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述略

孙毓修（1871.08.15—1923.01.22），字星如，一字恂如，号留庵，室号小渌天（小绿天），江苏梁溪（今属无锡）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在职期间，参与《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初编》等影印丛书的编印工作。职务之馀，留心抄录版本目录学文献资料，辑入丛书《小渌天丛钞》（间有孙氏自著在内），并以此为基础纂成《藏书丛话》《书目考》《永乐大典辑本考》《中国雕板源流考》等著作。

《中国雕板源流考》是最早的版刻学史专门著作之一，就篇幅而言仅是戋戋小册，且以资料辑录为主，间下按断，故有些学者对其评价不高，如王绍曾先生认为：“留庵所著，有《中国雕板源流考》，其书疏琐无统，未能称是。”[1]新中国成立后，叶德辉《书林清话》得以重印，治学者多推崇之。《中国雕板源流考》则长期未重印，自然鲜为学者注意。胡道静先生指出《中国雕板源流考》有两点为《书林清话》所未备，一是关于刻书的工料价值，《书林清话》仅举《至正金陵新志》关于刊刻此书工价的记载，《中国雕板源流考》则列举了四部宋版书的“纸数印造工墨钱”的记载；二是《中国雕板源流考》抄录了《开元杂报》的有关史料，认为其是唐人雕本的物证，此说在其生前身后皆引起争议，但后来为实物所证实，可见孙毓修的眼光敏锐[2]。此外，不同于以时序为经纬的传统论述方式（《书林清话》即其代表），《中国雕板源流考》以书籍刻印主体和版本类型为依归[3]，实则自成体系，已具书籍史之视角，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一、《中国雕板源流考》之版本

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初版于1918年5月，收入商务印书馆“文艺丛刻乙集”，署名留庵，内容凡十节：雕板之始、官本、家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籍工价、纸、装订。此版为旧式标点，其辑录资料者以顶格排版，孙毓修按语低二格排版。

1930年4月，《中国雕板源流考》收入“国学小丛书”（万有文库本）出版，署名孙毓修，此版为新式标点并加专名线，文本内容与“文艺丛刻”本基本一致，唯将孙毓修按语顶格排版，而将辑录资料改为低二格排版，俨然视其为一本现代学术著作。1933年4月，商务印书馆印行《中国雕板源流考》“国难后第一版”，仍收入“国学小丛书”，版权页署称1918年5月初版，实为重印万有文库本。1964年10月，台湾商务印书馆重印“国学小丛书”，仍收入此本，称台一版。1974年7月，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将此本收入“人人文库”再版。

1949年以后，《中国雕板源流考》在大陆久未再版。1990年，《出版史料》季刊当年第3、4期连载《中国雕板源流考》，胡道静为之题跋，此连载本未说明底本，从标点来看，当是据万有文库本重排，于辑录文献及孙毓修按语皆不区分格式排版。同年9月，印刷工业出版社刊行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中国印刷史料选辑》之一）收入此著，称系据“文艺丛刻”单行本1924年8月第四版重排，署名孙毓修，改题《中国雕版源流考》，对原书格式稍作调整，以宋体、楷体区分排版，然已颇失原貌。2008年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中国雕板源流考》与陈彬龢、查猛济《中国书史》合刊，从标点风貌来看，当是据“文艺丛刻”本重排，于文字略作订正，撰有简单的校勘记，并配有插图，然于辑录文献及孙毓修按语皆不区分格式排版，大失原本之貌。

除了正式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还有两个较早的版本：一是未完稿本，收入《小渌天丛钞》，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一是刊载于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的连载本。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小渌天丛钞》第28册书衣署《板本八考》，并以阿拉伯数字标出了此书撰述规划：“1.雕镂，2.款式，3.纸墨，4.坊肆，5.工价，6.板权，7.装潢，8.避讳。”卷端题名“雕板印书考卷一”，内容凡十三节，依次为：雕板之始、五代监本、宋监版本、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辽世版本、金元监雕译本、元兴文署版本、明南北监本、明印宋元版本、明经厂本、清初译本、清武英殿版本[4]。整体框架仍属以年代为先后的传统方式，论述对象大率为“监本”（详后文）。书中称清朝为“国朝”“本朝”，盖属稿于清季孙毓修初入商务印书馆时，又稿本已言及敦煌石室发现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本经》”（盖引自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原载于《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则稿本当撰于1909—1911年前后。卷末双行小注：“聚珍本、套板本、巾箱本，别详下卷。”可见孙毓修虽已有根据书籍版本印刷类型分门别类的思想，但似仍最重雕版，而以他种印本为附庸。

《雕板印书考》内容与《中国雕板源流考》稍异，其行文亦未将引文资料与作者按断加以区分，而是随引随论，夹叙夹议。然其所述要点，实与《中国雕板源流考》大同小异，尤其是“雕板之始”一节，文字全同者近半，且撰稿本时，孙毓修已持中国雕版印刷“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的观点，并已经提出“雕板之事成于隋，实张本于汉”，且论述唐人雕板时已述及《开元杂报》，是前者为后者之初稿殆无疑义[5]。

与《中国雕板源流考》相比，《雕板印书考》亦稍具长编之性质。如“雕板之始”一节，刊本径谓“世言书籍之有雕板，始自冯道，其实不然”云云，随后引陆深《河汾燕闲录》及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论证雕板始于隋代。稿本则广引叶梦得《过庭录》《石林燕语》、江少虞《皇朝事实类苑》、罗愿《鹤林玉露》（引误，实为罗璧《识遗》）、王明清《挥麈馀话》、宋《国史·艺文志》、朱翌《猗觉寮杂记》等，梳理宋人论雕板源流的三种说法（冯道说、毋昭裔说、唐末说），而后又引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及陆深、罗振玉说论证雕板始于隋代。此后又云：“胡应麟谓隋世既有雕本，唐文皇胡不扩其遗制，广刻诸书，复尽选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馆钞书？然宋初三馆藏书、本朝《四库全书》，亦皆写录，雕本既行，钞本亦何必尽废耶！”盖因此段文字与雕板源始无涉，是故孙毓修于《中国雕板源流考》中未再提及雕印、抄录并行不废的观点，但这一观点实具慧眼。

又如稿本于“宋监版本”后单设“宋监所刊名数”“宋监刊书奏令”两节，其中《宋监所刊名数》依据《玉海·艺文》，参考《麟台故事》《中兴馆阁录》《中兴馆阁续录》等，整理出宋代国子监刻书事二十九条。《中国雕板源流考》则但引《玉海·艺文》，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至于“宋监刊书奏令”，孙氏似欲藉此窥测国子监刻书典制，或将用于“板本八考”之板权研究亦未可知。但此节与雕板源流无直接关系，故《中国雕板源流考》未录奏令。

在稿本和刊本之间，还有一个连载本，题作《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唯此本作“雕版”不作“雕板”），连载于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77[6]、80（1918年）期。其内容分为十三节：金石刻、雕版、监本、官本书塾本、坊刻本、活字印书法、巾箱本、朱墨本、刻印书籍工价、纸、墨、煤、装订。连载本亦为旧式标点，其辑录资料者以顶格排版，按语低二格排版，与“文艺丛刻”本同。

连载本前有小序，将《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的全文论述分为六端：一曰时（历时久），二曰地（刻书地点与刻书主体），三曰式（雕版以外尚有活字、套版等版本类型），四曰价（人工、物料等价格），五曰纸墨，六曰装潢。小序并略加数语，交代撰述缘起，谓雕版印书“此诚古人之伟业，抑亦国史之荣光。而纪载寂寥，专书未辑。徘徊艺圃，良用歉然。觕述此篇，备厥掌故”云云，序末又谓“盖将以扬国辉而觇进步，其诸大雅所乐闻者欤”。不论是稿本《雕板印书考》或是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孙毓修都持有“我国雕板，托始于隋，而实张本于汉”的观点，而在连载本中，孙毓修更是将此观点推进一步，将“金石刻”作为独立章节，而“金石刻”又从初民时代论起，且言称中国以文字著书当始于《尚书》，而《尚书》之成书早于西历纪元二千五百年云云；又“活字印书法”一节，连载本谓：“活字印书法，西人谓之Movable Type，其法传自中土。今日盛行铅字，制模浇字之法，悉用机器，迥非向时恃一手一足之力者，可与之争胜矣。”一是提出西方铅活字印刷之法来自中国的观点；二是指出中土亦用机器印刷，相较古时更有长足进步。民元以来，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渐次觉醒，孙毓修殆亦有感于此，而于连载本中作如此语。然而铅活字印刷术是否传自中国，并无切实论据，此说未必成立[7]，且今日中土亦用机器印刷云云，与雕版印刷大旨无涉。刊本但谓活字印书法创始于宋初，近年则用机器，非以往手工操作可同日而语，不言中西印刷之对比，持论相对谨慎客观。

此外，连载本将“监本”与“官本”分离，而将“官本”与“书塾本”列为同一章节。其“监本”一节云：“监中墨简，始于长兴，历朝皆仿其故事。宋朝称监，金称弘文院，辽称秘书监，元称编修所、秘（堂）〔書〕监、兴文署，明称南北监、经厂，清称武英殿、古香斋，其为御府所刻，则一也。”此盖承接《雕板印书考》而来。而“官本书塾本”一节云：“雕版初兴，坊肆未盛。宋元以来，坊肆盛矣。而贾人本射利之心，贻豕亥之误。是不得不官中雕刻，以扶斯文于不敝。故他种营业，鲜闻官与商并立者，有之独印书业也。书塾本亦同此意，故并著之。北宋官刊，莫不字画清朗，体兼颜欧，非麻沙坊本所能及云。”细审此二节，殆孙氏之论监本，欲考其刻书典制；论官本，欲标其精校精刊。然则官司刻书，亦多为秘监颁行，故虽各有侧重，而强分监本、官本两造，终为不宜。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即合监本、官本为“官本”一节，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家塾本”一节则仅有寥寥数条而已。

又有“墨”“煤”两节，所辑资料颇可观，且偏重实用技术，然此二节小序谓：“宋元人所撰《墨经》《墨史》诸书，皆主于文房所用，而不别言印书之墨，方知古时印书，即用文房之墨，非如近世之别造至劣之墨皮墨胶，以供印书之用者也。”而其所辑史料，大抵偏重文房用墨，揆诸雕版印书实际，恐不甚切题，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不论墨煤，盖由于此。

连载本小序虽言“为之遐稽收藏之志，亲访珍之家，益以史书之文、杂家之记，条分缕析，述而不作”，然《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实为述作兼备，例如“雕版”一节言《开元杂报》，则不仅抒发私议，更是论证《开元杂报》为雕印之本，进而推出“则其时刻版印书之风，必已大盛”，并谓柳玭《家训序》言坊中雕本仅有字书是“未免所见之不广也”；至刊本中《雕板之始》一节，此等推测及断语皆为删略。又如“活字印书法”，连载本论及兰雪堂华氏、桂坡馆安氏，谓“明世吾乡铜活字本有二”，并谓华氏“有虞山毛氏之风”，“黄荛圃、张金吾诸人亟称道之”云云，至刊本则仅谓“明世无锡铜活字本有二”，至于溢美华氏之辞，则尽数删略，并补充论述吴郡孙凤、五云溪馆、金兰馆、建业张氏诸家。诸如此类改动不一而足。

总之，刊本相比连载本，于同类史料则精简实例，于论述按断则删繁就简，同时增添相关史料，补写必要论述[8]。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基本落实了孙氏“条分缕悉，述而不作”的撰著大旨，但尽删私人评议，虽更显客观科学，亦觉不无可惜。

二、《中国雕板源流考》之价值

既名《中国雕板源流考》，读者对此书的关注，必在于雕版印刷的“源流”，且尤重其“源”，而未必重其“流”。《中国雕板源流考》的雕版印刷起于隋代之说确实有误，这一关键错误必然会导致后人对此书评价的降低。孙氏据明陆深《河汾燕闲录》载“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9]，此印书之始”，又据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称有所谓“太平兴国五年翻雕”“大隋《永陀罗尼经》”，罗文所载实为“《大随永陀罗尼经》：上面左有‘施主李知顺’一行，右有‘王文沼雕板’一行，经末有‘太平兴国五年六月雕板毕手记’十三字”[10]，并无“翻雕”字样。又“随”“隋”古字虽通，然所谓“大随永”者亦出于笔误，当作“大随求”，即随心所求之意[11]，与隋朝固无涉。孙氏误读《河汾燕闲录》，对《敦煌石室书目》之利用亦有强行牵合己意之嫌，其所谓雕版印刷起源隋代说，自不可信。

雕版起源隋代说并非孙氏首倡，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大致采信陆深《河汾燕闲录》之说；清王士禛《池北偶谈》采陆深说，然《居易录》又以为非；赵翼《陔馀丛考》疑为非；四库馆臣辨其为非；阮葵生《茶馀客话》又以为是；日本岛田翰《雕版渊源考》则既以陆深说为是，又据《颜氏家训》《玉烛宝典》等书谓六朝已有“墨版”[12]，更是大胆有馀而审细不足[13]。可见明清两代，此事已有诸家争讼而无定论。近人黄节《版籍考》谓：“镂板之兴，自隋开皇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夹注：据陆子渊《河汾燕闲录》。）此为印书之始。”[14]亦蹈袭前人之误，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书有刻板之始”驳正前人所引陆深说云：“然陆氏此语本隋费长房《三宝记》，其文本曰：‘废像遗经，悉令雕撰。’意谓废像则重雕，遗经则重撰耳。”[15]其说可信；其后向达先生撰《唐代刊书考》一文，辨正更详，至今学者引为确论。

然则瑕不掩瑜，孙著自有其优长，尤其相较于发表稍前之黄节《版籍考》与撰写约略同时而刊行稍晚的叶德辉《书林清话》，《中国雕板源流考》固有其自身特色与价值。

黄节《版籍考》，分两期刊登于《国粹学报》第47期（1908年1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月）、第49期（1909年1月，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此文将版籍源流分为三期：刊石、镂板、活板（活字）[16]。上期专论刊石，即讨论各朝石经镌刻及其补刻、传拓，虽然石经传拓是文本可复制技术的体现，但黄节的论述重点始终在于正定经文，推崇贞石之存古，鄙薄版印之多误，并不重视刊石与雕版在技术上的联系，所用“版籍”概念也相对含混。相较而言，孙毓修虽主张“我国雕板，托始于隋，而实张本于汉”，但其所重在石刻文献可复制（传拓），“一时车马阗溢，摹拓而归。则有行诸天下、公诸同好之意，于雕板之事已近”，孙毓修虽在连载本中将《金石刻》单独划分作一节，但其引言则谓“金石刻本，似非本文所宜及。然实木刻之先导，不可废也，故首列之”，对版刻的概念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版籍考》下期大体专论镂板，虽然黄节对雕版源始的判断有误，但其广引诸家文献，梳理出自五代冯道始请刻监本至明代南北监刊刻经籍情形，征引史料不如《中国雕板源流考》详赡，然大致脉络已勾勒清晰，孙氏稿本《雕板印书考》篇章结构与《版籍考》下期基本一致，惟引证更丰富，盖写作时曾参考黄氏文。惟黄氏所论仍以正定经文为主，未讨论其馀刻书主体，亦未论及经部以外诸书，且谓：“自隋越唐，仅镂字书、小学、《文选》诸书，而不及经典，亦以为经典者立于学官，传于博士，虑以镂板故至犯异同耳。”[17]虽聊备一说，然终稍嫌迂腐。又黄氏引书多不加考究，如谓“后蜀毌丘俭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人”云云，不注出处，且毌丘俭是前魏时人，如何得在后蜀？孙毓修稿本《雕板印书考》亦引此事，注出王明清《挥麈馀话》，明其为后蜀毋昭裔事，并加小注云：“汲古阁刊本误作毌丘俭，《经义考》仍之。”又黄节鄙弃活字印刷，《版籍考》论活板仅寥寥数语，且谓历朝活板不兴，盖因“其时读书者犹知郑重一编”，而近世活板盛行，“自今已往，版籍之讹谬，吾不知其纪极也”[18]。孙毓修论活字印刷，引证颇为详备，且所引文献如元代王祯《造活字印书法》及清代金简《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皆颇称活字之善。同是生当机器印书滥觞之世，黄节对新技术的态度显得颇为保守，孙毓修则较为开放，虽然孙著于历代活字印书不如雕版之兴盛未置一词，或系为推崇新技术，以“扬国辉而觇进步”，但孙氏并未因此非议雕版印刷，而仍视其为印刷之正宗。可见孙毓修对待活字印刷的态度，较黄节更为开通。

叶德辉《书林清话》成书于1912年初[19]，付梓于1919年后，与《中国雕板源流考》撰写和刊行年代大抵相近，盖各自成书而互不相谋。叶著“博考周稽，条分缕晰”，而为“考板本、话遗闻者所当争睹”[20]，其篇幅大小与论题深广自非一册《中国雕板源流考》所能及。但孙著“分量虽较叶德辉《书林清话》为小，然其中有好多资料为《清话》所未及，足见孙先生阅书之富”[21]。胡道静先生曾指出《中国雕板源流考》对宋代刻书工价的记载和对《开元杂报》的论述，即为《书林清话》所未详[22]。柳和城先生亦指出《书林清话》于辽代刻书不置一词，于金代刻书亦仅及平水书坊刻本而已。《中国雕板源流考》据正史纪传考得辽代有官府藏书和设学颁经事，而推测其必有雕本，并引沈括《梦溪笔谈》载“契丹书禁甚严，传入中国者，法皆死”，为辽代版本鲜传于世提供了初步解释；至于金代刻书，《中国雕板源流考》据正史及目录考得“立经籍所于平阳刊行经籍”之平阳即平水，并且指出平水为金元两朝官民雕板之所，官私刻书皆颇发达[23]。此外，《书林清话》对书籍之纸墨装订虽有讨论，然其论纸墨多取材于藏家书录和笔记，不脱赏鉴家习气，论装订则皆讨论书册制度。《中国雕板源流考》讨论纸墨则重视其工艺，援引文献亦不限于书录笔记，而且广采历代各地方志，辑出不同产地的造纸材料与制造工序；至于装订，则所辑材料多来自藏家书录，但是并不上溯早期书册制度，而是仅讨论册子本形成以来的具体装帧形制，较《书林清话》探讨更为具体深入[24]。

除了采辑资料的多寡和侧重、成书的篇幅和架构以外，《中国雕板源流考》和《书林清话》的差异似更在于各自的问题意识不同，问题意识的不同自然会使一部著作具备其独有的学术价值，而不因其资料之寡、议论之少遂受磨灭。学者自胡道静先生以来，多谓《中国雕板源流考》引用工价资料较《书林清话》更为丰富，实则《中国雕板源流考》所引四部宋版书（《大易粹言》《汉隽》《二俊文集》《小畜集》）的工价资料，皆见于《书林清话》卷六“宋监本许人自印并定价出售”一节，该节另有《嘉泰会稽志》、孔平仲《续世说》两部书之工价，就宋刻本工价资料而言，《书林清话》实较《中国雕板源流考》丰富；元时刻书工价，叶著基于《至正金陵新志》记载推算，未必为确，孙著引延祐重刻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所载赎买藏板价格，不能准确反映工价；明代刻书工价，两书所引史料不同，惟皆得出明时刻书工价甚廉之结论。然而问题意识的不同，可以反映在对同一材料的引用截取上。叶德辉引用宋代刻书工价，是为了揭示“宋时刻印工价之廉，而士大夫便益学者之心，信非俗吏所能企及矣”[25]，与孙毓修的以工价为本位不同，因此在引用象山县学刻本《汉隽》的工价资料时，孙毓修仅引其价格记载，叶德辉则另引出“善本锓木，储之县庠，且藉工墨盈馀，为养士之助”一句，盖有表章宋代文教之微意于其间；至于引述《大易粹言》之工价，叶德辉仅具其价格与用料，孙毓修则多引“杭州路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一句，虽与工价并无直接关系，然而明确校勘责任所属，盖与其“板本八考”计划尤其是板权研究略有关联。明代刻书工价一节，两书皆以为甚廉，但孙毓修引用资料，仅谓明代刻书价廉，清代刻书工价相比明时已然翻倍；叶德辉同样得出清代工价已较明代倍增的结论，但他进一步指出明代刻书“价虽廉，而讹谬不可收拾矣”，仍以一书之版本价值为重，至于刻书工价之廉，恐怕更多地是叶氏批判明代刻本率多粗疏的论据。

黄节、叶德辉两著，前者有开创之功，后者有精详之誉，但其所重皆在版本价值之优劣，如黄节不惜笔墨论述石经，于活字仅著数语；叶德辉全书多有价值判断，其辞不乏赏鉴家习气。孙毓修更重“版刻学”而非“版本学”，对工艺、工序、工料之情形引述不厌其详，而对于文本之精校、书版之精刊与否，仅约略及之而似不以为意。

后来学者，已较孙毓修所见更为深广，如向达先生《唐代刊书考》所引雕版印刷资料，即较《中国雕板源流考》更丰。向先生论唐代刊书之先导，谓“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26]，所引佛教印书及私印历书之文献皆为孙著所未及，然其结论亦大致与孙著相同。此外，向先生发现唐代刊书渐次流行的时代大率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前后，“是刊书之事，当自此始渐为士大夫所注意，因而形诸记述”[27]，称为中国刊书史上之咸通时代，并举十条文献记载以实之[28]。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已征引其中六条，惜未进而推出“咸通时代”。孙氏阅书诚已甚富，惟向先生于见闻广博以外更兼颖悟过人，故其所论多更确凿。

张元济撰《宝礼堂宋本书录序》，实亦一篇中国书史简述。该文谓雕版印刷“昉于晚唐，沿及五代，至南北宋而极盛”[29]，虽谓雕版印书起于晚唐似稍晚，然已纠正孙毓修的起于隋代之说。张元济并谓其工事之美善，可得而言者有四：一曰写本，二曰开版，三曰印刷，四曰装潢，其所引史料与《中国雕板源流考》重合与相异者各半，其叙述框架“顺序几乎与孙著相仿，只是更加精粹”，“表明张元济撰写此序文时，极可能参考过孙毓修的书”[30]。张元济《序》论述“开版”时，谓“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31]自言家塾所藏有天福铜版本，后有人得韩文‘《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十六字铜笵者，蔡澄、张廷济均谓是宋太宗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然今所传铜板印本，仅为有明建业张氏、锡山安氏及华氏会通馆、兰雪堂所制，而宋本已无一存”，“传于今者，厥惟木版。刊印之便，宜莫如木，若梨若枣，取用尤繁，故当时所称曰锓板，曰锓梓，曰绣梓，曰刻板，曰镂板，曰雕造，曰模刻，曰板行，无不与木为缘。揆其功能，实远出笵金合土之上”[32]，而孙毓修于连载本《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中谓“隋唐版片，用金用木，今不可考矣。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有天福铜版本。宋时监本皆用枣木，麻沙本皆用榕木。近时刻版，精者用枣，劣者用梨、用杨。刻图有用黄杨者，工费最巨。用铜锡铅泥者，则惟活字版有之”，两人皆引用《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天福铜版本论述早期版刻或以金属为之的可能性。玩味张元济《序》，虽言有韩文铜笵，然意未必即有铜版，恐怕张元济对“天福铜版本”之说亦未尽信[33]。而孙毓修于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中删去“天福铜版本”相关论述，是否与张元济之意见有关，抑或已得见叶德辉《书林清话》而改从其说，如今亦无从考证。但从《宝礼堂宋本书录序》的论述来看，张元济对孙毓修的观点，似既有参考亦有补正，从中亦可悬揣蠡测二人交谊之一斑。

三、孙毓修的“板本八考”研究

前文已述及孙毓修有“板本八考”的撰述计划，而《中国雕板源流考》仅仅完成其中五项（雕镂、纸墨、坊肆、工价、装潢），至于款式、板权、避讳三项，《中国雕板源流考》基本未加论述。然而孙毓修一直有综合性的“板本”研究的问题意识，考察孙氏部分著述或资料辑录之稿本，亦可窥“板本八考”之涯略。

按孙毓修另有《藏书丛话》稿本四册，今藏上海图书馆，其中第一册书衣题“藏书丛话（乙卯旧重阳第一次稿本 留庵）”。第二册书衣题“藏书丛话目录”，并注“予欲辑此久矣，人事因循，疾病时作，至今未成，后必勉为之。丙辰夏正十二月廿七日午后，星如”。第三册书衣题“书目叙跋 贞册”，不题年月，按“元亨利贞”，“贞册”当在第四册，此疑有误。第四册书衣题“目录学录 丙辰八月”。则此稿始撰于1915—1916年，随后不断增补。其中第一册书衣于书名以外，尚写有此本分类目录，凡三十一章[34]，而据本册各页版心，则此书仅完二十一章：雕造、佞宋、款式、纸墨、仿梓、搜访、偏嗜、传录、假借、校雠、藏印、真赏、闺阁、聚散、目录、装潢、明本、木记、字体、工价、活本。第二册以下则未加分类。此书原意盖是对各家书录、书跋内容分类辑订，可惜仅完成第一册，馀下三册则仅存未分类之长编[35]，第一册中也夹有大量片纸散页，皆为资料摘录，率多凌乱不能董理。

今就此稿第一册言之。既名《藏书丛话》，其所侧重，自与藏书关联较大，从上述章节名称已可见之。其中颇有独具只眼者，如“搜访”一节摘引华谷里民（张文虎）《湖楼校书记》所载文澜阁之借书制度和藏书排架等情况，因其撰于文澜阁劫火之前，故叙述详备可信，有裨征实，且可补充《文澜阁志》之缺略，益见其书价值独特。又“假借”一节讨论俗语“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之“痴”字何解，其实宋人王楙《野客丛书》、张世南《游宦纪闻》已详论之，宋元以来笔记类书多限于剪裁此二书之说而已，乃至民国初年颠公（雷瑨）《窝笔记》“借书还书”条（扫叶山房《文艺杂志》第6期）仍不脱此中范围[36]，孙毓修则摘引元人吾丘衍《闲居录》、明人王肯堂《郁冈斋笔麈》之说，虽详备程度不及王、张二家，然立说颇有新人耳目之处。

至于此书内容关涉“板本八考”者，例如“雕造”一节，则可作《中国雕板源流考》资料所未及者之补充，如《中国雕板源流考》“官本”一节，侧重经史之刊刻，以及国监刻书之体制，尤以赵宋一代资料最为详赡；《藏书丛话》所辑宋代刻书资料则有钱佃《荀子考异》所载《荀子》有“元丰国子监刻者”，知宋国子监不仅刊刻经史，亦刊刻他书。又有《齐东野语》所载沈与（字偕君）“既而擢第，尽买国子监书以归”事，可见国子监刻书亦对外售卖，且此条或可见国子监书亦一定程度上为时人所爱重，而《中国雕板源流考》有“顾李易安仓皇避寇，而先弃书之监本者，（夹注：见《金石录序》。）似旧监本不为当时所重”，两条材料或可互为参证[37]。除“雕造”以外，其“纸墨”“装潢”“工价”诸节辑录的材料，亦有可为《中国雕板源流考》补正者，此不赘引。

此外，《藏书丛话》有“款式”一节，下分为行格、正文小字、标目、板心、分卷五部分，虽资料并不丰赡，但亦面面俱到，可作“板本八考”研究之成果。此外并有“木记”“字体”等章节，惜抄辑较少，似亦属未完之稿。

孙毓修另有《翻版牓文》稿本一册，今藏上海图书馆，为孙氏抄录各书刊刻所撰序跋、牌记，就中多声明版权所属，部分序跋还提及已申官司付榜文，禁止擅自翻刻云云。此即“板本八考”之“板权”研究，仍较为单一且原始[38]。孙氏对版权的兴趣，可能来自其作为编辑的本职工作，也可能是受《大清著作权律》出台的影响。

《翻版牓文》书内夹附“元板《四书拂镜尘》”打字件一纸，并墨笔书：“孙星如先生：弟元济手上。8/9/9。”为商务印书馆用笺[39]。乐怡女史据此笺推定此稿辑成于民国八年（1919）年前后[40]。此说信然，且另有旁证，此稿根据江南图书馆藏清康熙年间崇道堂刻《五经》本《礼记》录出卷首《抄录邸报》及《朱氏经书启》，这两篇文字文博义丰，且为近年研究中国古代版权问题诸学者未曾论及，允为该稿本中最有价值者。孙毓修曾于1919年7月至8月间，为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选取底本事，前往江南图书馆访书[41]，得见崇道堂本《礼记》，当于此年无疑。另《翻版牓文》有明万历刊本《七经图》相关资料，该书著录于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钱塘丁氏旧藏多归江南图书馆，孙氏获睹此书当亦在此年。

《翻版牓文》辑录的序跋及榜文，其版权保护仍是诉诸官府，如宋元本序跋不论内容长短，要不外乎“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宋本《东都事略》目录后）而已。所录明本《周易经传》附牒文，则是官方牒文规定坊刻四书五经，须严格按照官府颁行之本照样翻刻，并由官学组织师生校对无误后，方准印售。录清代经籍刊行序跋及牒文亦然，惟录张潮《昭代丛书丙集·例言》言及清代福建翻版猖獗，而私家刻书者难以支持身赴福建打官司的成本（据此，古代版权官司似是属地管辖？），故提请“今八闽当道诸先生，凡遇此等流，力为追劈伪板，究拟如法”，虽然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但也是本稿中有趣味的文字。

《翻版牓文》虽重在抄录榜文，但亦辑录其馀形式的版权标志，例如明万历刊本《七经图》，其卷前叶有古玉花纹，并木记云：“绵纸双印，恐有赝本，用故双琱玉为记。”孙氏除抄录其文字外，另夹附卷前叶（似是影印件）一张，读者观之可一目了然。只可惜此稿篇幅仅有数页，且孙毓修只限于抄录史料，而未加按断或评议。如天假孙氏以长年，或可完成“板本八考”及其他未竟之著述计划（如《书目考》等），使后来者得以快读其书而想见其人之博雅。

四、关于本书整理的几点说明

此次整理孙毓修作品，旨在呈现《中国雕板源流考》前后各版的文本面貌。由于初稿本、连载本和刊本不仅题名不同，行文亦多有歧异，难以通过汇校形式合为一编，故将此三本分别整理汇刊。

初稿本《雕板印书考》据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小渌天丛钞》第28册整理。原稿卷端题作“雕板印书考卷一”，末有“别详下卷”句，盖为未完稿，今一仍其旧，不作改动。

连载本《中国雕版印书源流考》据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9、21、27、30（以上1913年）、35（1914年）、52（1915年）、58（1916年）、66、70（以上1917年）、80（1918年）各期整理。第77期虽经多方寻访，迄今仍未获见，故本次整理只好付诸阙如。

刊本《中国雕板源流考》以商务印书馆1918年5月“文艺丛刻乙集”本为底本整理，参考1930年4月“国学小丛书”本改正标点。

上海图书馆藏《藏书丛话》稿本，为孙毓修“板本八考”研究的重要成果。其中第一册已经分类辑订，今据以整理，并题作“藏书丛话第一册”，作为本书附录一。第一册中夹有大量散页，凡经孙毓修注明补入某门类下者，径行迻录，不再说明；其馀片纸只字，多为其他著述之草稿，故不再收录。第二、三、四册则未经分类条理，今如率尔操觚，惟恐治丝益棼，故此次整理暂付阙如。

上海图书馆藏《翻版牓文》稿本，亦可为“板本八考”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今据以整理，作为本书附录二。

孙毓修除了负责商务印书馆古籍整理编印工作外，亦担任《少年》杂志主编（1911—1914）。《少年》杂志1911年第9期刊有介绍书籍印刷术的《世界怪物之发明及其进步》一文，无署名，当出自编者（即孙毓修）手笔。今据原刊录入，作为本书附录三。

宋原放、赵家璧主编《出版史料》季刊于1990年第3、4期连载《中国雕板源流考》。胡道静为作《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载于第4期。鉴于该篇题跋颇有参考价值，今据原刊录入，作为本书附录四。

又，孙氏著述率多抄纂，虽博集群书，然其间笔误难免；付梓之后，又多见手民之误。本次整理为其核查出处，订正讹误。凡衍文与误字以“（　）”标出，拟增及改正字以“〔　〕”标出，以清眉目。一些难以径改的技术性错误，则酌情出脚注说明。至于其因仍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误作“大隋《永陀罗尼本经》”，或沿袭黎庶昌观点以为日本神宫文库藏南北朝刊本《尔雅》源出后唐刊蜀大字本[42]，或沿袭旧说误以岳珂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之作者，或误读古书等，皆一仍其旧，不再注明。限于编者学识，本书整理难免仍有疏失，尚祈读者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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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绍曾：《小绿天善本书辑录》，《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页。

[2] 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第104页。按《书林清话》所引刻书工价史料不限于元代（详见下文）。另，关于《开元杂报》之性质与印刷方式学界争议较多。方汉奇、李致忠采信无疑（方汉奇：《中国最早的印刷报纸》，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页；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8页）。张秀民据《孙可之文集》及仿印本实物怀疑其未必为印本（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8页），黄永年则据仿印本文本内容论证其为伪作（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当是。

[3]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00—101页。

[4] 原有“唐人版本”一节，复删改并入“雕板之始”一节中。

[5]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9页。

[6] 虽经多方寻访，迄今未见此期，本次整理只好付诸阙如。

[7] 一般认为中国的造纸术无疑对欧洲印刷术的产生有推动作用，但是迄无证据表明中国的胶泥活字、木活字乃至金属活字对欧洲的活字印刷有任何直接影响。参见〔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203—206页；〔法〕费夫贺（吕西安·费弗尔）、〔法〕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8]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194页。柳著所举两版差异之例颇详备，本文不具引。

[9] 稿本引作“雕撰”（清王士禛《居易录》引同），连载本引作“雕版”（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清王士禛《池北偶谈》引同），刊本则引作“雕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少室山房笔丛》提要引同）。

[10] 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原载于《东方杂志》1909年第10期，第45页。

[11]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随求陀罗尼”条：“随求者，随众生之求愿而成就之意，由陀罗尼之效验而名之者。”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3页。

[12] 〔日〕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杜泽逊、王晓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154页。

[13] 俞樾已驳其误，载岛田翰《访馀录·春在堂笔谈》，《古文旧书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24页。

[14]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第1a页。

[15] 叶德辉：《书林清话》，李庆西标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页。

[16] 黄节：《版籍考》（未完），《国粹学报》1908年总第47期，美术篇第1a页。

[17]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第1a页。

[18] 黄节：《版籍考》（续四十七期），《国粹学报》1909年总第49期，美术篇第4b页。

[19] 叶德辉《自序》末署“宣统辛亥岁除”，即1912年2月17日，时清帝已逊位。

[20] 叶启崟：《书林清话跋》，见《书林清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4页。

[21] 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

[22] 胡道静：《重印〈中国雕板源流考〉题跋》，《出版史料》1990年第4期。前文备引，此不赘。又按，戈公振对孙毓修《开元杂报》为唐人雕本说颇信，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7—28页；至论邸报用活字之始，则全采孙毓修说，见《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2—33页。

[23]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24]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181页。

[25] 叶德辉：《书林清话》，李庆西标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页。

[26]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6页。

[27] 向达：《唐代刊书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0页。

[28] 日本僧宗叡《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范摅《云溪友议》、司空图《一鸣集》、王谠《唐语林》、柳玭《家训序》、叶梦得《石林燕语》、无名氏《爱日斋丛钞》、唐《国史志》、朱益（朱翌）《猗觉寮杂记》。

[29] 张元济：《序》，见潘宗周藏、张元济撰：《宝礼堂宋本书录》，程远芬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页。

[30] 柳和城：《孙毓修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页。

[31] 按张政烺《读〈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已论证此文并非岳珂所撰，相台岳氏本实翻刻自世堂廖氏本，见《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66—188页。本书《藏书丛话》“木记”一节亦可提供论据。

[32] 张元济：《序》，见《宝礼堂宋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33] 按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张廷济蜀铜书笵不可据”一节则直指所谓韩文铜笵之说不可信，第232—233页。

[34] 雕镂、活版、佞宋、元明、款式、避讳、字体、纸墨、装潢、板权、工价、坊肆、贩鬻、鉴别、搜访、印记、传写、假借、校雠、目录、聚散、闺阁、偏嗜、返忆、仿刻、丛书、残阙、进献、禁书、释道、题跋。

[35]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19—120页。

[36] 范景中《“借书还书”与抄书—兼谈〈此君轩漫笔〉》（《藏书家》第2辑，齐鲁书社2000年版，第115—120页）一文指出雷瑨此条基本照录李心衡《此君轩漫笔》卷一“借书还书众说”，以李心衡的“绝佳文字”因其书“难得一见”而被雷瑨“抄抄无妨”甚有不平。实则李氏亦仍不过剪裁《野客丛书》《游宦纪闻》二书而已。

[37] 按《金石录后序》所载李清照依次舍弃之藏品为“书之重大印本者”“画之多幅者”“古器之无款识者”“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似正可说明监本恰为李氏所重，详参李开升：《古籍之为文物—明代出现的新型藏书家》，《古籍之为文物》，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8—9页。

[38] 较为全面的中国古代版权研究，可参考何朝晖：《试论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版权形态的基本特征》，《图书与情报》2008年第3期。

[39] 参见《张元济全集》第10卷，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92页。

[40] 乐怡：《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26页。

[41] 胡道静：《孙毓修的古籍出版工作和版本目录学著作》，《出版史料》1989年第3—4期。上海图书馆藏有孙毓修稿本日记《江南阅书记》，载访书事甚详。

[4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十一《覆五代刊本尔雅跋》辨之甚详，参见《王国维遗书》第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4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