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风险社会、新冠病毒与公共危机

如果将新型冠状病毒对人体的侵害视为“危险”，那么其高传染性所导致的全国性疫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与危险不同，风险被视作现代性的产物，或者说是工业化之后的产物，其主要特征就在于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作为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创建者，乌尔里希·贝克强调，“现代化风险的棘手局面跨越了国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它的传播方式上。因为风险是不可见的，这让消费者几乎难以作出决策。风险善于‘搭便车’，常常随呼吸吞咽潜入人体。风险是日常消费的‘无票乘客’。它随风而动，逐波而行。风险无处不在，它同生活最密不可分的那些条件（呼吸的空气、食物、衣着和家居）一道，穿梭在曾加以严格控制的现代性保护区”[1]。在这一意义上，风险传导的跨地域、跨时间、跨群体影响，使得人类社会只能在最大限度上降低风险的危害，但不能根除风险的产生。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缘何而来已很难准确查证，但其所带来的风险危害和经济社会后果却极为沉重。截至2020年2月17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58 016例（其中重症病例11 741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 552例，累计死亡病例1 868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2 436例。为了防止疫情的继续扩散，全国不少地区仍不同程度处于经济生产与民众正常生活暂停的阶段。而将此次疫情风险放置在我国社会剧烈变革的进程之中加以审视，我们不难发现，疫情的聚集、传导和影响在不同程度上与社会结构的变动特征相关联。

首先，从人口流动特征而言，一方面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间人口流动加快，这对城市社会管理，尤其是特大和超大城市的社会有序治理和“安全容量”造成了很大冲击。此次疫情在武汉暴发，并向周边地区和其他省份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便是人口高度集聚和快速流动的后果之一。其次，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网络信息对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传统媒介信息。此次疫情防控中，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民众面对疫情的发展，几乎处于同一个频道之上。这既对全民共同应对疫情风险有积极意义，也对做好舆情引导、谣言防范等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随着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对于公共资源分配、个人权益保护、利益价值实现等方面的诉求越来越高，群体间的多样化、差异化也越来越突出，利益协调的整合难度也随之增大。从此次疫情带来的社会影响来看，如何凝聚各方共识，兼顾不同群体的差异化诉求，化解负面情绪，也成为应对疫情风险的关键内容。

概括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我们面对突发公共事件时，如何反脆弱、化风险，打造安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如何避免人与病毒、人与事件的矛盾演化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增进社会共同体韧性，成为新时期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和新要求。

注释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