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67年2月25日，尽管美国东北部地区遭遇了恶劣天气和严寒，仍有600名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友人和同人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他们聚在一起哀悼他，缅怀他的生平，他们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政治家、将军、科学家、诗人、小说家、作曲家及来自各行各业的老相识。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温和的师长，他们亲切地称他为“奥比”；对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1945年他成为“原子弹之父”、民族英雄及科学家公仆的典范。然而，人们都痛心地回忆道，仅仅9年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就宣布他为危险分子，这让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美国反共运动中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因此，在缅怀这位杰出人物时，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他非凡的一生中有胜利也有悲剧。

前来吊唁的诺贝尔奖得主中有国际知名的物理学家如伊西多·拉比、尤金·维格纳、朱利安·施温格、李政道和埃德温·麦克米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女儿玛戈也参加了悼念，奥本海默是她父亲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时的上司。罗伯特·瑟伯尔也来了，20世纪30年代，他是奥本海默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好友，两人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共事。现场还有康奈尔大学杰出的物理学家汉斯·贝特，他因揭示太阳内部的热核反应而获得了诺贝尔奖。1954年，受到公开羞辱的奥本海默为了躲避尘世喧嚣，在加勒比海幽静的圣约翰岛建造了一座沙滩小屋，他们一家的邻居艾瓦·德纳姆·格林也参加了悼念，与她比邻而坐的是美国外交政策部门的显赫要员：长期担任总统顾问的律师约翰·J.麦克洛伊，曼哈顿计划的军方长官莱斯利·R.格罗夫斯将军，海军部长保罗·尼采，普利策奖得主、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泽西州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林登·B.约翰逊总统派他的科学顾问唐纳德·F.霍尼格代表白宫出席了追悼会，霍尼格也是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老熟人，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时，他和奥本海默都在“三位一体”试验的现场。在科学家和华盛顿的权力精英中间，零星地坐着来自文学圈和文艺界的人士：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小说家约翰·奥哈拉、作曲家尼古拉斯·纳博科夫和纽约城市芭蕾舞团艺术指导乔治·巴兰钦。

悼念仪式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亚历山大大厅举行，奥本海默的遗孀凯瑟琳·普宁·奥本海默（大家都叫她姬蒂）在前排就座。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这是一场气氛凝重、五味杂陈的追悼会。和姬蒂坐在一起的是他们22岁的女儿托妮和25岁的儿子彼得。罗伯特·奥本海默的弟弟弗兰克·奥本海默坐在彼得旁边，他也是一名物理学家，但他的事业在麦卡锡主义的风暴中被毁掉了。

大厅里响起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的《安魂圣歌》，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第一次听到这部作品时就喜欢上了它，当时也是在这座大厅，就在去年秋天。随后三个人宣读了悼词，与奥本海默相识30余年的汉斯·贝特第一个发言。贝特说：“他为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强盛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他是位领袖，但并不专横跋扈，他从不发号施令。他激发了我们最好的一面，就像一位好客之人的待客之道。”为了比德国先制造出核弹，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指挥数千人投入核弹竞赛，他把一片原始台地变成一间实验室，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组建了一支高效的队伍。贝特和洛斯阿拉莫斯的同事们都明白，如果没有奥本海默，他们在新墨西哥州建造的那个原始的“小装置”就不可能及时完工，投入战争。

第二个致悼词的是物理学家亨利·德沃尔夫·史密斯，他是奥本海默在普林斯顿的邻居。1954年，在原子能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只有史密斯投票赞成恢复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史密斯目睹了奥本海默遭受的秘密审判——“安全听证会”，他完全了解其中的拙劣下作，他说：“这样的错误已无法被匡正，我们历史上的这个污点也永远无法被抹去。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为自己的国家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公的回报。”

最后发言的是乔治·凯南，他是资深外交官，也做过大使。凯南是二战后遏制苏联政策的提出者，也是奥本海默多年的好友，他们曾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共事。从未有人像奥本海默那样激发了凯南对核时代种种危机的思考。当凯南对美国军事化的冷战政策提出异议，被华盛顿抛弃时，没有朋友像奥本海默那样支持他的工作，并在研究院为他提供了容身之所。

凯南说：“人类刚刚征服了一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力量，它让人类的道德力量相形见绌，这一难题把我们推到残酷的现实跟前。对此奥本海默的担当无人能及，他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日益悬殊的力量对比给人类带来的威胁。即便忧心忡忡，他追求真理的信念也从未动摇，无论在自然科学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他追寻着各种形式的真理。面对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引发的灾难，他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希望能为避免这样的灾祸出一份力。他心怀人类的福祉，但是作为一名美国人，他发现最有可能实现这一抱负的方式是影响他所属的这个国家。”

凯南接着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黑暗岁月里，各种麻烦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身处旋涡中心的他不胜其扰。我提醒他，上百个国外的学术中心都会欢迎他的加入，我问他是否考虑到国外生活，他眼含泪水地回答：‘该死的是我偏偏爱着这个国家！’”[1]

罗伯特·奥本海默是一个谜：作为一位理论物理学家，他散发着杰出领袖的魅力；作为一位唯美主义者，他善于制造暧昧不明的朦胧感。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他的人生笼罩在争议、传言和神秘之中。对像日本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这样的科学家来说，奥本海默是“现代核科学家悲剧的象征”。对自由主义者而言，他是麦卡锡主义政治迫害中最具光环的殉道者，凸显了右翼分子毫无底线的恶行。对他的政敌来说，他是一名隐藏颇深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个罪证确凿的骗子。

事实上，奥本海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才华横溢又充满矛盾，有时聪明绝顶，有时幼稚可笑。他是社会正义的积极倡导者，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政府顾问。他想努力遏制一场失控的核军备竞赛，结果反而在当权派中树敌无数。正如他的朋友拉比所说：“他睿智过人，又愚不可及。”

在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眼中，罗伯特·奥本海默身上充满了深刻尖锐的矛盾。虽然他毕生致力于科学和理性思考，但是戴森发现奥本海默决定参与制造这种灭绝种族的武器是一种“浮士德式交易……当然，这个交易令我们后患无穷……”。后来，罗伯特·奥本海默还像浮士德一样，想与魔鬼讨价还价，结果自取灭亡。他带领人们释放出原子能的威力，但是，当他试图警告同胞其危险性，当他希望遏制美国对核武器的依赖时，政府开始质疑他的忠诚，并把他送上了审判席。他的朋友们认为这种公开羞辱堪比科学家伽利略的遭遇，1633年他被由中世纪思想控制的教堂审判。还有人在这件事中看到了反犹太主义的恶灵，它让人想起19世纪90年代法国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冤案。

不过，这两种类比并不足以让我们理解罗伯特·奥本海默其人，包括他作为科学家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作为核时代的建构者发挥的独特作用。本书讲述的就是他的人生故事。

[1] 凯南被奥本海默坚决的态度深深打动。2003年，在凯南的百岁寿宴上，他又讲了这个故事，当时他眼含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