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据秦之地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曰：“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马、牦牛……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第3262页）《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所言与此略同。“什居其六”或许言过其实(110)，但关中地区形势险要，农业、副业、畜牧业都很发达，和关东各地相比具有一定优势，应是大致不错的(111)。当年秦灭六国靠的便是这一优势，日后刘邦灭项羽靠的也是这一优势。

三晋之人对此似乎有所认识。《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陈胜欲王陈，耳、余谏曰：“愿将军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第2573页）耳、余皆魏人，所言“据咸阳以令诸侯”，包含了关中对关东的地理优势。又，项羽分封后，陈余不满，发兵击败常山王张耳，耳“念诸侯无可归者”，曰：“汉王与我有旧故，而项羽又强，立我，我欲之楚。”甘公劝其归汉，曰：“汉王之入关，五星聚东井。东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虽强，后必属汉。”（第2581页）案《汉书》卷二六《天文志》：五星指岁、荧惑、填、太白、辰星，“凡五星所聚宿，其国王天下：从岁以义，从荧惑以礼，从填以重，从太白以兵，从辰以法”（第1286页）。而“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故客谓张耳曰：‘东井秦地，汉王入秦，五星从岁星聚，当以义取天下。’”（第1301页）(112)然则楚汉相争之初，赵之甘公已知据秦地之汉必灭东方之楚，在其天象解说的背后，当也隐含着对地理形势的判断。

但楚军将帅们在起兵灭秦的过程中，并未认识到关中的重要性，更没有意识到日后的政治中心仍将在关中。陈胜张楚都于陈。项梁的大本营在彭城。项梁死后，楚怀王迁都彭城，并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灭秦后，项羽称西楚霸王，仍都彭城。刘邦灭项羽称皇帝后，一度都于洛阳，经娄敬和张良劝说，才迁都长安。这些事实表明，在楚人看来，新的帝业必将由楚人建立，而新帝国的政治中心将在关东，关中秦地则将成为楚帝之下的一个诸侯国。

由于对关中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楚军将士虽争相入关亡秦，却没有人打算在关中重建帝业。特别是在项梁败死、楚军再次受到重创的情况下，怀王虽提出“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奖励措施，诸将仍“莫利先入关”。《汉书·高帝纪》师古注曰：“不以入关为利，言畏秦也。”（第17页）《史记·高祖本纪》说：“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第356页）在这种形势下，“先入关”自然要承担较大风险，如果被秦军击溃，不仅做不成关中王，连在楚的地位也难以保持。此外，做关中王对乡土观念甚重的楚人来说吸引力也不大。项羽入关后，不是没有做关中王的可能，当时也曾有人向他建议：“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但他“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遂以“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因有“楚人沐猴而冠”之讥(113)。“楚人”指项羽，但不限于项羽，项羽的想法是大多数楚军将帅共有的。楚军及其他诸侯军的下层将士也不愿离开家乡而长期留在关中。刘邦被封为汉王后，率部进入汉中，“诸将及士卒”“皆山东之人”，“多道亡归”，未亡者也“日夜跂而望归”。刘邦称帝后都洛阳，下令：“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114)。诸侯子即关东人，刘邦用优惠政策鼓励关东人继续留在关中，说明他们大多不愿留在关中。后刘邦欲迁都关中，“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而亡，不如都周”(115)，阻力仍来自山东人的乡土观念。

当时怀王诸将中愿意“先入关”的只有刘邦和项羽。项羽愿意“先入关”，是因为“怨秦破项梁军”(116)，发奋要为项梁报仇。此外，先入关亡秦自是大功一件，对提高个人声望、增加政治资本都有好处，项羽自然不愿让它落入别人之手。刘邦愿意“先入关”则是为了做关中王。《史记·高祖本纪》说：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项羽表示“愿与沛公西入关”，但怀王“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第356页）。《汉书·高帝纪》与此同，都未言及刘邦主动请战。但我们看到，刘邦奉命出发后，一路急急西进，唯恐他人抢先。当他略地至韩时，“赵别将司马卬方欲渡河入关”。刘邦得知后，“乃北攻平阴，绝河津”，阻止司马卬渡河。到南阳后，又欲绕过宛城直攻武关，张良谏，有“沛公虽欲急入关”之语。南阳舍人陈恢劝刘邦约降南阳守，也利用了这一点，曰：“臣闻足下约，先入咸阳者王之。”又曰：若兴兵攻宛，必耽搁时日，可能会“失咸阳之约”。刘邦入关后，又对关中父老说：“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117)可见他很在意这一约定。

刘邦身为楚将却想做关中王，范增认为这是他意欲称帝的表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载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第311页）其实，刘邦至咸阳后，见“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不听。张良又谏：“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118)刘邦这才“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119)。可见刘邦入关后，贪财货、好美姬如故，若以此论志之大小，则樊哙、张良之志大于刘邦矣。至于“天子气”云云，可能是汉初人为神化刘邦而编造的故事(120)，也可能是范增为说服项羽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不能据以说明刘邦此时已有称帝之“志”。项羽入关后，刘邦司马曹无伤欲投靠项羽以求封，遂遣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这应该是刘邦部属在当时情形下所能想象出的刘邦的最大志向。

看来，刘邦想做关中王，并非有意要据有当年秦灭六国的形势，为日后称帝做准备。他当时尚无如此抱负和远见。他之所以甘冒风险先行入关，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情况下做关中王是他能为自己争取到的最佳出路。如前述，刘邦起自丰、沛，属泗水郡。而项梁死后楚怀王移都泗水之彭城，这意味着彭城有可能成为日后楚帝之都，而泗水郡则将成为王畿。即使日后的楚帝不都彭城，泗水郡也不大可能成为刘邦的封国，因为项氏出于下相，也属泗水郡，而项氏是怀王政权的中坚力量，且“世世为楚将”(121)，在楚人中的威望远远高于刘氏，因而灭秦之后衣锦还乡者只能是项，不会是刘。事实上，项羽分封后，自称西楚霸王，食九郡，其中包括泗水，且以彭城为都。这一结局，应该早在刘邦预料之中。此外，如前所考，刘邦的家族并非真正的楚人，而是由秦入魏、又由魏入楚的外来移民，其乡土观念可能也不像其他楚人那样强烈。所以，刘邦对怀王之约表现出比其他楚将更积极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刘邦得以先入关，还与怀王的安排有关。项梁时，中心战场在河南。“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于是，秦军主力转到河北。“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令沛公西略地入关”(122)。此后，刘邦在河南，经魏地、韩地、南阳，由武关入秦；项羽则随宋义北上，先救赵，然后西进，经函谷关入秦。刘邦入咸阳后“还军霸上”，及项羽入关，见之于鸿门，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123)。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怀王的部署是兵分南北两路。北路至河北救赵，消灭秦军主力，然后由函谷关入秦；南路沿河南“收陈王、项梁散卒”，消灭魏、韩、南阳之秦守军，由武关入秦。如果怀王不是派刘邦为南路，或同意项羽与刘邦同为南路，先入关者恐怕就不是刘邦了。怀王的安排毕竟为刘邦先入关提供了机会。

《史记·高祖本纪》说：怀王制定上述部署时，项羽曾表示“愿与沛公西入关”；但怀王诸老将都认为“项羽为人僄悍猾贼”，过于残暴，“不可遣”，只有“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结果，怀王“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第356页）；项羽因此“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第365页）。学者有据此而为项羽抱不平的。李澄宇《读史记蠡述·书高祖纪》曰：“章邯等在钜鹿，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是不使沛公当大敌而绕道入武关袭秦也。乃复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是明知项羽方为宋义下救赵，前有大敌，无由遽入函谷，故为约语欺之也。此约讵尚宜守乎！”(124)其实，怀王的部署并无明显的不公。河北固然是秦军主力所在，但宋义所将北路军也是楚军主力，项羽、范增及“诸别将皆属宋义”，正如项羽责宋义时所说，怀王“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河南虽无秦军主力，但刘邦所将南路军也不过一万多人，以此“入定关中”显然亦非易事。且河北即是秦军主力所在，项羽部作为楚军中坚没有不随宋义北上之理。北上也不是“不许”入关，而是由北路入关。至于诸老将言项羽“僄悍”刘邦“宽大”因而“不许项羽”的记载，恐怕也是汉初人为美化刘邦而编造的故事。朱东润先生已经指出：“其语颇多文饰，果足信乎。”(125)

项羽并不打算做关中王，但也不想让这一“天府之国”落入刘邦手中。事前他要求与刘邦一同“西入关”，在安阳又怒宋义逗留不进而杀之，事后则怨怀王使他“后天下约”，都表现出急于抢先入关的心情。但秦二世三年七月，章邯率众投降，项羽以邯为“雍王”(126)，在当时人看来，这意味着项羽将让章邯“王关中”(127)，而此时刘邦还在南阳，尚未入关。这表明，项羽即使先入关，也不会做“关中王”，不会据关中而建帝业。这是楚人的局限，是项羽见识的局限，也是项氏之楚由盛转衰的关键所在。项羽不想让关中落入刘邦手中，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遂以“巴、蜀亦关中地”为借口，立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同时“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欲以之“距塞汉王”(128)。然而“秦民莫爱”三秦王。韩信曾分析此事说：“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坑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129)因此，项羽的这一策略并不足以“距塞”刘邦。不久，项羽徙杀义帝，陈余、田荣、彭越等怨项羽分封不公而起兵叛之。刘邦利用这一形势，于汉元年五月率军返回关中，首先击败雍军，收复雍地，围章邯于废丘，然后遣将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降，汉收复其地。二年十一月，拔陇西；正月，拔北地；六月，“废丘降，章邯自杀”，关中皆定。刘邦收复关中，虽不像韩信预言的那样“传檄而定”，但也没遇到大的阻碍。章邯坚守废丘一年有余，但未对刘邦构成有力牵制，没能影响刘邦收复关中其他地区和东征项羽。

刘邦于汉元年五月出兵关中后，先是坐镇咸阳，二年十一月，“都栎阳”。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又下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六月，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立孝惠为太子，守栎阳，“令诸侯子在关中者皆集栎阳为卫”(130)。这一系列举措和对关中各地的军事征服是穿插进行、同时完成的。坐镇咸阳有明显的取秦王而代之的象征意义。栎阳在咸阳东，是秦国旧都，又是塞王之都。刘邦迁都于此，当是由于咸阳残破。刘邦在关中的军事活动比较顺利，在关中各地建立统治也没遇到大的麻烦。所以，汉二年三月，刘邦便率军出关，进驻洛阳，四月便发动了对项羽的第一次攻势。从此，刘邦集团的主力，包括其旧属之大部，当在关东前线，而二年六月，刘邦又把留在关中的旧属即所谓“诸侯子”集中于栎阳充当宿卫(131)，这意味着刘邦集团已经结束了对关中各郡县的军事占领，恢复了正常的行政管理。此时的刘邦名义上是项羽所封的“汉王”，实际上是怀王所许的“关中王”，也就是秦人心目中的“秦王”。由楚将而秦王，这是刘邦身份的第二次变化。这一变化为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家帝业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