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我与论文写作这件事儿

学术论文写作是科研工作者的一项基本技能。如果一位高校老师说自己不会写学术论文，就像一个农民说自己不会种地一样令人不解。但实际上，这样的尴尬在国内高校中似乎普遍存在。早在2008年，因为我在媒体工作的原因，身边有人问我能否帮助他们发表论文，我就意识到：论文发表对很多人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那个时候，我就和很多人一样，认为论文发表是一个难题。但到了2013年，看到身边很多人写的论文，我逐渐感觉：难的不是发表，而是写作——很多人容易忽视这一点。为什么说难的不是发表呢？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个期刊编辑到处求人约稿、追求高质量稿件时急切的样子。只要稿件质量好，自然会有编辑要。为什么说难的是写作呢？一是因为很多人分不清“研究”与“写作”，重研究而轻写作，导致自身缺乏规范的写作训练；二是由于第一方面的原因，很多人对自己论文质量的判断出现偏差——重学术价值而轻传播价值，忽视了学术论文大都是要发表给别人看的，导致从作者角度和从编辑角度看稿子出现错位，作者自己认为质量很好的论文却得不到编辑的青睐。而“大人物”与“小人物”在论文写作与投稿这件事情上所采取的策略的差异和“小人物”对“大人物”的崇拜与模仿，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矛盾。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开始思考：学会写论文，也许是为高校教师松绑的一个突破口——此前的2004年，我还在上大二，当时受谢泳先生所著《逝去的年代》一书的影响，对知识分子问题特别关注；此后十年间，我尝试写作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并用四年时间办过一份知识分子报刊。这种经历很自然地让我对高校教师这个群体高度关注。

2014年6月，我发起并成立了学术写作大讲堂。其实，直到2016年，学术写作大讲堂仍然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平台。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学校体育场下面的创业中心讲授论文写作课程，听课的人都是不用付费的，当然人也很少。有一次，现场只有一个人听课，我问他为什么坚持听课，他说自己是从台湾过来读博的，我讲的内容与他们台湾老师讲的写作训练很接近。后来，这个人也成了学术写作大讲堂的付费学员。

2017年开始，学术写作大讲堂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除了上面所说的创办学术写作大讲堂的初衷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问我另外两个问题：您自己不写论文何以教别人写论文？您为什么能够教不同学科的论文写作？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学术写作培训这种形式，我准备了多种版本的答案，其中最核心的两个观点是：论文写作是一项技术性工作，我教的是写作规范而不是学术研究；由于知识背景的差异，不同学科的论文写作确实有所区别，但是纯粹从写作的角度而言，写作规范都是差不多的，尤其是在当下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化的环境中，这种差别更加不明显。最重要的是，目前国内很少有高校提供有效实用的学术论文写作训练，重研究轻写作的观念代代相传，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问题的解决办法，接受学术写作大讲堂的写作训练也就成为一种无奈之举。这些话，我在很多场合不停地讲，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任全娥研究员曾经开玩笑说我就像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布道士，并说我做的这个事情应该由学校自己来做。

这两年，国内有高校开始正式开设学术论文写作课程，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只是对于效果如何我不敢过于乐观。其实，我很希望，在偌大的中国，能够多几个人站出来讲授学术论文写作，而且我认为最适合讲这门课程的人是学术期刊编辑，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部分编辑不愿意出来讲。我不像赵大良老师（赵老师的《科研论文写作新解——以主编和审稿人的视角》是我进入学术论文写作领域的启蒙读物之一）那样悲观地认为期刊编辑群体中也很少有人能够讲这门课，我总觉得，如果有人愿意讲，总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一些。

本书的初稿是2016年冬天，我在山东大学体育场下面的叶子咖啡厅所做的十次讲座的文稿。书中很多地方仍然保留了讲座体的口语化内容，希望不会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这本书同时也是山东大学横向课题“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大数据评价理论与指标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因此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刘明洋教授、唐锡光教授、倪万教授和谢锡文教授。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韩兆丹编辑，感谢刘胜男、安冬梅、陈淑梅、左官春等学术写作大讲堂的每一位同事。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杜海霞老师，她从十几岁就和我在一起了，可是由于这些年来我在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上一路狂奔，没能让她享受一天的清福，甚至经常惹她生气，愧疚和感激也许真的要用全部的余生去还了。期待着终有一天，我能够实现自己对杜老师的承诺：我要把你养成一位满头银发、笑容满面的老太太。

周传虎

2019年8月5日修订于三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