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广陵王李纯被册立为皇太子；七月乙未，权勾当军国政事（监国）；八月丁酉，顺宗内禅，太子即皇帝位，是为宪宗。宪宗初登大宝，即下诏贬王伾开州司马，贬叔文渝州司户（明年赐死）；九月己卯，贬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为远州刺史，其中柳宗元得邵州，刘禹锡得连州；十一月壬申，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朝议谓贬之太轻，故再贬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及当时不在朝中的陈谏、凌准、程异等为远州司马，时号为“八司马”，“宪宗欲终斥不复，乃诏虽后更赦令不得原”（《旧唐书·刘禹锡传》）。自此之后，刘禹锡长期被贬在外，辗转南方多地为官，元和九年（814）秋，刘禹锡曾受诏回京，次年春旋即贬为连州刺史；穆宗长庆元年（821），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任和州刺史；敬宗宝历二年（826），离任和州刺史；文宗大和元年（827），返回洛阳，前后二十三年，此为刘禹锡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刘禹锡的诗歌主要有四类。

一是表达政治立场、讥时刺世、批判上层统治阶层的作品，以《聚蚊谣》《百舌吟》《飞鸢操》《秋萤引》《吟》《昏镜词》等乐府形式的寓言体诗歌为代表。元和元年（806）夏，朝廷有《改元元和赦文》，刘禹锡听从韩愈的劝说，为《上杜司徒书》，向昔日幕主杜佑陈述其委屈，希望杜佑援助，然而并未得到回应。至八月，宪宗诏：“左降官韦执谊……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王叔文之赐死，大约也在此时。这对刘禹锡是极大打击。绝望悲愤之际，刘禹锡乃为《聚蚊谣》等诗以泄愤。《聚蚊谣》云：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着不得。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其对群小（“聚蚊”）“利觜迎人”的描述，对“清商一来”，“微形饲丹鸟”的期盼，略无掩饰，说明刘禹锡为此诗时的情绪已难以抑制，其倔强不屈的个性在诗中有充分表现，其他《百舌吟》《飞鸢操》等亦是如此。这组寓言诗都带有“吟”“谣”“操”一类歌行体的标志，比较接近杜甫的寓言类咏物诗。刘禹锡久谪沅湘，抑郁不乐，将自己的经历化而为诗，皆实有所指，讽刺辛辣深刻又不失格调，故能从杜甫变出新体，自具面貌。

二是表现悔咎自责之情和关心朝局、积极参与朝政之急迫心情的作品。《平蔡州》《城西行》《平齐行》集中反映了他急于参与社会政治的迫切心情。安史乱后，困扰唐政府最大的事端，就是藩镇割据。宪宗即位后，屡屡对抗拒朝廷的藩镇有大动作，元和十二年平定蔡州叛乱，在整个中晚唐都难得一见，故后世对宪宗一朝有“中兴”之誉。远在连州的刘禹锡由衷地为朝廷取得胜利感到高兴。《平蔡州》其二有句云：“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蔡州一役，裴度以宰相兼彰义军节度使立大功，韩愈以行军司马参与其中亦有功劳，刘禹锡在兴奋之余对自己不能参与有莫大的遗憾。《城西行》写蔡州吴元济京城授首，《平齐行》写元和十四年反叛的淄青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授首，河南道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心情与《平蔡州》同。然而号为“中兴”的元和政治却又是如此复杂且令刘禹锡等失望：号称“英主”的宪宗所任宰相皆称一时之秀，但仍有诸多与刘禹锡、柳宗元同样有文学才华、有远大志向、有精干吏才、有强烈参与意识的人如韩愈、元稹、白居易等，陆续遭贬或被排挤。时局似乎是在召唤英才，但同时又在废弃英才。贬谪时期的刘禹锡，其纷乱矛盾的心态即由此生。

三是学习民歌、描写各地风土人情的作品，如作于朗州的《采菱行》《踏歌词》《堤上行》《竞渡曲》《蛮子歌》，作于连州的《插田歌》《莫傜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作于夔州的《畬田行》《竹枝词》等。唐时朗、连、夔等州皆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处，其异于中原的自然风貌、生产生活方式，带给刘禹锡的是眼前一亮的新奇之感。如《插田歌》：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父绿蓑衣。齐唱田中歌，嘤儜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旁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田夫语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道，眼大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全诗用通俗的语言写连州农民劳作时唱歌自娱等情景。开篇数句，诗中有画，似陶渊明笔下的田园。后半计吏与田父问答，诙谐而不乏善意的讽刺。诗以俚语入诗，俚俗而不晦涩，如闻其声，如见其貌。清人沈德潜《唐诗别裁》卷三评曰：“前状插田唱歌，如闻其声；后状计吏问答，如绘其形。”又如《竞渡曲》写朗州五月龙舟竞渡，两船竞发，各不相让，刺史官员亲临，州民观者如堵，彩旗夹岸场面以及竞渡后女妓水面演艺，历历在目。《蛮子歌》写朗州五溪习俗，《莫傜歌》写连州白裤瑶民风，《畬田行》写夔州山民刀耕火种，都极为生动地刻画了偏远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

当然，刘禹锡这一时期的民歌体诗中最著名的还要推《竹枝词》。《竹枝词》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一个高潮，也是他七绝艺术的一个高峰。刘禹锡在朗州时即已注意到南方民歌《竹枝词》，并受到它的影响。《踏歌词》《堤上行》及《插田歌》均提到当地人唱《竹枝》，而且《踏歌词》《堤上行》无论内容与形式都与《竹枝》无异，但是刘禹锡创作《竹枝》是在夔州。刘禹锡的《竹枝词》共两组，第一组九首，第二组两首，共十一首，与屈原《九歌》十一篇相合。刘禹锡的十一首《竹枝》，篇篇皆佳，其中有描写男女爱情的：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有描绘夔州风土人情的：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畬。

也有寄托感慨、富含哲理的：

瞿唐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明人陆时雍《唐诗镜》谓刘禹锡《竹枝词》曰：“俚而雅。”诗人为诗，雅不难，俚而雅则难。刘禹锡《竹枝词》大量使用比兴、谐声、重迭、回环等民歌常见的艺术手法，语言清新朗畅，音节悠扬婉转，是他七言绝句的代表作。后来刘禹锡为苏州刺史时，又作《杨柳枝词九首》《浪淘沙九首》，证明他非常善于从民歌中汲取艺术营养，并能以独有的才情对民歌加以改造，把它发展到极高的水平。

四是咏史怀古诗，这是刘禹锡诗中思想最深刻、艺术最精湛的部分，在整个唐朝也独树一帜。根据内容、题材之不同，刘禹锡这一时期的咏史怀古诗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写于朗州十年及短暂回京又被贬出之时，后期则写于担任连、夔、和刺史时期。前后期的不同与他本人境遇、心态发生的某些变化有关。朗州司马是闲职，贬于蛮荒，居久不调，所以此期的咏史诗多借古迹抒发其无罪被贬的愤怒和久不得调的悲苦。如《君山怀古》：

属车八十一，此地阻长风。千载威灵尽，赭山寒水中。

此诗是刘禹锡赴朗州阻风洞庭时所写。千年前那位“威灵”尽显的秦始皇早已不复存在，但他所造的孽——被伐光树木的君山却还留在人间。诗自然有所讽刺，也有所影射。《荆州道怀古》是元和十年赴京、旋贬连州刺史后赴任途中所作：

南国山川旧帝畿，宋台梁馆尚依稀。马嘶古树行人歇，麦秀空城泽雉飞。风吹落叶填宫井，火入荒陵化宝衣。徒使词臣庾开府，咸阳终日苦思归。

荆州是历史名城，古迹和故实很多，此诗选择的时代，仅局限于南朝梁元帝及后梁宣、明二帝那一段历史。其所以如此，是为末联庾信的故国之思作铺垫。诗人朗州十年，苦苦思念的是长安，然而到了长安，却又被远贬，十年之思也归于徒然，这就与庾信长久但无果的故国之思接连在一起了。元和间所作的《汉寿城春望》《经伏波神祠》等大率抒发此种情绪。

宪宗元和后期的政局渐渐地发生变化，长庆至宝历时期，朝廷对王叔文党人的惩处较前松懈，夔州虽然仍旧僻远，却是交通要冲；和州临大江，地理位置靠近中原，刘禹锡心情自然好转，且身为一州长官，关心的事物和现象也较前不同，其咏史怀古诗就偏重于征前代之兴亡，对国家前途表示殷忧，或面对历史遗迹，感叹时光流逝、斯人不再。如《经檀道济故垒》《金陵怀古》《观八阵图》《蜀先主庙》《西塞山怀古》《金陵五题》等，减少个人的悲愤，增加了故国忧思，其思想和艺术均超越了前期所作，达到了极高境界。如被认为是学习杜甫最见功力的《西塞山怀古》：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此为长庆四年（824）刘禹锡自夔州赴任和州，途中凭吊西塞山故垒时作。西塞山临长江，山势陡峭，自吴至晋，皆为军事防务要塞。诗因西塞山而咏古今兴亡之事，寄寓深厚，感慨良多，为历代批评家和读者所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