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个被理论研究长期忽视的领域
在上文的简述中，可以看到两个事实：一、中外翻译史家都认为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二、翻译界越来越一致地认为翻译活动具有不断丰富的历史。然而，也可以看到，从科学研究或理论研究的角度看，翻译史，特别是早期的口译活动的历史，还缺乏必要的文献加以确证；同时，对于翻译活动本身而言，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范畴远未达成一致的认识，至今仍在进行的各种讨论或针锋相对的各种看法，便是证明。这两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活动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它在人类的文化交流中一直在广泛地进行着，但在历史中却很少得到世人的关注；另一个方面，丰富的翻译活动，一直被实践者认为是充满障碍的工作，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这两个方面的情况长期存在，或者说翻译领域被历史学界、被理论界长期忽视的状况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当作一种“雕虫小技”，而“翻译无理论”的说法至今在某些学者的脑中，仍有相当的市场。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存在，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对此，许多翻译研究者有着清醒的认识。法国语言学家乔治·穆南曾对这一状况作了颇有针对性的简析。
首先，他指出，长期以来翻译得不到重视。打开西方主要国家的大百科全书，几乎见不到有关“翻译”的条目。无论是法国的、英国的，还是意大利或德国的百科全书，几乎没有一行文字论及翻译及其历史与问题。唯一的例外，是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29]他指出的这一问题值得人们深思。作为人类最悠久的跨文化交流活动之一，翻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版的西方主要国家的百科全书中却几乎没有任何地位。这确实反映了在长期的历史阶段中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
如果说知识界对翻译的漠然或无知还有着种种可以解释的历史原因的话，那么鉴于翻译与语言之间存在的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学界对翻译问题的忽视，在乔治·穆南看来，则不仅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是“语言科学的耻辱”。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语言学界对翻译这一特殊的语言现象少有关注，几乎将翻译完全排斥在其研究大门之外。乔治·穆南指出：
语言学家对翻译问题不予重视，历史学家对翻译活动熟视无睹，知识界对翻译的认识几乎是零，这在很大程度上致使翻译活动在两个方面被遮蔽：一、翻译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得不到足够的承认；二、对翻译的种种问题得不到科学、系统的研究。陈福康有感于这种状况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特别是对翻译理论研究的维艰处境深感困惑。他指出，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的会刊《中国翻译》的《本刊宗旨》上，第一句话便是“开展译学理论研究”。但是，“‘译学’一词却迄今未被中文词典所收入。（谓予不信，请查大型中文词语工具书——新版《辞海》、《辞源》，乃至台湾版《中文大字典》、日本版《大汉和辞典》等等。）这无疑是一种令人惊异的疏忽和遗漏，因为‘译学’一词通用已久，没有任何理由排除在词典之外。然而，这是否也反映了人们对‘译学’（或称‘翻译学’）的轻视？是否也反映了‘译学’至今尚未真正建立，或者说尚未被正式承认这样一种状况？这是耐人寻味的”。[31]尤为耐人寻味的是，对翻译的这种轻视态度不仅仅来自翻译界的外部，而且还来自翻译界的内部。特别是一些长期从事翻译实践，甚至在翻译上已经卓有建树的翻译家，经常声称翻译没有什么理论可言，因此也就不需要什么研究，即使有什么研究，也不可能去具体指导翻译活动。乔治·穆南对这一问题有过思考。在1950年代，当苏联的费道罗夫、加拿大的维纳和达尔贝勒内等语言学家为翻译大声疾呼，试图以语言学为理论指导，为翻译研究争取科学地位的时候，一些著名的翻译家，如法国的爱德蒙·加里就以翻译是艺术为由，反对“把翻译说成是一种严格地属于科学认识范畴，特别是隶属于语言分析范围的活动”[32]。爱德蒙·加里的这一观点虽然不乏合理的因素，但反对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种种努力，则明显反映了翻译界内部对翻译研究缺乏深刻与全面的认识。爱德蒙·加里有丰富的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的经验，同时有在国际重要会议长期担任同声传译的经历。他认为文学翻译首先是一项文学活动，电影译制是一项艺术活动，各有特点，无法将其置于语言学的指导之下加以研究。他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中国，持类似加里的观点的翻译家也不乏其人。如卞之琳先生，他在1928年在上海读高中二年级时，就以极大的兴趣，译出了长达1060行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柯尔律治的叙事名诗《古舟子咏》，此后半个多世纪里，翻译了法国、英国、爱尔兰、西班牙、奥地利等国的众多小说家、诗人的重要作品，是翻译界公认的一位杰出的翻译家。在《卞之琳译文集》的《译者总序》中，卞之琳这样写道：
卞之琳有过六十年的文学翻译经历。他译诗，译小说，译戏剧，各种翻译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对翻译活动所涉及的障碍、困难，他一定有着深切的感受，深谙两种语言的转换所必然包含的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渡的奥妙。然而，对于翻译活动是否有着一定的规律，对翻译活动是否有理论探讨的必要，他却得出了矛盾的结论。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开始涉足翻译，完全没有理论的指导，而且也没有什么理论好讲的；但丰富的实践，不可能不给他留下对翻译思考的空间，于是，从另一方面，他认为若要讲理论，“讲也是讲不尽的”。特别是到了晚年，在1983年《译林》杂志编辑部召开的苏州会议上，他就翻译问题作了发言，题为“文学翻译与语言感觉”[34]；1987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当代翻译研讨会上，他宣读了长篇论文《翻译对于现代中国诗的功过》[35]。他对翻译问题的这些思考，在今天看来，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的探索。但卞之琳先生为什么又口口声声说翻译没有理论可讲，或翻译理论是讲也讲不尽的呢？这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家的某种困惑：困难重重的翻译活动，涉及太多的问题，从理论上难以讲清，那只有凭译者在实践中各自去摸索和体会。卞之琳的这种困惑，在许多翻译家头脑中是始终存在的。谢天振对这一状况作过深入思考。他从加强翻译理论研究意识的角度对翻译家忽视翻译理论思考的原因作了中肯的分析，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的翻译家更多地忙于翻译实践，却很少对自己的丰富的翻译经验进行总结，更少把这些经验提炼，然后上升到理论层面。我国翻译界普遍存在的轻视理论甚至否认理论的价值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种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36]也正是由于翻译界长期以来忽视或排斥对翻译进行理论的探索，致使在数千年的翻译历史中，渐渐地形成一种定见，那就是“翻译无理论”。翻译界内部的这种自我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对翻译的看法，渐渐地也在有关的学界形成一种偏见：翻译为雕虫小技，不登大雅之堂。这种恶性的相互影响造成的直接后果就包括：翻译的作用得不到应有的承认，对翻译的理论研究得不到学界的关注和支持。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才逐渐开始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