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论：梁启超是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奠基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的结论是，中国现代法学的主要奠基人是梁启超。在梁启超阐述其新法学之前，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法学虽有胚芽，但尚未正式萌生。从梁启超提出“法学”一词、倡导讲求“法律之学”的1896年开始，中国现代法学开启了它的演进、发展的现代历程。梁启超在法学领域内的众多著述，特别是他对“西人法律之学”“吾圣人法律之学”的创造性发明，实为中国现代法学演进历程的第一环，也是中国现代法学史的“第一章”[1]。因为，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现代法学就是从梁启超开始的。对梁启超及其新法学的认知，就是对中国现代法学之起点、源头的认知。

虽然与梁启超同时代的其他法学家，以及梁启超之后的各代法学家，都对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指出一个法学家，宣称这个法学家比其他法学家更多地促成了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那么，这个法学家就是梁启超。最后，不妨借用陈寅恪评价王国维的名言，来评价梁启超对中国现代法学的贡献：梁启超的法学著述，或有时而不彰。梁启超的法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开拓之精神，创新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2]

（原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4期）

[1]顺便指出，“第一章”一说，本是梁启超用以评价乃师康有为之语。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梁启超写道：“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214.）今以梁启超之言，评梁启超本人：后有作中国现代法学史者不得不以梁启超为第一章。

[2]陈寅恪为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撰写的碑文，原文是：“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