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计算机为何“翻脸不认人”——未必越精确就越好

唯物史观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要清除“精确性崇拜”，没有逻辑理论和哲学的批判武器不行，只有这种批判的武器也不行。清算“精确性崇拜”的决定性力量来自社会生活各方面（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强大需要，这种力量除了表现为正面的推动或拉动之外，反面的即否定性作用也非同小可，因为正是科学技术精确化发展和应用的实践，充分暴露了精确化的局限性和“精确性崇拜”的非科学性。本节先谈这后一方面。

科学技术精确化发展最辉煌的成就之一，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创造。它能使人脑的某些思维活动外化、物化，用机器来模仿代行，故称之为电脑。电脑不仅运行速度超乎想象的高、信息储存量超乎想象的大，为人脑无法比拟，而且运算精确性更是人脑望尘莫及的。人脑运算的精度通常在10－2至10－3数量级，目前电脑的精度却可以达到10－15数量级以上。凭借这种精确性，登月球、探火星、测基因、在纳米尺度上加工操作，诸如此类的人类壮举才成为可能。就连人类互相厮杀的战争，也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迎来新的重大变革，发明和使用远距离精确制导武器，催生了靠远程精确打击制胜的所谓精确化战争。曾记否，凭借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美国佬从远离巴尔干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精确地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制造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外交危机，赤裸裸地暴露出帝国主义的霸道嘴脸，至今还在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在臭名昭著的入侵伊拉克战争中，全世界人民首次见识了精确化战争的真面目。

电脑既是逻辑精确化、思维精确化和科技精确化发展的产物，又是逻辑、思维和科学技术进一步精确化的强有力工具。它的成功带来一种普遍的奢望：利用日新月异的计算机技术，把科学技术的精确化推向一个新高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一切尚未精确化的领域都实现精确化。从1950年代以来，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在这种奢望驱动下的努力奋斗，看到一个又一个轰动一时的成功。电脑的神奇大大强化了人类的“精确性崇拜”，似乎人类生活一切方面都做到精确化指日可待。然而，也正是精确、快速有如神助的电脑，在一些极其简单易行的问题上暴露出意想不到的笨拙和低能，击碎了精确化美梦。最典型的是人的面貌识别。

婴儿大脑远未发育成熟，完全谈不上精确思维，思维能力无法与成人相比；成人大脑的精确思维能力又无法与计算机相比。按照传统逻辑的关系推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说，与计算机相比，婴儿的思维能力不值一提。但人人都知道，出生不久的婴儿，只要不是饿得厉害，他（她）就只吃母亲的奶，拒绝吮吸别人的乳头，表明婴儿已经具备识别母亲的能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科学家试图让计算机来模拟这种识别活动时，发现如此不值一提的婴儿思维能力竟是任何高超的计算机都难以模拟的。这是为什么？

思维是一类特殊的信息处理过程。计算机“思维”与人脑思维的比较研究发现，二者处理信息即思维的机理截然不同。就识别人这一点来说，婴儿仅仅需要记住母亲面貌、形体（或者还有气味）等方面的几个模糊特征，就足以把母亲与别的女性区分开来，完全不靠测量计算。计算机只会精确思维，要它识别某人，必须先把该人的一批特征表示为一系列精确的计算程序，作为已知模式存入计算机。当待识别的对象出现时，计算机立即对其有关特征进行观察测量，并用程序语言表示出来，再同内存的模式一一对照，确认所有特征都相同之后，计算机便给出信号，表示它认出了该模式（比如说母亲）。相反，只要对象特征有一丁点儿与内存模式对不上号，计算机便认定该人不同于该模式（母亲）。

然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决定了无法靠计算机完成这个任务。其一，人的面貌、形体等特征大多是模糊的，如杏壳眼、柳叶眉、瓜子脸、虎背熊腰、满脸皱纹等，无法用定量化方法精确地描述出来，既不能形成已知模式存储在计算机内，也不能在面对识别对象时把她或他的特征精确地测量和表示出来，因而无法实际上形成识别活动。其二，一旦给定已知模式，计算机便只能严格按照该模式进行识别，不允许对象有任何变化；否则，它就判定对象是不同于已知模式的另一个人。但现实的人即使不是在有意地改变或伪装自己，也总是不断变化的。母亲只要稍微有点变化，或者换了种发型，或者长个粉刺，或脸晒黑了点，或者人瘦了点，或者化了点淡妆，甚至仅仅因为她嘴角偶尔粘了一颗米粒，计算机也会因内存模式中没有描述这种变化而拒绝承认她是母亲。难怪有人开玩笑说：让计算机执行识别人的任务，它会“翻脸不认人”的。

中国人爱讲：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可以类似地说，电子计算机成也精确，败也精确。在识别人的问题上，正是由于计算机太精确，锱铢必较，才显得太无能；婴儿没有精确思维能力，反倒能够轻而易举地完成识别任务。高度精确成了计算机笨拙与无效的根源，只能处理模糊信息反而成为无知婴儿的极大优势——谁说模糊一定不如精确呢？或许你觉得这个例子没有实际价值，只可供老师在讲台上用作例子，不足挂齿。那好，我们来考察一个有实际意义的事例。

由于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条件给罪犯流窜作案提供方便，建设和维护法治社会要求不同地方的警察协同作战，准确而高效地识别外地通报的陌生犯罪分子。乍看起来，利用快速精确的电脑识别罪犯是最理想的，但实际操作时却发现全然不是那回事。打个比方，北京市公安局某日接到广州市公安局通告，据线人密报，毒犯黄阿昌携带数量不详的摇头丸上了T16次列车，欲交给正在北京的刘姓毒犯。黄犯个子不高，30多岁，圆脸，肤色微黑，高额头，深眼窝，厚嘴唇，广东口音，左腿有点瘸。为了找到刘姓毒犯，查出暗藏的贩毒网络，北京市公安局领导决定在北京西站查明但不惊动黄犯，以便合理布控。如果把侦查任务交给计算机来完成，北京市公安局必须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编制出一套计算机程序，精确地把黄犯的特征描写出来。但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黄犯的几个特征大都是定性的、模糊的，无法做定量描述，即使“30多岁”这个看似定量的特征，也难以用精确程序语言表示出来。退一步说，就算上述特征可以编为程序，犯罪嫌疑人总会有所伪装，而警察无法预测黄犯如何伪装，也就不能事先编出程序。可见，在这种场合下单靠计算机识别犯罪嫌疑人是不现实的。然而，如果派几个有经验的侦察员到车站，他们只要熟记犯罪嫌疑人的几个模糊特征，发挥模糊思维的长处，眼看心想，反复对照，反复分析推理，把犯罪嫌疑人惯用的伪装方式考虑进去，十之八九能够把黄阿昌从摩肩接踵的人流中识别出来。各国各地的警察实际上也都是这样做的。

你或许又觉得，此一例子还是太普通了，科技含量不够。那好，我们举一个高科技的例子。人工智能（简称AI）是随着计算机出现而兴起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取得很大成功，如开发专家系统等；今天更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角色，世界各主要大国都在抢占制高点。这些轰动一时的成就，都得力于计算机无可比拟的快速、精确和大容量（信息存储）。它们使人工智能专家备受鼓舞，以为人的智能几乎都可以用计算机代替，有人甚至鼓吹电脑能够胜过人脑，人总有一天要受计算机的支配。比较一下电脑与人脑智能的长短优劣，这些奇谈怪论就会不攻而破。

这是一堂中学语文课，老师在读了一个故事后，要求同学概括一下它的主要情节。一般情形下，同学们都能较好地完成任务，那些喜爱语文的同学表现尤其出色，往往能得到老师表扬。如果把这种看似简单的事交由计算机来干，科学家们发现，只有当故事较短而且具有“硬”结构时，计算机才能勉强完成任务。例如，一篇关于公路交通事故的短篇报道的概述，无非是说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车型、伤亡情况、事故责任等，即具有某种预先规定的“硬”结构，勉强可以让只会精确思维的计算机“读懂”故事，给出基本正确的概述。如果故事太长，特别是不具备“硬”结构时，比如概括《红楼梦》某一回的情节，计算机就抓瞎了。仅就《红楼梦》的前八十回讲，一回一种叙述模式，除了以“话说”或“却说”开头，以“且听下回分解”结尾这一点回回相同（硬结构）之外，事件、情节都无共同的框架，即没有“硬”结构，不能按照一定的程序去概括。随便挑一回，比如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还祷福，多情女情重愈斟情”。我们不说前半回贾母率众到清虚观打醮烧香的种种事端，只看后半回为刻画宝玉和黛玉“两个人原是一个心……却都是多生了枝叶”。对于描述“求近之心反弄成疏远之意”那一段，作者设计了一场很个性化的言语冲突，做了一番精彩的心理描写，十分耐人寻味，这些却没办法让计算机来概括。这不仅因为作者使用的全是模糊语言，更在于那段心理描写的精妙绝伦，被脂砚斋称为“囫囵不解之语”，读者（包括计算机专家）常常感到难以准确理解。理解是概括的前提，如果连软件设计者都没有很好理解，不会用程序语言精确表达，计算机又怎样去概括呢？

中学生擅长概括故事，得力于他或她能够掌握模糊概念，处理模糊信息，理解用不精确的自然语言讲述故事，从而进行概括，这是人脑智能的优势。计算机只会精确思维，使它无法掌握模糊概念，不能处理模糊信息，面对那些用大量模糊概念和模糊语言讲述的故事，有如天书一般难懂，神奇的计算机便一筹莫展了。如果把计算机的无能归到它的设计者头上，那便意味着即使一流科学家，只要他面对模糊事物而坚持精确思维，固守“精确性崇拜”，也会在与中学生的智力较量中败下阵来。古人已经懂得：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精确逻辑和精确化的种种无奈，表明精确化也有所短，模糊描述也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