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

产品开发平台的系统性为衡量技术进步和技术能力成长提供了线索。由于产品开发需要整个系统的支持，所以当新产品开发的决策和行动引起产品序列的变化时，构成产品开发平台的其他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些变化反映在对新知识的获取上（包括开发团队现有人员的知识变化和吸收具有新知识的新人），反映在对设备和供应商的要求的变化上（如更新试验手段和供应商的技术升级），也反映在知识积累程度的变化上。因此，产品序列的变化体现了产品开发平台的变化，并进而体现了技术能力的变化。

根据这个逻辑，我们用图1-2来表示一个有关产品开发平台演进的模型，它以产品序列的变化代表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从产品开发平台Ⅰ到Ⅱ和Ⅲ的演进）。

图1-2　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模型

产品开发平台演进模型的中心思想仍然是指出：技术进步和技术能力的成长不能脱离产品开发活动。正如Constant（2000）所指出的，技术知识的演进靠的是科学技术知识与人工制品之间的往复实践（recursive practice），“其结果是经过严格证实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暗含在数量和种类都极其可观的设计中，而这些设计又体现在为数更多的装置、人工制品和实践中，并被往复地用于生产新的知识。如果那些新知识构成了成功实践的基础，它们就会反过来被用于进一步的创新”（Constant，2000）。由于这种经过往复实践的知识是技术能力的基础，所以一个工业组织的技术能力成长轨迹是台阶式的（必须经过新一轮的产品开发），而不是连续平滑曲线式的。我们以下对图1-2所表示的概念模型直观地加以说明：

（1）产品开发平台的建立（图1-2中的平台Ⅰ）是从开发产品开始的。为了从动态角度讨论技术能力的生成，我们不讨论从已有产品开发平台出发进入新产品领域的情况，而集中分析需要从无到有建立产品开发平台的情况。这样的情况有两种。第一种情况是后进者在进入已有工业领域时所不可避免的模仿，具体分为三种方式：a.接受外来的全套技术援助，然后经过学习和尝试掌握产品的开发能力。b.通过逆向工程进行产品开发。就其定义而言，逆向工程是在没有现成设计信息（如图纸、数模等）的条件下，通过分析别人的产品来学会设计。这种方式也属于模仿范畴，但因为必须依靠自己解决许多问题而需要更多的创造性。c.挖来有产品开发经验的技术骨干尝试自己开发。在实践中，上述三种方式经常会交织在一起。第二种情况是，随着科学或基础技术的突破，出现新的企业寻求对新技术进行商业化的机会（同时也会有老企业进入这些新领域）。这种情况更多的是出现在具有一定科技基础的工业体系内，而近年来在中国也越来越多地出现这种情况。

以第一种产品的开发成功为标志，可以认为一个企业形成了产品开发平台。虽然初建的平台在现实中往往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技术不完整性，但通过产品开发建立起产品开发平台是一个关键性的飞跃——它是一个组织获得技术能力及其可持续发展基础的分水岭。由于技术知识只有在被用于产品创新时才体现价值（对技术知识的有效利用），而且技术变化只能通过产品变化来体现，所以只有在这些要素经历了产品开发（解决问题）的过程而变得互相特定的时候——形成一个能够把握产品变化的有机活动系统的时候，拥有这些要素的组织才会生成能够有效利用技术知识或把握技术变化的技术能力。

称之为关键性飞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过程充满了技术困难和经济风险，往往需要进取精神、勇气并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例如中国电信设备工业中的华为和汽车工业中的奇瑞，都在早期的产品开发过程中留下了传奇般的故事。此外，中国为开发导弹、核武器、核潜艇等重大复杂产品系统所经历的过程，更是充满了英雄主义和献身精神的色彩。这些实例对于理解产品开发平台意义的关键之处在于，无论一个国家具有什么样的科技基础，只有在建立起产品开发平台之后，才能认为这个国家的相应工业具有了技术能力[1]。

（2）产品开发平台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技术能力自我强化的成长动力。在竞争性市场条件下，企业会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不断进行产品改进和新的产品开发，伴随着对新知识的吸收，产品序列的变化必将引起技术活动系统状态的变化。在图1-2中，从平台Ⅰ向平台Ⅱ或从平台Ⅱ向平台Ⅲ的演进所代表的含义是：当活动系统的各个要素都随着产品开发的努力（其结果是产品序列的变化）发生明显变化时，产品开发平台就发生了演进，其实质是技术能力的成长。

从平台演进的角度看，产品序列的变化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产品的变化不需要或不引起平台其他要素的明显变化。例如在原有产品基础上进行改进的“渐进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其结果往往表现为在同一个原型设计上衍生出来一组分享原有元件和建构知识的产品族。在这种变化条件下，产品开发平台的状态并不需要发生明显的变化。第二，产品的变化引起平台其他要素的明显变化。一般来说，这样的产品变化代表了技术活动系统与当前实践的较大偏离，要求技术知识水平的较大变化（Dewar and Dutton，1986），往往表现为研发团队的规模、构成和技术支持系统发生较大的变化[2]。此外，伴随着技术知识水平的提高，有形技术支持系统往往发生明显的变化（如建立新的试验手段），而这种变化本身就是相当直观的。

引起产品开发平台演进的产品变化实际上包括的范围较广。例如，它可以表现为Tushman和Anderson（1986）所谓的非连续性产品变化——新产品族的出现（如飞机、汽车、复印机）、产品替代（如晶体管对真空电子管、内燃机车对蒸汽机车的替代）、根本性的产品改进（如从活塞式航空发动机到涡轮喷气发动机、从大规模集成电路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可以表现为Lawless和Anderson（1996）所谓的产品代际变化（generational change），即在同一个技术体系下的产品技术性能发生显著的进步；还可以表现为Henderson和Clark（1990）所谓的建构创新——将已有单元技术重新组合而产生新的产品。总之，无论对产品变化是如何分类的，只要产品的变化所要求的技术发生足够大的变化，以至于产品开发平台的要素必须发生相应变化，我们就可以认为产品开发平台发生演进。

这种演进是理解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关键，因为产品的变化必然要求技术知识、能力和技术支持系统的相应变化。因为无法以数量指标来衡量技术能力的成长，所以这个概念模型提供了一条出路，即以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来衡量技术能力的成长。因此，这个概念模型还表达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即技术能力的成长离不开产品开发活动（Helfat and Raubitschek，2000）。

（3）这个模型还表示，即使对于已经具有技术能力的工业组织，如何塑造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仍然是一项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在创新研究的文献中，在位企业由于技术变化而遭到失败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这些失败的经典原因包括：非连续性的产品变化摧毁在位企业已有的能力（Tushman and Anderson，1986），组织僵化导致无法认清并不那么彻底的产品建构变化（Henderson and Clark，1990），以及主导企业因为自身的强大反而忽略从边缘市场发展起来的颠覆性技术轨道（Christensen and Rosenbloom，1995；Christensen，1997；Christensen and Raynor，2003）。因此，塑造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组织性的和战略性的。

对于在位企业，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有两个基本方向：一个是产品的代际变化，另一个是多样化扩张——特别是在出现新的科学和技术突破时，以自己的能力基础把握住新技术轨道的演进而进入新的产品领域（Kim and Kogut，1996）。无论是什么情况，塑造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都需要监控（monitor）基础研究领域的突破和技术变化的趋势，需要吸收新的技术知识。因此，塑造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需要发展系统集成能力。在复杂产品（系统）的工业领域，系统集成能力表现为对产品支撑技术的动态演进的把握。换句话说，系统集成能力是集成各种技术知识以塑造新产品的能力。系统集成能力还意味着通过获取新的知识并控制外包的知识供应，使企业能够在价值网络（或产业链）上移动（Davies，2004；Hobday et al.，2005）（详细解释见下一节）。事实上，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理解系统集成，那么对于任何生产达到一定的技术复杂程度的产品的企业，发展能够塑造产品开发平台的演进的系统集成能力都是在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境地的必要条件。

注释：

[1]用戏剧性的语言来形容，即：一个国家无论拥有多少个大学物理专业和多少个科学家，也无论学术水平有多高，只要没有开发出原子弹，这个国家就没有核武器领域的技术能力。

[2]在对系统集成的研究中，Prencipe（2000）则以技术知识的广度（企业所活跃于其中的技术领域的数量）和深度（企业对产品开发所需技术链的掌握程度，以及掌握元件知识和整合元件知识的程度）来衡量技术能力的成长。Patel和Pavitt （1997）已经证明这种衡量方法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