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一

宋怡明教授《被统治的艺术》一书，讨论明到清军户的变化。但是，这样说没有掌握到这本书的重要性。所以，让我换一个角度讨论这个问题。

假如明末清初已经使用电话，浙江萧山县某村某人有一天或许会收到如下电话：

“喂，姓田的吗？”

“您找谁啊？”

“您是田应龙的家人吗？我这里是桃渚所军爷田宪荣那里打来的。”

“什么桃渚所啊？”

“我们不是跟您打过官司吗？你们每年要交1两4钱过来，我们找人去收。”

“我们早准备好啦。你们不来收不关我们事啊。”

“不是说好吗？您发个二维码过来，我派人凭二维码来收。”

“好，好，好。发个二维码给您。您找人带过来。”

收线。

明末清初当然没有电话，也没有二维码。这个故事是从《被统治的艺术》第七章的一个例子变化而来的。田氏家族在明朝占有两个户口，一个军户、一个匠户。他们家族有人是需要为刚到海门桃渚所的亲戚提供“军装”“路费”的。万历年间也真正为这些费用打过官司，绍兴府知府做过审判。

事隔明清鼎革，仍有“桃渚所长官田宪荣”来追收。康熙十六年与田氏订了合同凭文卷交与收款人。事有凑巧，康熙二十年“田宪荣”掉了文卷……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读明史，讨论军户的种种研究，大多从“制度史”出发。要么是讨论军户制度的衰败，要么是讨论军户逃亡引起制度上的弥补。但是，这本书的“制度史”，不是皇朝怎样修订制度，而是普通人在不完善的制度下怎样生活。明清时代的普通人，懂得在不同的税收制度之间，通过不同身份的登记，牟取利益。本书所探讨的制度，是“制度史”之下制度的实际运作。我们研究“制度史”的朋友，喜欢装作法律专家去讨论“制度”的所以然。正如这本书一样，我提议研究普通人在“制度”下怎样生活是更有意义的研究。

科大卫
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