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承秦之制

刘邦欲王关中，故急急西进，一路破军杀将，在韩地颍阳还有屠城暴行(153)。但将入武关时，他下令“毋得卤掠”，注意笼络秦民之心，史称“秦民喜”。至咸阳后，秦王子婴降，诸将或主张杀之，刘邦说：“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后刘邦左司马曹毋伤使人告项羽：“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相，珍宝尽有之。”虽有小人挑拨之嫌，但刘邦欲王关中是事实，说刘邦打算以子婴为相可能亦非凭空捏造，因为这符合刘邦笼络秦民的意图。刘邦又封秦府库，驻军霸上，向诸县父老豪杰宣布：“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并派人与秦吏行郡县告谕之。于是，“秦人大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154)。刘邦对秦人的笼络政策收到良好效果。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项羽入关后，先设鸿门之宴，逼刘邦放弃王关中的念头，又“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最后“收其货宝妇女而东”(155)。史称项羽“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156)。项羽所封三秦王虽然都是秦人，但“秦民莫爱”。因此，韩信对刘邦所说“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恨者”(157)，大体符合当时秦人心态。

不过，刘邦所做的多是表面文章，真正赢得秦民之心、从而使汉政权在关中牢牢站稳脚跟的还是萧何。刘邦于汉元年八月自汉中打回关中，二年三月即出关东征项羽，六月“还栎阳”，八月“如荥阳”，三年五月“自成皋入关”，随即“出军宛、叶间”，四年十一月“入关，至栎阳”，“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五年十二月灭项羽，二月即皇帝位，“都洛阳”，五月“西都长安”(158)。从二年三月到五年五月，共三年零三个月，其间刘邦主要在关东前线指挥作战，返回关中只有三次，停留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两个月左右，关中事务主要由丞相萧何负责，所谓“专属任何关中事”(159)。《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萧何填抚山西，推计踵兵，给粮食不绝，使百姓爱汉，不乐为楚。”（第3311页）萧何对关中的经营，获得极大成功，除了征发士卒和粮草支援刘邦对项羽的战争外，还进一步赢得了秦民之心，使秦民“爱汉”。而萧何本人也得到秦人的拥戴，以致引起刘邦的疑忌。《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载：汉三年，刘邦与项羽“相距京、索之间”时，曾“数使使劳苦丞相”，萧何不解其意，有位鲍生对他解释说：“王暴衣露盖，数使使劳苦君者，有疑君心也。”于是，萧何听从其计，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悉诣军所”，以示忠心，刘邦乃“大悦”（第2015页）。京、索在荥阳南，据《史》《汉》之《高帝纪》，刘邦与项羽相拒“荥阳南”在汉三年四月以前，此时萧何经营关中才一年左右。

《汉书》卷一《高帝纪》载：刘邦于五年五月入都关中，七月(160)，率军出关征臧荼、利几、韩信，六年正月至五月之间返回栎阳。七年十月，率军出关击韩王信，二月返回关中，并迁都长安。八年冬，率军出关“击韩信余寇”，十二月返回长安。三月“行如洛阳”，九月返回长安。九年十二月“行如洛阳”，二月返回长安。十年九月，率军出关东讨陈豨，十一年四月，返回长安。七月，率军击英布，十二年十一月返回长安。四月，崩。从五年五月到十二年四月，整整七年，刘邦有两年七个月以上不在关中，其主要注意力显然也不在关中，而在平定关东诸将的反叛。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即使在刘邦入都关中后的七年中，关中事务仍主要由萧何处置。这使得萧何在关中秦人中的威信始终高于刘邦，以至于刘邦晚年，又两次对萧何产生怀疑，并几乎置之于死地。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汉十一年，刘邦击陈豨，在邯郸，得知吕后用萧何计在长安杀了韩信，遂“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而召平警告萧何：“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萧何用召平之谋，“让封勿受，悉以家私财佐军”，刘邦乃“大喜”（第2017页）。十二年秋，英布又反，刘邦率军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萧何认为刘邦统兵在外，自当尽力“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豨时”。有客说萧何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于是萧何又用其计，“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刘邦得知后又“大悦”，返回长安途中，“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见到萧何，笑曰：“夫相国乃利民！”令其“自谢民”。萧何以为刘邦疑心已释，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没想到刘邦大怒，以为“相国多受贾竖金而为民请吾苑，以自媚于民”，将其下狱。“相国多受贾竖金”完全是刘邦的猜测，并无证据，王卫尉以此劝谏，刘邦不得不放出萧何，但仍对萧何说：“相国为民请苑，吾不许，我不过为桀纣主，而相国为贤相。吾故系相国，欲令百姓闻吾过也。”（第2018页）

显然，刘邦忌萧何，不在其权势，而在其得关中民心。这恰恰说明了萧何经营关中、笼络秦民的成功。那么萧何在关中究竟做了哪些事，使得秦人能够“爱汉”，也使他自己“初入关中”便深“得百姓心”？

据《汉书》卷一《高帝纪》载：刘邦“部署诸将”攻打三秦时，“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第30页），实际是将所有后方事务都交由萧何负责。刘邦于汉元年五月出兵，当月即“定雍地”，居咸阳，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史称“汉王并关中”（第31页）。关中大部分地方既然已经收复，总统后方事务的萧何便应离开汉中而来到关中，负责处置关中事务了。二年十月，刘邦“如陕，镇抚关外父老”，十一月，“还归，都栎阳”，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第33页）。《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对萧何在楚汉战争期间的作为有一段概括性的描述：“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第2014页）(161)《汉书》卷三九《萧何传》同。

可见，萧何在关中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转漕兴卒支援刘邦，这势必给关中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和巨大牺牲，秦人不会因此而拥戴他。二是“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等措施，主要是确定刘邦的“关中王”身份，并重建关中地区的行政网络，对提高萧何在秦人中的威望不会起太大作用。但立社稷是二年二月事，立宫室可能是指二年十一月“都栎阳”前对栎阳旧宫进行修缮之事，立宗庙和立县邑无考，应当也是收复关中后不久所做的事。据此，萧何自汉元年末或二年初，便已在关中，并开始了对关中的经营。而据《汉书·高帝纪》，在萧何立社稷、宫室的同时，汉还发布了一系列命令：二年十一月，“故秦苑囿园池，令民得田之”；春正月，“赦罪人”；二月，“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以十月赐酒肉”（第33页）。这些措施显然是用来安抚关中百姓的，无疑会给他们带来好处。这些命令肯定以刘邦的名义发布，但建议应是总统后方事务的萧何提出的，因而秦人很可能将这些德政记在萧何头上。

此外，便是“为法令约束”一事。《晋书》卷三〇《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益事律《兴》、《廐》、《户》三篇，合为九篇。”(162)此事究竟发生在何时？《史记》无明文。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汉兴，萧何次律令。”（第3319页）卷五三《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何……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第2020页）《汉书》似乎认为其时较晚。卷一《高帝纪》：“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第81页）卷二三《刑法志》：“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蠲削烦苛，兆民大说（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第1096页）虽未交待“作律九章”的具体时间，但既曰“天下既定”、“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似指楚汉战争结束之后。《汉书·刑法志》又曰：“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第1104页）案诛韩信在汉十一年正月，诛彭越在同年三月。观《汉志》语气，三章之法好像一直沿用到刘邦晚年。其实不然。韩国磐已经指出：三章之法“只是一时的策略”(163)。张建国从三章之法对人的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三个方面做了更为详细的考证，认为“班固的说法有可疑之处”，进而推断说，三章之法的有效期“短则不过两月，长则不过两年”(164)。

如前述，刘邦壮年以后的活动在楚地，因而深知楚人习俗，又曾为亭长，熟悉秦朝律令，对楚俗与秦法之间的矛盾应有清楚的认识。所以，他起兵之初便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口号，入关后又对秦地父老豪杰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此时，他自以为“当王关中”，遂以未来秦王的身份，“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不过，这只是临时措施，日后如何？刘邦明确表示，将“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165)。但不久，项羽入关，违约改封刘邦于巴、蜀、汉中，而封章邯等为三秦王。刘邦“约法三章”在汉元年十一月，项羽分封在二月，刘邦入汉中在四月。刘邦既然改封为汉王，他以未来秦王身份所颁布的临时约法自然也就失效了。三秦王不可能沿用刘邦制定的三章之法。他们统治各自的封国很可能仍用秦法。所以，三章之法实际施行的时间可能只有三到五个月。刘邦入汉中后第二个月，即汉元年五月开始进攻关中，八月就基本控制了关中，当年末或次年初，萧何便来到关中，负责处理关中事务，于是有“为法令约束”之事。

萧何所“为法令约束”仍是三章之法吗？我认为不是。刘邦收复关中的战事进行得相当顺利，至二年六月便完成了。此时的刘邦已经成为真正的而不是尚待承认的“关中王”，萧何在关中“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已不存在等待其他诸侯前来共“定约束”的问题，刘邦不大可能重申明显带有临时性质的三章之法。相反，刘邦收复关中后，都栎阳，设郡县，很快结束了对关中各地的军事占领。他必须利用关中原有的郡县乡里机构进行正常的行政管理，并有效地组织兵员和粮草的征发。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和颁布正式的而不是临时的“法令约束”，不仅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紧迫的。

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墓出土的《奏谳书》中，有十六条汉初的案例，其年代都在高祖六年至十一年间。据彭浩归纳，《奏谳书》透露出的汉初律令之内容，有“蛮夷律”、“禁从诸侯来诱”、“取亡人为妻，黥为城旦”、“贼伤人”、“受、行赇枉法”、“戍卒未得越塞者赎耐”、“为伪书”、“诸无名数者，皆令自占书名数”、“贼杀人，弃市”、“谋贼杀人，与贼同法”、“纵囚与同罪”等十一条(166)。如此严密的法律肯定不是三章之法。卜宪群指出：《奏谳书》中出现的汉初法律与秦律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包括“刑名大体相同”，“审判程序基本一致”，“量刑标准与秦律极相似”，“刑徒也与秦刑徒一样是无期的”(167)。高敏甚至断言：“《奏谳书》所反映出来的汉律……是全部继承秦律而来的汉律”(168)。这足以证明“萧何定律”一事在高祖六年以前(169)。而《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和《汉书》卷三九《萧何传》中涉及制定律令的记载只有汉二年一条。杨树达《汉书窥管》卷四萧何“为令约束”条按：“《司马迁传》云：‘汉兴，萧何次律令。’盖于此时已肇其端矣。”(170)罗新认为，“这个判断是切合情理的”，“当刘邦出关击楚时，律令的制定必已在进行之中”(171)。张建国也认为，这“完全可能就是司马迁所说的‘汉兴，萧何次律令’的起始时间”(172)。笔者赞同这些看法，并认为，萧何于汉二年“为法令约束”，很可能是重申曾被刘邦废除、后被三秦王恢复的“秦法”，其后又根据需要“益事律《兴》、《廐》、《户》三篇”，遂成九章汉律(173)。《晋书》卷三〇《刑法志》说：汉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具律》是用来“具其加减”亦即“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的，大致相当于后世的“名例律”，性质与其他各篇不同，照理应为首篇或末篇，而汉律仍置之于第六，所谓“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第924页）。这也许正是萧何先将六章《秦律》改为《汉律》颁布之，后增三篇成九章《汉律》而留下的痕迹。

萧何初至咸阳，曾“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74)，而所定汉律几乎照抄秦律。例如：刘邦废除秦法时，曾以“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为例说明秦法之“苛”，而萧何所定汉律却沿用了《挟书律》和《妖言令》，直到惠帝时才下令废除《挟书律》，高后初年下令废除《妖言令》，后又恢复，文帝时再次废除。《汉书》卷二三《刑法志》：“陵夷至于战国，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第1096页）《晋书》卷三〇《刑法志》说：“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第922页）案《汉书》卷三《高后纪》元年正月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第96页）《晋书·刑法志》载东汉梁统上疏曰：“文帝……除相坐之法。”（第918页）是“参夷”即“三族”罪除于高后时，连坐法则除于文帝时，皆非萧何所除。秦律中这些严酷条文尚被萧何所继承，其他条文可想而知。因此，就萧何所定汉律而言，“汉承秦制”是实实在在的(175)。

萧何守关中，所面对、所依靠的主要是秦人，而秦之“法律令”正是秦人行用多年、久已成俗的基本制度。《史记》卷五《秦本纪》说：商鞅变法之初，“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第203页）。同书卷六八《商君列传》说：商鞅颁布变法令后“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但“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第2231页）。其后，反对变法的贵族虽以谋反罪名将商鞅处死，但正如韩非所说“秦法未败”(176)，秦继续沿着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道路向前发展，并最终创立了天下一统之帝业。从秦国变法图强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秦法虽是从魏国引进的，但基本符合关中民俗的特点与需要，因而最终为关中百姓所接受。这种局面到秦朝灭亡之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当楚人高呼“天下苦秦”、关东燃起熊熊反秦战火之时，关中却相对平静。秦律为关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自楚却“王关中”的刘邦集团不能不加以尊重。萧何承秦制而定汉律，正是在据秦之地与用秦之人的同时，入乡随俗，向关中文化做出妥协(177)。《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若画一。”（第2031页）可见萧何此举确实得到关中百姓的拥护。而萧何通过继承秦制，不仅使他本人进一步赢得秦人的拥戴，也使刘邦集团得以继承秦朝的军国主义体制(178)，从而有效地动员和利用关中的自然与人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承秦之制是刘邦集团承秦立汉的关键一环。没有这一环，刘邦集团就不能真正转化为关中政权，也就不能真正据有当年秦灭六国的有利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