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调整变化，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态势更加明显。二是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但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不均问题更加突出。收益不均问题不再局限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而是突出体现在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身上，引发发达国家民粹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兴盛。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中美贸易争端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瘫痪等为标志，经济全球化呈现加速退化态势。然而，作为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并非不拥抱全球化，只是其将国内贫富差距加大的内部矛盾向中国等其他国家转移，将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归因为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更加有利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而希望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行调整重塑。

可以说，国际经贸规则正面临着WTO成立以来最深刻和最全面的一轮重塑和调整。第一，美国金融危机打破了世界原有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竞争力全面提升，构成了对发达经济体的挑战。主要发达经济体希望构建新的标准或规则，并借助贸易投资谈判实现新一轮的经济复苏。例如，美国政府先后推出了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印太经济框架”，致力于重返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新的诉求。第二，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主要关注点，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需要适应新的趋势。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产品在被最终消费前需要多次跨越国境，进一步削减关税甚至实行“零关税”成为货物贸易规则谈判的方向所在；服务深入到全球生产制造的每一个环节，服务贸易规则成为规则重构的重点；投资规则以及竞争中立、国有企业壁垒、知识产权等“边境后规则”取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成为国际规则的新内容。第三，WTO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重要载体。2001年11月，WTO多哈回合谈判启动，旨在构建更加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但多年以来，多哈回合谈判进展不顺。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将贸易规则重构的平台从多边转到区域，通过自主设置谈判议题、定向选择谈判伙伴，缩短谈判周期，较快获得特定市场的市场准入。第四，在全球供应链重塑以及俄乌冲突背景下，美国正将WTO多边平台打造成价值观贸易“代言平台”，通过强力推行“以我划线”的价值观阵营，将WTO打造成维持其全球霸权的政治工具。

由此可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全球生产力分工和布局正在经历极为深刻甚至前所未有的调整，国际经贸规则的底层规律有被逐步颠覆的风险，并呈现出全新特征进而对我国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发达国家为进一步抢占主导权，在 WTO、G7等多个平台，推出旨在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的众多新规则，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并将人权、劳动、环境、供应链安全等纳入经贸规则体系中，对我国部分产业发展已经形成现实围堵。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与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形成鲜明对比。为留足产业发展空间，也迫使我国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此外，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数字经济等全新议题兴起，但WTO等平台缺乏相应约束规则，大国均在抢抓新兴领域规则的主导权，也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对国际经贸规则趋势的研究。在此背景下，大国博弈正由“经济之争”转向“规则之争”，参与和引领规则重塑成为顺利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保障。

本书旨在解决三大问题：一是国际经贸规则如何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是从产业角度如何看待国际经贸规则重塑？三是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战略思考和系统策略是什么？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需要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趋势、国际经贸规则演变的诉求、国际经贸规则回应变局的路径以及国际经贸规则未来演变趋势和特征进行系统研究。本书前三章回答这个问题。

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需要明晰在全球经济格局中我国产业的核心利益；现阶段对我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产生最大影响的经贸规则。本书第四章到第九章将分别就货物贸易规则、出口管制制度、国际投资规则、产业政策和产业补贴规则、供应链国际规则和数字经贸规则展开论述，这些都是对我国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议题，也是中国和美西方国家博弈的重点议题。

在阐述上述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本书第十章将尝试性提出对国际经贸规则重塑的系统性思考和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