1892—1982），美国诗人、剧作家和政治家，他的诗作三度获得普利策奖，也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等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