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的音乐传播思想——恩格斯《莱茵省的节日》一文的考证研究
王亦高
一、背景厘清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42年5月6日撰写了一篇德文通讯《莱茵省的节日》，发表于同年5月14日《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第134号，未署名。当时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21岁，是该报通讯员。
该文刊载于原著文字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首字母缩略为MEGA）第一部分第3卷正文本352~354页，文章标题德文原文为Rheinische Feste。关于该文的背景资料刊载于MEGA第一部分第3卷资料本984~985页。
中国大陆的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均由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依照苏联俄文第二版译出，共50卷（53册）。《莱茵省的节日》一文刊于该版第41卷305~307页。中文第二版，其来源版本以德文原著为主，拟出版60卷，目前已出版约20卷。《莱茵省的节日》刊于第二版第2卷第437~439页。两个中文版本译文略有出入。本文中该文的引文均引自第二版，后文不再注明出处。
该文的写作背景，据MEGA记载，是因为第24届莱茵音乐节将于1842 年5月15—17日在德国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举办。恩格斯的文章写于这届音乐节举办之前，所以不能被看作报道性质的文章。
杜塞尔多夫位于德国西部，是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城市，莱茵河沿岸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这个城市是德国著名抒情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e）的出生地。每年一度的莱茵音乐节，为这个原本已经诗情满溢的城市再增绚烂之色。
然而，第24届莱茵音乐节的举办对于恩格斯写作该文而言只能算是外因，更为内在的写作动机是，恩格斯一向对音乐艺术心有戚戚焉。据MEGA考证，恩格斯在不来梅（Bremen）和柏林（Berlin）曾写过大量信件，表明他对音乐的兴趣，叙述他在德国生动的音乐生活。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838—1841年间恩格斯写给妹妹玛丽·恩格斯（Marie Engels）的多封信件。
在此叙述这些外围的事情，目的在于确认《莱茵省的节日》的著作权人。该文发表时未署名，那怎么知道这是恩格斯的作品呢？事实上，除了上述诸多信件之外，还有两篇文章值得关注，一篇是《来自埃尔伯费尔德》（Aus Elberfeld），另一篇是《风景》（Landschaften）。这两篇文章中均出现过类似《莱茵省的节日》文中观点的观点，这一事实作为旁证，可以证明《莱茵省的节日》确实出自恩格斯之手。
《莱茵省的节日》篇幅短小，中译文不到两千字。该文虽短，地位却独特，这是为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因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较为集中而深入地讨论了音乐的话题，顺带谈及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后世学者讨论艺术尤其是音乐话题时常常引用该文，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作为音乐传播研究中难得的早期文献来看待。
或许人们不应该对一个21岁年轻人的文章如此看重，但年轻的恩格斯在《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中对宗教、艺术，以及音乐传播等问题确实提出了不同凡响的个人见解，且表述得生动、清晰和鲜明。那时的恩格斯曾经连续撰写了多篇类似的文章，可见这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某一时间阶段中积极思考的结果。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莱茵省的节日》一文发表时，其题目之后注有罗马数字Ⅰ——这个标记在MEGA原文中极为显眼——这似乎表明，恩格斯对该文相关问题的论述才刚刚开始，今后很可能要继续论证下去。虽然这个愿望并未实现，但足以表明他当时是有不少想法的。
总之，恩格斯早年的文章不仅给后人提供了其早年生活经历和德国当时风土人情的宝贵记录，更让人注意到恩格斯早期的思想观念和美学标准，对研究他思想发展的渊源大有裨益。
二、观点分析
（一）宗教活动与艺术节日
文章的开首，恩格斯写道：“一年中总有一些时候使漂泊异乡的莱茵人特别思念自己美丽的故乡。春天，在过圣灵降临节期间，在莱茵音乐节的日子里，这种思念就格外强烈。这完全是人之常情。”这段话里引人注意的是两个并列的时间状语，一个是圣灵降临节，一个是莱茵音乐节，二者关系似乎极为密切。文章第二自然段第一句说“莱茵音乐节是个美妙的节日”，然后描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如何被欢快的节日气氛和欢乐的情绪所感染，紧接着用一句话总结说“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
参加当今莱茵河河畔杜塞尔多夫音乐节的游客
圣灵降临节是宗教的节日，而莱茵音乐节则是艺术的节日，显然，在该文看似不经意的开场话语中，恩格斯已经把艺术与宗教的微妙关系——二者之间的渊源、区别、纠葛、变迁，暗暗蕴含其中了。恩格斯为我们叙述并印证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现代诸多传统悠久的大规模民间艺术庆典，实际上大多是发源于古代宗教性社会交往活动的。该文中恩格斯津津乐道的莱茵音乐节或许正是源于该地区古代纪念圣灵降临的宗教节日——虽然恩格斯并没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
那么，为什么艺术活动与宗教活动如此切近呢？恩格斯没有正面论及这个问题。但他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然而起源于纪念圣灵普降的节日，不可能比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更有意义，因为构成生活享受最内在的核心正是艺术享受。”可见，四面八方的人们，不惜长途跋涉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赶来“享受艺术”。正是“艺术享受”这个核心目的，把宗教的节日和艺术的节日扭结在了一起。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大规模的民间艺术庆典活动多发源于古代的宗教：因为正是在宗教活动中，人们才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仪式。而这些仪式，以其特有的情感方式，表达了人们心中的祈望。逐渐地，这些庆典活动就以某种艺术的形式——诸如唱诗、奏乐、舞蹈等——固定下来，代代相传，延续不绝。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对宗教意义认识上的变迁，节日中的宗教成分慢慢淡薄甚至疏离，而艺术享受的成分则渐次扩大和蔓延开来。节日庆典仪式和其中表演的音乐舞蹈成了最让人们赏心悦目的乐事，人们期盼节日的到来，是为了追逐能使他们快乐的艺术享受。“追逐欢乐”无疑是每一个人发自内心的渴望，没有人能够阻止这种渴望。看看年轻的恩格斯说得多么生动：“人人满怀着节日的心情，个个露出节日的笑颜。多么高兴呀！一切烦恼、一切事务统统置诸脑后了。”“旧友重逢，新交相识，青年人的笑语喧哗连成一片，就连那些被爱女硬劝来参加节日活动的老年人，尽管身患关节炎、痛风、感冒和疑心病，也被大家的欢乐情绪感染了，而且既然来了，就得尽情欢乐。”
总之，规模化的宗教仪式造成了人群的聚集，形成了一定的艺术性活动程式，其神圣的心灵感召也激发着人们情绪的冲动。人们从中感受快乐或者释放激情，人们为这快乐而来，为这激情而来，忘掉一切，投身于兴高采烈的亢奋之中。这就是宗教活动与艺术节日合二而一的原因所在。直到今天，这种情形仍然延续着，其中的道理自不待言，而恩格斯对这个道理的揭示无疑是生动、切实和发人深省的。
（二）音乐艺术与即时传播
在诸多艺术享受之中，又是哪一种艺术最受民众的青睐呢？恩格斯写道：“在一切艺术中，正是音乐最适于构成这种友好的省城集会的核心”。恩格斯无疑将音乐摆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上，而其核心的思想就是：“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
青年恩格斯自画像（19世纪40年代）
恩格斯首先把音乐演奏和古代剧场表演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在古代，悲剧演出能够起到集会、协作、交流、传播的作用，因为“悲剧只要没有通过乐队席和合唱席的演员用生动的语言讲述出来，对于古代人来说就是僵死的和陌生的”。因此，每当重大节日到来的时候，舞台就活跃起来，为人们演出平日里难得一见的悲剧或喜剧，而这一演出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剧院也就自然成为人们聚集、交流的平台。可现在不同了，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剧院，每天晚上都有演出，而对古希腊人来说，只有逢到重大节日，舞台才活跃起来；现在，印刷术使每一个新剧目都传遍全德国，而在古代，手抄的悲剧剧本，只有不多的人才能读到。”戏剧在人们心中的分量被削弱了。在古代难以欣赏到的悲剧表演，现在随时随地可得了。恩格斯于是下结论说：“戏剧再也不可能成为重大集会的核心了。应当起用另一种艺术，而这只能是音乐”。恩格斯明确地用音乐代替了古老戏剧的地位，他说：“（音乐）影响所及的范围相当于古希腊的戏剧。”音乐何以有如此魅力？回答是：“因为只有音乐才允许为数众多的人进行协作，甚而由此获得相当强的表现力；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这一段话是此处恩格斯最精辟的观点。
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下这个观点。很显然，绘画、建筑和雕塑等艺术可以将作品放置于任何位置，随时供任何人欣赏，传播者（一般为创作者）和接受者（观众）可以分离。而音乐演奏则全然不同。恩格斯所说的“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这句话，指出了音乐的传播过程有别于其他艺术传播过程的特殊性，那就是：在音乐传播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众必须紧紧捆绑在一起，须臾不能分离！
音乐传播何以有这样的特性，恐怕听过音乐会的人都不难理解。在音乐会的场地上，作品的演奏与聆听必须处在“同一时空”之中，构成“面对面”亲切接触的紧密关系。“演奏者”与“欣赏者”虽然占据着各自的位置，并不混同，但二者却又必须互相接近，不可或缺，成为一个传-受统一体。在恩格斯看来，享受（即音乐信息的接受者）与演奏（即音乐信息的传播者）必须处于同一时间点上，处于同一空间之中，因而，二者就因音乐的发生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经历共同的过程，享受共同的欢乐。回想我们生活中聆听音乐演奏的经历，难道不是如此吗？我们可以在美术馆里来回溜达，在自己喜爱的作品之前驻足观望（这是因为美术作品的创作与欣赏通常不在同一时间点上，亦不必在同一空间中），但是我们却无法在音乐会上自由随意地来回反复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无法要求乐队将自己喜爱的音乐片段随时重奏出来。音乐的传播，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面对面”的“同一时空”性质。
我们可以把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进一步概括为：音乐传播是一种“即时”的传播，这是“面对面”和“时空同一”的必然结果——传播活动必须依存于“活”的、“即时”的信息生产过程中方能存在，只有真正同时同地都在那里的人才能听见并对信息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在音乐传播的过程中，演奏者与倾听者必须同时在场。这一看似天经地义的细节其实是音乐传播中最不可被忽视的本质所在。而音乐传播的“即时”决定了音乐在艺术传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正是这一特性使它有能力将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使人们拥有了共同的生命节奏、共同的欢乐和悲哀。
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音乐传播的“即时”特点使其具有两种相互联系而又彼此不同的衍生特点——“易失”与“易逝”。“易失”是说音乐作品在保存过程中很容易“失去”；“易逝”是说音乐作品在欣赏过程中很容易“流逝”。《莱茵省的节日》一文结尾写道：“三天的节日活动就像几个小时一样在畅饮、歌唱、嬉笑中飞逝了。到第四天早晨，当大家已经尽兴待归的时候，他们又欣然期待着来年，相约再见”。是啊，音乐节中的音乐带给人们巨大的欢乐，但那欢乐又在音乐的演奏中迅速流逝，最终失去，只留下对欢乐的珍贵记忆和对来年再次欢乐的热忱企盼。
演奏者与倾听者同时在场，始终是恩格斯坚持的观点。根据这个前提，恩格斯进行了重要的推论，提出了“音乐只有乐谱而不演奏出来让人听到，就不能使我们得到享受”这一观点。简单地说，恩格斯在这里点明了：音乐是听觉艺术，音乐必须聆听，即使现代乐谱的传播已经十分方便和普及，能够识谱的受众也日渐增多，仅靠阅读乐谱来欣赏音乐也是不行的。
之所以反复强调音乐必须聆听，恩格斯的用意想必是希望强调他对人世间一种理想境界的向往，那就是人与人之间通过音乐的传播而达致的生动交流与亲密沟通的欢乐境界。就此，恩格斯说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但是，音乐在这里不是主要的。那什么是主要的呢？音乐节才是主要的。圆心没有圆周就不成其为圆，同样，没有愉快友好的生活，音乐也就不成其为音乐了，因为愉快友好的生活构成音乐这一中心的圆周。”为此，恩格斯还特意指出：“只有音乐才允许为数众多的人进行协作”。在视觉艺术面前，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静默地注视着某件艺术作品。但在听觉艺术面前，每个人都处于参与交流的状态之中，处于情感勃发的兴奋状态，这正是在恩格斯看来音乐永远和“集会”“协作”密不可分的道理。
回到音乐的本质问题上，恩格斯的观点认为，音乐的生产和表达就是为了传播与交流，而其传播交流的目的，是营造一个欢乐的世界，让人人都有一颗欢乐的心。人们对待视觉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等，或许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对待音乐却是作为一个参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妨说，以恩格斯的观点来看，人类的文化，说到底，竟然与音乐有如此深刻的联系。我们的生活是离不开音乐的，在需要传播与交流的场合更是如此。有了音乐，也就有了享受和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也就有了演奏者与倾听者之间，甚至演奏者与演奏者和倾听者与倾听者之间最真挚而亲切的沟通与交流。这或许正是恩格斯眼中的景象，毋宁说也是他心中的大同世界的理想：“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活跃、随意的生活；有清新的享受，在别处这是人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这里到处都可以遇到欢乐的、善良的面孔，他们对前来共享欢乐的人都是友爱和诚挚的。”
（三）音乐传播的意义问题
在《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中，恩格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了对德国人的称赞。他说：“的确，德国人能赞美和扶植音乐，他们在各民族中是音乐之王，因为只有德国人才能把人类情感中最崇高和最神圣的东西，即最内心的秘密从其隐匿的深处揭示出来，并且通过音乐表现出来，同样，也只有德国人才能极其充分地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彻底地理解乐器和歌曲的语言。”这是恩格斯的自豪之语，因为恩格斯自己是德国人。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认真地讨论这段话中对德国人音乐天赋的赞美究竟对不对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只是一个感情问题。但是，这其中还蕴含着一个深奥的命题——音乐到底传达了什么，即音乐所传播的意义。显然，恩格斯认为，音乐传达了情感。只不过，这情感到底是什么，他没有明说，只说是某种最崇高、最神圣、最内心的东西。
事实上，在音乐传播的学术研究中，最使人感到困惑也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音乐传播的意义问题。诚然，年轻的恩格斯以其敏锐的艺术感知力和理解力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本身就不能不让人钦佩。但就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而言，笔者却希望指出：不能将音乐传播过程理解为一种直接的情感传达过程，音乐的传播过程也绝不能不加解释地用“音乐表现情感”这样简单而宽泛的结论来解释。外国学者斯多尔（Storr）如是说：“音乐不是这样的一种传播：作曲者将自身感受直接传播给听众；音乐更应是这样的一种传播：作曲者将自身感受意义化、形式化，将自身感受从处于自然状态的情感之态化为艺术之态。”[1]因而，对于恩格斯的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再行斟酌。
无论怎样，恩格斯的思想认识还是十分明确的，他希望并认为能够在音乐之中寻觅一方精神交往的奥妙天地。他的由衷愿望，其实也正是如此：“音乐最适于构成这种友好的省城集会的核心，使得附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聚集在一起，互相激励生活的勇气，重温青春的欢乐。”
三、典故溯源
（一）雅典娜节与酒神节
恩格斯说过：“如果说在古代吸引群众的是雅典娜节和酒神节上的喜剧表演、悲剧诗人的比赛，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气候条件和社会情况下，与此相应的就只有音乐了。”恩格斯用到了两个有趣的典故——雅典娜节和酒神节。这二者其实都是古希腊时期为了祭祀神祇而举行的宗教性庆祝活动。雅典娜被尊奉为智慧女神兼战争女神。古希腊城邦中的翘楚雅典城，就是以雅典娜的名字命名的。酒神则是指狄俄尼索斯（Dionysus），通常被认为是艺术之神，尤其被认为是音乐和舞蹈之神。
考证历史，雅典娜节和酒神节都是古希腊时期的重要节日，很多学术著作中都保存有对于这些节日的有趣记录。譬如，荷兰学者赫伊津哈（Huizin-ga）提到过这样的例子：“男子选美比赛是雅典娜节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英国学者基托（Kitto）则说过：“某些国家节日，其中之一便是狄俄尼索斯的节日。”[3]
特别注意，酒神节的德文是“Bakchosfesten”，该词词根是Bacchus，即酒神巴克斯。而酒神巴克斯其实是古罗马神话里的用语，这个神的原型乃是古希腊神话里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狄俄尼索斯和巴克斯其实是同一个神，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雅典娜节和酒神节，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人们以某种宗教性质的节庆仪式为依托，意欲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使人们摆脱日常生活的一般逻辑，摆脱世俗功利的困扰，让精神升华到更加超脱的另一个世界中去，这就是恩格斯在《莱茵省的节日》中所描述的“一切烦恼、一切事务统统置诸脑后”的那种状态，是完全摆脱了“在枯燥无味的日常生活中因为操劳而精神不济”的那种状态。酒神节中的“酒”正是这一境界状态的隐喻，酒神即是这一精神的人格化。在节日中，人们对酒神的狂热崇奉、纵情的舞蹈、激动的音乐和极度的醉酒，都是这一状态的外在表现。其实，恩格斯在文章中也有意或无意地屡次提到“酒”，他讲“边说笑，边喝酒”，又讲“晚上照旧端着酒杯”，甚至讲“莱茵人……的血液在血管里像新鲜的莱茵葡萄酒一样轻快地流动”。恩格斯的意思其实是很明白的：无论是艺术还是宗教，它们的特性之一就是把人们从琐碎庸俗的日常生活的牵累之中解脱出来，达到一种超越。就这种超越而言，宗教与艺术是共通的。请看恩格斯怎样描述莱茵人闲暇时的状态：“他们坐在葡萄树下，边说笑，边喝酒，自己的烦恼早已置诸脑后，而别人还在从长计议要不要也这样干，蹉跎了大好时光。毫无疑问，没有一个莱茵人会错过享受生活的机会，否则就会被当作大傻瓜。”
其实，在恩格斯的眼中，日常工作与节日庆祝根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节日是日常工作的停顿。由于艺术活动是非功利的，所以人们参加艺术活动时，不含有世俗功利的目的，脱开了日常工作和生活的一般秩序，而进入了属于自身的自由闲暇的时间与空间里。此时人们的精神状态与辛辛苦苦卖力工作时的状态完全不同，也与贫穷困苦的日常生活状态完全不同。恩格斯始终认为，艺术享受不带有人为规定的世俗目的，对艺术的享受是人所独具的一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或精神消闲，而对这种最高级的精神享受——艺术享受——的由衷向往是人类生命存在的最高目的。
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恩格斯此处的核心观点，那就是：宗教与艺术的关系是紧密的，因为二者都是对闲暇时间的利用，因而是日常生活的停顿；就节日庆祝活动而言，其宗教性质总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式微，逐渐变成完全以艺术活动为主的社会化的一般交往形式。雅典娜节与酒神节或许已不复现，唯有音乐艺术长存，唯有欢乐的群众性节日活动长存。
（二）莱茵音乐节
根据MEGA的考证，1815年法国拿破仑的外族统治结束后，由莱茵河地区的小资产阶级倡议，在当地的艺术爱好者的领导下，很多城市都纷纷成立了音乐和演奏协会。1818年，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第一届莱茵音乐节，直到19世纪中叶，杜塞尔多夫都一直是普鲁士莱茵省的音乐中心区。说来更巧的是，音乐节的组织者虽然有多位，但其中之一是奥古斯特·恩格斯（Au-gust Engels），此人正是恩格斯的叔叔。
至于音乐节本身，最初只有杜塞尔多夫和埃尔伯费尔德（Elberfeld）加入，但至1821年，科隆（Köln）也加入了，至1825年，亚琛（Aachen）也加入了。1827年，埃尔伯费尔德由于缺少合适的音乐厅又退出了。
按照惯例，音乐节应该每年举办两天，但自1833年开始有了新变化。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从1833年开始多次主持音乐节，在他的主持下，节目和艺术形态都达到了较高水准，并有诸多创新。创新之一就是在两天的节日之后，又搞了第三天的表演，是各种节目特别是独奏表演的大杂烩——而在头两天里，按规定，一般是清唱剧（神剧）和大型器乐作品的演出。1842年5月15日—17日在杜塞尔多夫举办的音乐节，也是由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主持的。
四、翻译考证
最后，笔者想提出几个翻译方面的问题，或有吹毛求疵之嫌，但亦有抛砖引玉之意。
其一，根据MEGA的考证，《莱茵省的节日》的实际所指应该是Nieder-rheinische Musikfest，直接翻译过来应该是“下莱茵河音乐节”。当然，恩格斯的原文标题“Rheinische Feste”被翻译为“莱茵省的节日”，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错误。不过，莱茵省毕竟是很大的一片区域，所以音乐节不大可能是整个莱茵省的，而只是西部杜塞尔多夫一带的。因此，如果严格地讲，“莱茵省的节日”这个叫法终归还是有些问题的。基于此，笔者建议，在具体的行文之中，“莱茵省的节日”的实际意思——恰如MEGA所指出的那样——应为Niederrheinische Musikfest，所以应直接翻译为“下莱茵河音乐节”，这样恐怕才更为精准与妥当，并能更为正确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原貌。
其二，“乡愁”与“思念”。中文第一版翻译为“乡愁”，中文第二版翻译为“思念”。试看第二版译文：“春天，在过圣灵降临节期间，在莱茵音乐节的日子里，这种思念就格外强烈。”对此这个翻译，笔者反倒觉得第一版的翻译更有韵致些。
其三，“忧郁症”与“疑心病”。中文第一版翻译为“忧郁症”，中文第二版翻译为“疑心病”。MEGA原文写作Hypochondrie，英文版为hypochon-dria，这个词其实是个医学术语，是“疑病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总怀疑自己得了病，其实不见得真有病。因而，无论翻译成“忧郁症”还是翻译成“疑心病”，都不如直接翻译为医学术语“疑病症”为好，即“自疑患病”本身成了一种病。
其四，“报刊”与“印刷术”。中文第一版翻译为“报刊”，中文第二版翻译为“印刷术”。这个词在MEGA原文中是Druck，在英文版里直接写作printing，看起来，这个词翻译为“印刷术”的确更好些。
其五，“一致”与“协调”。中文第一版翻译为“一致”，中文第二版翻译为“协调”。试看第二版译文：“音乐是唯一使享受和生动的演奏协调起来的艺术。”这个词在英文版里写作coincide with（英文完整句子写作it is the on-ly art where enjoyment coincides with live performance）。这个词本身应该是“一致”“相符”“重合”的意思，翻译为“协调”则稍稍有些转义。笔者认为，第一版翻译的“一致”比第二版的“协调”其实更准确。
其六，“丰富多彩无拘无束”与“活跃随意”。中文第一版的句子翻译为：“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丰富多彩、无拘无束的生活。”中文第二版则翻译为：“这里有欢乐的气氛，有活跃、随意的生活。”第二版明显感觉比第一版简洁。MEGA原文是：Das ist eine Fröhlichkeit，ein bewegtes，zwangloses Leben.英文翻译为：There is a gaiety，a freedom and movement of life.依笔者的意见，两种中文翻译其实都对。但“随意”一词似乎褒义不足，反失其美。
其七，笔者曾引用过一段话，即：“大家都准备庆祝圣灵降临节，然而起源于纪念圣灵普降的节日，不可能比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更有意义，因为构成生活享受最内在的核心正是艺术享受。”这句话的英文版本是这么写的：Everybody is preparing for the Whitsun holiday，and a festi-val that derives from the general emanation of the Holy Spirit cannot be more worthily celebrated than by surrendering to the divine spirit of bliss and en-joyment of life，the innermost kernel of which is enjoyment of art.如果考虑英文版的写法，中文的译文似乎值得商榷。循现在的中文译文来看，突出的大意是讲艺术享受比宗教节日更重要，但英文译文的意思却似乎并非如此，而是说，宗教节日肯定是重要的，而庆祝节日的最有意义的方式则是将自己沉浸在艺术享受之中。这句话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一定要让自己沉浸在神圣的欢乐和生活享受的气氛中，因为再也没有比用这种方式来庆祝圣灵降临节之到来更有意义的庆祝方式了。请注意，该段文字讨论的应该是庆祝方式的问题，并没有将宗教节日与艺术享受二者拿来做直接的比较。但通观中文第一、第二版，译文都如引文所引。因此，就译文而言，这里应该是一个重大“悬案”。
行文至此，我们要与《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依依作别了。然而，在这里，笔者还想指出，对于该文中的观点，也要与时俱进地加以理解。譬如，随着录音技术的发展，更多的听众似乎更喜欢“独享”音乐，自己一个人静静地聆听。而这种情况，与一百多年前的社会情况——恩格斯为之心弦颤动的那种情况——显然已经大不相同了。在恩格斯的描述中，音乐是和“集会”“协作”密不可分的；而如今依靠新的技术手段，受众实现了个性化的、随时随地的“独自聆听”。如此巨大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回事？解释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内容范畴，但我们不能不提出这个问题，并由此得出结论：音乐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同其他任何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有其发生与发展的历史。音乐传播毫不例外地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不能固执己见，更不能主观臆断，我们所应该做的只是如实地发现它们，描述它们，研究和思考它们——正如青年恩格斯在《莱茵省的节日》一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与态度一样。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注释
[1] STORR A.Music and the mind[M]．New York：HarperCollins Publishers，1992：100．
[2]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文化中游戏成分的研究[M]．何道宽，译.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73．
[3]基托.希腊人[M]．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