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价值链阶段，新兴经济体崛起对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在商品全球化阶段，国际产业合作与转移主要集中表现为以美国为主导，以西欧诸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为承接方的发达国家内部产业转移，即国际产业转移和价值链分工合作主要局限在“北-北”之间。由于生产和创新都聚集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经济总量和劳动生产率大幅度飞跃，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比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高。

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想法和知识可以通过光缆即刻传送到世界任何角落，复杂的生产过程也可以在很远距离之外得到协调，生产变得更加模块化，远程合作也变得更加容易。位于不同地点的生产基地可以交互共享与调整，使得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有了劳动套利的可能，开始了以离岸外包和跨国海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与90年代之前的“北-北”产业转移相比，90年代后的“北-南”产业转移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并对国际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全球价值链一词看似很常见，但学术界一致认可其作为共同的术语其分析框架最早也只能追溯至2000年前后。根据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和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UIBE）联合发布的《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的文献综述，全球价值链概念的演进历程主要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迈克尔·波特为代表的国际工商管理学者最先提出了“价值链”概念，其认为每个企业在设计、生产、销售、交付等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等环节所形成的生产经营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17]波特价值链的核心关注是企业如何通过将重点转移到业务活动配置来重整企业战略。此后很长时间，尽管没有统一使用全球价值链概念，但类似于“外包”“离岸”“全球生产网络”等用语也在表述类似概念。200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全球价值链计划”（2000—2005年）的讨论中集体勾勒出全球价值链概念，其研讨会成果《价值链的价值：传播全球化成果》于2001年出版，其中提到“尽管不同学者使用不同术语，但一致认可‘全球价值链’一词作为共同术语和分析框架最具有包容性，系统反映了全球经济活动下不同活动环节的整个过程，反映了不同类型价值链和网络内容，从经济全球化下产业的组织层面（链条的全球组织）、空间层面（全球与地方）、产品和服务层面（链条各环节如何切分）等角度研究环节分工、产业转移等全球化下的经济现象”。[18][19]从这一定义也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价值分配机制与涉及跨境生产和消费的组织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20]

综合相关文献和数据，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全球化呈现如下特征：

（一）全球价值链极大促进国际贸易发展，并在1990—2008年前后形成超级全球化周期

在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传统的“国家制造”转变为“全球制造”，跨国间的原材料及中间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关键构成。当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都是由全球价值链推动的[21]，自1990年以来，在全球价值链相关贸易推动下，许多国家的交通和通信成本以及各种贸易壁垒显著下降，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都迎来显著增长。1995年WTO成立以后，全球化分工贸易体系进一步拓展，随着2000年以后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投资布局而进一步深化，并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阶段性顶峰。

可以说，199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是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全盛时期，学者将此阶段称之为“超级全球化时代”。在这时期，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开始走向开放，世界贸易增长尤其迅速，1991—2007年，全球贸易额年增速是实际GDP年均增速的2.7倍。

（二）全球价值链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入暂缓和调整阶段

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2017年中美经贸争端之前，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代表的全球化就已经进入缓慢下行通道，但并未停止或逆转。与1991—2007年的2.7倍相比，2010—2017年，全球贸易额增速只是GDP增速的1.5倍。出口总额的平均增速也从2000—2010年的8.7%，下降为2010—2019年的3.7%。

麦肯锡报告（2019）显示，2007—2017年，尽管商品产量和贸易量的绝对值都在继续增长，但跨境贸易在全球商品产出中的占比却在下降，贸易强度（出口额在商品生产价值链中的总产出的占比）从28.1%下降至22.5%，下降了5.6个百分点；其中，几乎所有行业的贸易强度都呈现下降趋势，尤其是计算机和电子、纺织服装、机械设备、电力设备、汽车等产业链最复杂、贸易属性最强的领域。[22]

（三）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全球化的绝佳途径

1.新兴经济体整体崛起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公司将部分环节外包或者直接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外资企业，其不仅是将工作岗位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且必须得转移技术、管理等知识才能有效组织国际生产。发展中国家获益于离岸生产和相伴随的知识流动，得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工业化。在商品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需要具备完整产品的生产能力，才能进行经济生产活动，但短期内其组织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产品生产、销售网络为一体的完整价值链条非常困难。[23]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嵌入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快速融入全球化，从而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大国。[24]可以说，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多元化和产业升级做出重大贡献。[25]也正是因为此轮以全球价值链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快速提升，尤其是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使得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

从整体看：高收入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77.08%下降至2021年的60.75%，下降了16.34个百分点，而中等收入国家（包括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GDP占世界比重从2000年的22.42%增长至2021年的38.69%，上升了16.27个百分点。2000—2021年，高收入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为1.62%，明显低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2.78%，而中等收入国家GDP年均增长率为5.48%，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水平（见表1-2）。

从国别看：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美国、欧盟、日本的GDP占世界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29.01%、23.75%、8.41%，下降至2021年的24.14%、17.38%、5.26%，分别下降了4.87、6.37、3.15个百分点。而中国、印度的GDP占世界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5.84%、1.69%，增长至2021年的18.76%、3.24%，分别上升了12.91、1.56个百分点。美国、欧盟、日本的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88%、1.26%、0.51%，远低于中国的8.65%、印度的6.02%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水平（见表1-2）。

2.中国快速崛起，并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在此期间，中国经济更是迅速崛起，在全球地位快速提升。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差距逐年缩小。2010年中国GDP达到了59266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中国GDP的全球占比与美国GDP的占比在逐年缩小，从2010年20.1%增长至2021年77.7%。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5.84%迅速提高到2005年的8.0%，又到2010年的11.9%，再到2021年的18.76%；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特别是内地企业入选《财富》全球500强的企业数从2000年的10家增加到2021年的145家。[26]

从规模看，中国已发展成为货真价实的贸易大国。出口额从2002年3256.0亿美元增长至2021年30262.3亿美元，出口额增长了近9.3倍；占全球出口比重从2002年5.1%增长至2021年14.1%。同时，中国贸易额在全球贸易额占比从2002年的4.8%增长至2021年的12.6%（见图1-1）。2000年之前，世界上8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量超过它们与中国的贸易量；而到2018年，只有3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量仍然高于它们与中国的贸易量，中国则在与世界190个国家中的128个国家的贸易量上超过了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量。[27]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2000—2021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持续增加，而美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在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四）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群体，其与母国政府政策目标之间形成博弈

在全球价值链时代，跨国公司作为跨境生产组织者可以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选择全球供应链上的某个或某几个环节在不同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和配置。在国际贸易中，随着产品制造环节被切割得越来越细，参与分工的国家数量不断扩大，全球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和比重不断扩大。在国际投资中，跨国公司通过在海外设立生产/加工基地的方式，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其全球供应链的一环，可以说跨国投资是全球生产力网络发展的主要动力，对不同国家之间贸易增加值的分配有着决定性影响。

在跨国公司的推动下，全球价值链时代的竞争优势不再体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竞争，而是跨国公司重组不同国家比较优势的资源和能力的竞争。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报告，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贸易占到了全球贸易的80%左右。[28]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典型特征。[29]全球化的利益分配对象从商品全球化时代的发达国家经济体转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国际性生产网络。

在这一进程中，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逐渐外包，产业呈现空心化趋势；发达国家内部由高技能劳动力和高科技组成的“国家队”优势被打散，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之间分歧加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层也持续扩大。跨国公司和母国政府对全球价值链下生产力布局的态度不再完全一致，发达国家政府开始通过国内产业政策调整和推动国际经贸投资规则演变对全球生产力布局进行再平衡和再布局。

（五）全球化受益不均问题不仅表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集中表现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受益不均问题

从整体看，发展中国家在创新和整合生产能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环节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大大提升了综合国力。然而，全球价值链中的高价值环节通常仍然是由发达国家完成，尤其是设计、研发等生产性服务环节；而且发达经济体通常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市场，靠近终端市场的营销、物流和售后服务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环节也通常由发达经济体掌控。发展中国家虽然嵌入价值链分工体系，但想要从低价值环节向高价值环节攀升并非易事，且很容易陷入“低端锁定”。

全球价值链开辟了发展中国家快速工业化的新途径，但并没有解决最基础的发展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商品全球化阶段的受益不均问题并未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彻底转变。

此外，由于统计问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获益也被明显夸大，发达国家则被明显低估。由于生产不再限于一国内部，而是多个国家协作实现，因此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也挑战了使用传统贸易总量来衡量贸易受益者的测算方法。[30]特别是，跨国公司作为全球价值链的推动者和主动者，其公司的品牌、专利、无形知识通常没有体现在贸易数据中，也没有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以苹果公司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无工厂制造商，通过自身知识产权组织全球价值链，专利、商标版权、品牌、设计和数据库等是其核心资产。但出于避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因素考虑，苹果公司并不会直接向处于中国等国家的制造公司转让知识产权，而是以非常低的价格向其子公司收取许可费用，导致体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美国的许可费明显偏低。结果是，苹果等无工厂制造商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数据没有体现到服务贸易中，大大低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出口额，扭曲了发达国家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差额。根据《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21：超越生产》的统计，如果将苹果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算作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则中美贸易顺差将下降32%，可见这种扭曲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受益的影响。

2.发达国家整体受益最大化，但内部受益不均问题突出

在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中，几乎所有阶层都能从贸易扩张和更快的增长中获益。但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扩张的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好处高度集中在金融资本、跨国公司和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技能人才手中。这三个群体在商品全球化阶段就已经处于收入分配的高端，而全球价值链下的全球化进一步增加了其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但对于中低技能劳动者而言，由于要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劳动力竞争，其不仅面临制造业“空心化”带来的工作岗位流失威胁，而且面临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替代危机。因此，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跨国公司将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技术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劳动力结合到一起，跨国公司和金融科技资本是最大受益者，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上涨，但是中低技能劳动者则正好相反，成为全球化的受损者。

对此，发达国家政府本应顺势而为，采取更加积极的社会政策，包括为工人提供培训和再培训，更强大的最低收入保障体系，以及向受自由贸易或技术变革影响的社区提供支持等。但当前，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为转移国内矛盾，部分发达国家政府选择将保护主义的矛头指向中国等从全球价值链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

3.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受益不均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国家获益最大，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工业化

理查德·鲍德温教授在其《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制造业份额的变化后发现：尽管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全球份额自1970年代就开始下滑，但自1990年开始加速下跌，从1990年的占全球三分之二下降至2010年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全球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并没有覆盖到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是集中在中国、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波兰六个新型工业化国家。[31]鲍德温教授将其称之为 I6。到本文撰写时，受益的新型工业化国家又增加了越南。我们对包括越南在内的I7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比重、出口国内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出口总额的比重等指标进行分析后也得出相似结论：G7国家制造业份额的快速下降基本被I7国家制造业份额的快速上升而全部取代，中国更是占据了其中的龙头地位，在1990年之前，中国的制造业基本毫无竞争力，但2010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

第一，制造业出口份额的变化。

从整体来看，自1990年开始，G7总体制造业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便出现快速下滑，并一直延续至今，与此同时，I7总体制造业份额则呈现相反态势，不仅一路上扬，还在2020年超过了G7。具体来看，G7总体制造业出口份额从1990年的61.51%减少到2021年的30.82%，下降了30.69个百分点。其中，2013年前下降幅度较为明显，2013年G7总体制造业出口份额为36.12%，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25.38个百分点，年均降幅为2.29%；2013年后降幅放缓出现小幅上下波动，至2021年共下降5.3个百分点，年均降幅为1.96%。I7总体制造业出口份额从1990年的6.25%增加到2021年的32.61%，上升了26.36个百分点，几乎承接了约86%的G7总体制造业出口份额，且I7总体制造业出口份额于2021年首次超过G7总体制造业出口份额（见图1-2）。

G7中的日本、德国和美国是G7制造业出口份额最高的三个国家，同时也是比重下降幅度较大的国家。日本的制造业出口份额在1993年达到峰值12.96%后，开始呈现大幅下降趋势，最终降至2021年的4.36%，累计下降7.15个百分点。其中，2013年以前份额下降较为明显，2013年份额为5.28%，相比1993年累计下降7.68个百分点，年均降幅4.39%。德国的制造业份额从1990年的15.71%降至2021年的9.43%，累计下降6.28个百分点。美国的制造业份额从1990年的12.15%降至2021年的7.26%，累计下降4.89个百分点。其中，2000年至2011年，从13.78%（峰值）降至8.41%，下降5.37个百分点，之后出现小幅上下波动且下滑趋势减弱。其余G7国家份额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减少，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制造业出口份额分别累计下降4.13个、3.74个、2.88个和1.63个百分点（见图1-3）。

在I7国家中，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出口的份额提升最明显，从1990年的1.85%大幅增加至2021年的21.16%，累计增加19.3个百分点，增加了11.44倍。此外，越南的制造业出口份额从1997年的0.1%增至2021年的1.98%，累计增加1.98个百分点。波兰从1997年的0.35%增至2021年的1.82%，累计增加1.47个百分点。韩国从1997年的2.53%增至3.81%，累计增加1.28个百分点。印度从1997年的0.52%增至1.81%，累计增加1.28个百分点。

第二，工业产值的份额变化。

从工业产值指标来看，G7总体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51.92%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34.15%；相反，I7总体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则从1997年的12.39%持续上升到2020年的33.92%，已基本与G7的份额持平（见图1-4）。

美国和日本是G7中工业产值占世界比重最高的国家，同时也是下降幅度较大的国家。具体而言，美国在1997年至2020年期间，工业产值占比累计下降5.13个百分点。尽管在1999年以前份额呈现小幅上升，达到峰值22.77%，但此后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截至2020年占比降为16.84%，相比1999年，累计下降5.93个百分点。日本的工业产值份额从1997年的10.59%降至2020年的5.78%，累计下降4.82个百分点。此外，德国工业产值占比从1997年的6.26%降至2020年的4.08%，累计下降2.17个百分点；意大利工业产值占比从1997年的3.66%降至2020年的1.68%，累计下降1.99个百分点；英国工业产值占比从1997年的4.05%降至2020年的2.27%，累计下降1.78个百分点。其余G7国家占比的变化则较小（见图1-5）。

在I7中，中国在世界工业产值的份额提升最明显，从1997年的6.74%增加至2020年的26.00%，累计增加19.26个百分点，增加3.9倍。此外，印度的工业产值份额从1997年的1.51%增至2020年的2.97%，累计增加1.46个百分点；韩国从1995年的1.86%增至2020年的2.48%，累计增加0.61个百分点。

第三，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的变化。

从贸易增加值的角度来衡量，在1995年世界总出口增加值中58%是来自G7的国内增加值，到2018年这一比例下降到36%。相反，I7国内增加值占世界出口的比重则从1995年的9%快速提升至2018年的31%。贸易增加值剔除了价值链贸易中往返多次的重复统计，因此可以非常精确、直观地反映各国在世界出口中纯粹由自己国家创造的价值（见图1-6）。

作为G7国内出口增加值占比最高的三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美国的出口增加值占比从1995年的14.06%降至2018年的9.88%，累计下降4.18个百分点；日本从1995年的12.28%降至2018年的6.03%，累计下降6.26个百分点；德国从1995年的11.68%降至2018年的9.22%，累计下降2.46个百分点。其余G7国家中，下降幅度最明显的是英国（从1995年的7.97%降至2018年的5.26%，累计下降2.71个百分点），其次为：法国（从1995年的5.93%降至2018年的3.28%，累计下降2.65个百分点）、意大利（从1995年的5.47%降至2018年的3.58%，累计下降1.89个百分点）和加拿大（从1995年的3.51%降至2018年的1.9%，累计下降1.6个百分点）。

I7国家内，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份额提升最明显，从1995年的2.53%升至2018年的19.16%，累计增加了16.63个百分点，其次为：印度（从1995年的0.83%升至2018年的2.49%，累计增加1.66个百分点）、韩国（从1995年的2.95%升至2018年的4.61%，累计增加1.66个百分点）和越南（从1995年的0.09%升至2018年的0.92%，累计增加0.83个百分点）；其余I7国家占比的变化则较小。

从以上三个维度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时代的全球化确实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了新的分配不均的问题。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全球占比的下降几乎被I7等少数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所替代。

（六）发展中国家对自由贸易更加积极，发达国家开始强调公平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革命性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格局的革命性变化，而且体现为国家经贸政策的革命性转变。在商品全球化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能力薄弱，为阻挡发达国家低价制成品进口对本国产业的冲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坚持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但自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很多发展中国家突然逐步抛弃在商品全球化时代坚持的贸易保护主义[32]，进而采取大规模的贸易自由化措施，放松贸易、投资、资本流动、服务和知识产权方面的限制。

货物贸易领域。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期望加入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通常首先需要进口中间品，然后将对这些中间品进行加工组装之后出口制成品。此时，高额的中间品进口关税会增加该国的进口成本，进而削弱其竞争力。因此，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只有通过削减贸易壁垒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才能在跨国公司离岸外包目的地中脱颖而出。

投资领域。在商品全球化阶段，发展中国家对外国投资一直保持“既爱又恨”的态度。一方面，外国投资者通过投资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以提高本国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外国资本的进入提升国家资本账户并缓解本国融资难题。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又担心跨国公司会控制和干预本国经济，给本国带来风险。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接受国际投资规则时都比较谨慎，甚至很多政策会“仇视”外国直接投资，比如墨西哥曾经出台大量外资政策以限制美国投资者并购本国企业。[33]但到了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中国家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转变，集中体现在双边投资协定（BITs）的签订情况上。开始的双边投资协定是发达国家在本国跨国公司推动下签订的，主要为了要求发展中国家加大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并减少对外国投资者的限制，尤其会允许外国投资者将东道国政府上诉至国际仲裁机构而非东道国法院，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主权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在商品全球化时代，很少有发展中国家会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而主动增加对本国主权的限制。但到了全球价值链时代，发展中国家开始主动通过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吸引外国跨国公司的投资。根据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的双边投资协定数据，1985年全球仅有8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但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翻了一倍，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对贸易规则的接受逐渐从边境措施向包含边境内措施的深度贸易协定转变，贸易成本是发展中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最重要阻碍。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产品需要多次进出边境，面临关税、通关便利度、行政办事效率等诸多因素影响。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简政放权以及对中间品实施零关税等措施来改善营商环境是全面降低贸易成本、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有效措施，也是发展中国家愿意通过政策改变主动为之的地方。发展中经济体最开始的做法是设立出口加工区，但这一做法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范围局限在出口加工区范围内的少部分企业。中国作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范，从开始的4个经济特区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迅速扩展至全国30多个城市，通过主动改革降低贸易成本并提升营商环境。在此基础上，一个超越简单关税削减的深度贸易协定无疑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快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于是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将精力放在签署大型区域贸易协定。WTO官方数据显示，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从1990年的约50项增加至2022年的约350项。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其中的典型，这些全面且高水平的自贸协定议题内容不仅涵盖货物贸易等传统议题，而且广泛延展到服务贸易、投资保护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竞争政策等国内监管措施。高水平协定在实现加强区域内产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目标的同时，有效对接了全球价值链的新需求，对想要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极为重要。比如，越南为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仅加入了CPTPP、RCEP，而且还与欧盟签订了高标准自贸协定，为越南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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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Kyle Bagwell，and Robert W.Staiger，“An Economic Theory of GATT，”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 1999，Vol.89，Iss.1，p.215.

[2] 黄鹏.世界经济再平衡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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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ROURKE,K.,&WILLIAMSON,J.(2002).When did globalization begin?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6(1),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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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理查德·鲍德温.未来的全球化[J].董事会，2021：105-109.

[10] O'ROURKE,K.,&WILLIAMSON,J.(2002).When did globalisation begin?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6(1),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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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道格拉斯·欧文著.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200年[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4] 实际上，美国并不是一步转为自由贸易支持者的，其在二战前已经逐步开始转向对等贸易.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对等贸易协定法案》，此时美国国会试图扭转《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不利影响，率先提出了对等贸易，并提出“最惠国”概念，即与贸易伙伴达成通过贸易协定形成的关税削减需要自动适用于所有其他贸易伙伴国.

[15] 理查德·鲍德温著.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M].李志远，刘晓捷，罗长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

[16] 黄鹏.世界经济再平衡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17] 杜大伟，王直，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8] Gereffi G,Kaplinsky R.The value of value chains:spreading the gains from globalisation[M].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1.

[19] 黄鹏.世界经济再平衡下的国际经贸规则重构[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20] 同①.

[21] 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9）——技术革新、供应链贸易和全球化下的工人.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22] Lund,Susan,et al.Globalization in transition:The future of trade and value chains.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2019.

[23] 吕越，盛斌.探究“中国制造”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之谜[J].清华金融评论，2018（10）：2.

[24] 邢予青.中国出口之谜-解码“全球价值链”[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2.

[25] 杜大伟，王直，等.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26] 包含中国内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

[27] 高柏.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J].文化纵横，2020（6）：14.

[28] 盛斌，吕越.从价值链视角探求全球经贸治理改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8）.

[29] 同上.

[30] 盛斌，吕越.从价值链视角探求全球经贸治理改革.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8）.

[31] 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M].李志远，刘晓捷，罗长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

[32] 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M].李志远，刘晓捷，罗长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11：94-95.

[33] 理查德·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M].李志远，刘晓捷，罗长远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0.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