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理念的转型与构建
徐佳宾
2020年注定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凡之年。2019年中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经济增长正式迈入中高收入阶段。这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正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次检验。疫情的爆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特定发展转折期，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偶然因素看，表象为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有的人为了口舌之快而品尝野味，实际上是对自然生态规律的大不敬。敬畏自然，万物共生，是人类应该尊崇的信仰。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社会经济活动必须遵循自然生态的和谐共生规律。
从必然因素看，中国人均收入迈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阶段。自然生态系统已经无法承受原有增长方式带来的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摒弃原有增长方式，形成新型增长方式，成为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
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结构的优化，而且是整体素质的普遍提升、福利水平的普遍获得。因而，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提升人类经济活动的水平，而且是为了提升人类经济—社会—生态的整体和谐水平。因此，这次疫情是对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一次检验。
一是发展理念的检验。发展是为了人民，让人民普遍福祉水平得到提升；发展是全面的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发展；发展是普遍的发展，是全体人民经济水平、社会素养、生态意识、文化教养的普遍提升。因此，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发展、生态的发展、文化的发展。作为后发国家，在发展的较低阶段更为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关注人民的基本需求，在进入发展的更高阶段，应更关注经济、社会、生态等发展水平的和谐，更好地满足人民对发展的需求。坚持为了人民发展的新理念，识别发展短板，挖掘发展潜力。
二是治理能力的检验。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综合能力，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体制机制的制度安排。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体现在能否不断地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当前，我国正处在全球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交汇机遇期，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是对我国治理能力能否正确应对发展中挑战的考验。凡是抓住这次机遇的地方政府，都能熟练地运用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交汇产生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成果，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提升在疫情监测、信息分享、防控救治、物资调配、公众沟通、舆论引导等方面政府治理的应对能力。
三是经济体系的检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处在转变过程之中，制造技术和信息数字技术正在加速融合，表现为经济活动中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制造技术和信息数字技术的融合，会提升整个经济体系的产业链运行的弹性。这次疫情是对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进行的一次检验，不仅检验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规模，而且检验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融合的质量。通常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程度越高，则经济体系应对外部需求冲击的弹性就越强。国民经济体系的产业链弹性，体现在面对外部突发的重大需求冲击时，国民经济体系内的产业链能在短时间内形成相应产业的供给能力，从而有效应对相关产业需求的大幅提升，反映了整个国家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水平。这种信息数字技术和制造技术融合形成的产业链弹性，体现为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整合对突发需求、产能调度、供求对接的响应能力。这次疫情为我国检验经济体系的数字化水平提供了窗口，也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提升产业链运行弹性提供了机遇。
四是产业基础的检验。一国产业基础能力是否雄厚，直接体现在该国生活和生产物资的保障程度上。我国产业体系独立完整，产能巨大，门类齐全，但只有面对外部冲击后有效释放产能，才能显现出产业基础能力的韧性。我国产业基础能力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是和满足基本的生活与生产物资的需求相适应的。这种保障基本物质资料资源充足的能力，能够有效化解外部冲击对正常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制造业作为我国产业基础的重要的实体部分，决定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释放有效产能的水平，因而，中国独立完整、紧密关联的现代化工业体系，造就了中国具有相当韧性的协同生产制造能力。中国的制造业链条变得如此有韧性，主要是依靠产业之间的整合能力。这次疫情防控中医疗物资供应保障的缺口很快得到弥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制造业柔性化的响应能力。
五是全球分工的考验。中国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参与全球经济。目前全球产业分工是通过全球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实现全球经济的有效运行。全球化产品制造的最有效方式，是利用横跨全球的产业链寻找廉价的劳动和资金。然而，新冠肺炎会限制人员和货物的自由流动，限制要素和产品在全球流动。目前全球化方式，是以加速全球人员和货物规模化流动，通过全球网络优势分工节约物流成本，实现全球产业端到端的分工目的的；而疫情对全球化造成的影响是，阻隔人员和货物接触的频率和接触的范围，通过形成以区域为中心的产业分工来节约物流成本，形成分布式的全球分工体系。中国是目前全球产业分工网络的重要节点，而疫情引发新的分工方式正考验着中国在亚太地区产业分工中的领导地位。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次重要考验。我认为应该加强以下方面的认识：
（1）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能灵活地发挥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对于事关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产业领域，由国家领衔实施“突破工程”；关键共性技术领域，发挥政府和市场相结合优势，实施由点及面的“链式工程”；面广量大的细分产业领域，应该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实施“专精特优”工程，从而形成既有弹性又有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在全社会形成制造立国的理念。这次疫情充分显示，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技术创新的源泉。我国制造业绝大多数是传统产业，纺织、家电更是在全球处于领先水平。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强传统制造业的技术改造。通过制造业和信息业的融合，重塑传统制造业的技术体系和生产模式。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保持在25%以上，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产业链条才能安全可靠。
（3）培育数字经济成为新型的经济形态。这次疫情充分反映了数字技术在公共卫生领域中发挥的早期预警、在线诊断、资源调度、物资配送、方案优化等作用，数字经济将持续深度渗透融合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云计算数据中心建设将成为投资重点。产业数字化、生活智慧化、治理精准化进入新阶段，产业互联网将成为数字化升级的重要发展方向。智慧城市、政务服务、社区管理的大规模数字化改造，将形成“数据+应用+平台”的完整生态。社交平台与电商平台加快相互渗透，线上品牌营销成为重要的交易方式。在线的专家资源与泛在的连接能力，保证了在线教育培训的内容质量和高效传播。数字技术可以提高生产与运营的柔性，帮助企业更高效地应对需求变动的趋势。
（4）加强全球产业链的协同。中国的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重要的节点，为全球产业链运转提供大量中间产品。疫情冲击导致中国企业在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停摆，则会导致上下游部分企业无法正常运转。制造业产业链呈现全球化产业分工，同时与当地的配套产业相互关联。中国应注重全球产业链生态系统的建立，加强与供应商、渠道和客户的伙伴关系。加强区域之间上下游环节的产销对接，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环节产能协调。加强各国产能供需信息的沟通与合作，推动建立疫情防控下的产业链产能协调多边合作体系。
（5）造就中国高端的产业分析专家。分析、研判全球和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走势，必须要有战略眼光和深厚的底蕴，立足本国、放眼全球，进行大势和大道的判断。这些产业学家，要深谙产业变革之势、技术进步之力、社会变革之道，既洞察细枝末节又摒弃细枝末节，突破现实的条框限制，用全球和全局的眼光，客观研判全局走势和面临的风险，他们不是智库胜过智库，为国家和民族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