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上的绍兴年号
每座都城照例都有一处杀人的地方，例如几十年前东京右掖门外的瓮市子以及几百年后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临安的这个地方叫戒民坊。所不同的是，瓮市子和菜市口都是先有地名，后有刑场，时间长了，提起那地方人们便会联想到杀人，其实那地名很无辜。而戒民坊的名字本身就是与杀人有关的，因为那里是市曹行刑之地，也因为行刑含有警戒民众的意思，故名戒民坊。
戒民坊在朝天门之南，御街与市河之间，东侧坊前有一座棚桥，所以民间又称为棚桥巷。北面不远处的御街上则有众安桥。这一带是闹市区，除去百戏杂剧的演出场所—下瓦子和羊棚楼外，众安桥下尤以灯市著名。每年的腊月底到元宵节前后，各种各样的花灯就上市了，其形制举凡人物花草、禽兽虫鱼，无不极尽奇巧。白日里的喧阗热闹自不必说，入夜则星布珠悬，流光溢彩，华灯下的街市别是一番缛丽繁华。商家中有好事者，或以诗词曲赋、书经典故制成谜条，悬于灯上，供市人竞猜，谓之猜灯。前几年正值宋金之间战事胶着，曾有人以中兴四大将的名字作为谜底悬灯征猜，其中有关岳飞的一条尤为出彩，谜面为：“挟泰山以超北海。”语出《孟子·梁惠王》，不仅意思扣得很切，更难得的是字面上的那种风神气势，恰如岳大帅其人。猜灯本是商家招徕顾客的游戏，猜中者并没有什么奖赏，只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一下风头而已，但这已经够了。临安市民是很有几分风头主义的，较之当年的东京，他们的这种参与意识与娱乐精神，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虚荣心，是一点也不逊色的，这大概可以称之为一种帝都心态吧。
虽然戒民坊的名字与杀人有关，但这里其实并不经常杀人，这和附近一个叫打猪巷的地方每天都能听到猪叫不同。人毕竟不是猪，杀人也当然比杀猪要刺激得多，因此每一次杀人都如同饥饿年代的一道盛宴，引起围观者极大的兴趣。绍兴十一年小年夜的这次杀人也不例外。不仅不例外，而且场面更为壮观。这一方面因为是年底，街上本来就人多，用不着谁去号召的；另一方面是马上就要过年了，谁也不会想到这时候会杀人，有点“喜出望外”的意思，因而也就格外热情。可人们也觉得奇怪，一般来说，杀几个死囚是用不着动用禁军的，只大理寺的一干衙役再加上当地厢坊负责治安的差丁就搞定了。可今天不仅动用了禁军，而且大有兴师动众之势，清场、戒严，如临大敌，戒民坊和御街交叉处的三角地带被禁军包围得铁桶一般。而在这铁桶的外围，一队队步骑健卒仍然在走马灯一般不停地调动，脚步沓沓、旌旗猎猎，兵器的碰击声和短促的呼喝声在飞扬的尘土中混杂在一起—这其实只能渲染一种紧张气氛而不能显示他们的精锐和战斗力。人们当然也不可能知道，今天这排场的导演竟是当下军阶最高的枢密院张大帅张俊，而执行导演则是殿前都指挥使杨沂中，这个杨沂中是杨家将的后人，眼下圣眷正隆。他们这一切举轻若重的折腾都是为了万无一失，防止“莫须有”的突发事件（在宋人的习惯用语中，“莫须有”是“可能有”的意思）。但后面的进程表明，这完全是一场虎头蛇尾的表演，或者说，先前那些剑拔弩张的调度完全是小题大做。人犯甫一进场，大理寺的官员匆匆宣读完判决，刽子手甚至连喝一口酒喷在鬼头刀上的仪式也省略了，就手起刀落，砍下两颗人头来。随后便根据规矩，由钱塘县领走首级，仁和县领走尸身，让死者身首异处，又撒一筐黄土掩去血迹了事。围观的市民由于离得太远，始终没有看清人犯的模样，等到历来最擅长撤退的禁军以他们最擅长的方式风流云散地撤去，四面的观众拥进刑场，只看到一摊薄薄的黄土往外渗着鲜血，那形状和范围让人可以想见刚才那些人处置的粗暴和草率。看过了血迹，又顺便想到死者的身份，这才有人记起刚刚宣读的判决中，被问斩的两个人似乎一个叫张宪，一个叫岳云。但这样的提醒当即遭到质疑，这些年岳家军名声鹊起，连黄口小儿在街头游戏中也会表演岳家军杀金兵的，市民们对岳飞麾下的这两员大将自然耳熟能详，这两个专门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为朝廷砍人家脑袋的壮士，怎么可能被朝廷的刽子手砍了脑袋呢？太不可思议了！
这样的争议当然只发生在少数人之间，大多数人是懵懵懂懂不明就里的，他们只觉得刚才的一幕太过草率，整个过程犹如一个蹩脚的江湖拳师的表演，圈场子的时候架势摆得很大，揎拳捋袖，耀武扬威。可临到真正显身手的时候，却三拳两脚就草草收场了。他们是带着几分被忽悠的感觉离去的。于是街市上又恢复了先前的喧闹繁华，下瓦的杂剧重起丝竹，灯市又挂上了新的谜条，商贩和市民的脚步很快就把戒民坊前那染着鲜血的黄土带走了，了无痕迹。
与戒民坊前血沃黄土的场面相比，此前在大理寺监狱对岳飞的执行要干净得多。官家以前曾告诫岳飞要少喝酒，以免误事，这次却很慷慨地赐了他一壶毒酒。这是赵家天子对猜忌对象的惯用手法，当年他们的先人对归降的西蜀孟昶和南唐李煜就是这样处置的，虽然死者痛苦点，但最多也不过七窍出血而已，场面上并不难看。后人一般认为岳飞遇害是在风波亭，这种说法其实是小说家言。首先，作为最高法院的大理寺位于临安城北隅的余杭门内，离钱塘江甚远，即便有一座亭子也大抵不会以“风波”命名的；退一步讲，即便有这样一座风波亭，但宣旨杀人，一壶毒酒，也是应该在密室里进行的，为什么特意要放到一座四面没有遮挡的亭子里去呢？是为了显示风雅还是为了让岳飞凭栏抒怀？显然不合情理。所谓风波亭，其实只是后人在戏剧舞台上为了“表演”需要而设置的，是渲染忠良无端被祸的一种隐喻和符号。中国传统戏剧中以亭为戏的剧目很多，随口可以说出来的就有牡丹亭、望江亭、拜月亭、凤仪亭、花亭会等等。有时尽管剧情与亭子没有任何关系，也硬是要在舞台上放一座亭子，那是为了视觉上的审美需要，让舞台上好看一点。既然已经有了那么多的亭子，那么再多一座风波亭也无妨。我们欣赏这样的无中生有，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民心向背和历史审判，从此以后，风波亭就以其锋利的存在感固化在一个民族的心灵创口上，用疼痛和愤慨警示我们的千秋万代……
有些不起眼的小人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完全是因为某种偶然的际遇。南宋末年的贾似道弄权误国，后来倒霉了，要流放到广东高州去，被押送他的一个叫郑虎臣的县尉杀死在漳州木棉庵的茅房里。贾似道名声不好，后人除了讥讽他在厕所里被杀是死得其“所”而外，也顺便记住了这个叫郑虎臣的小人物。郑虎臣的父亲当年曾被贾似道流放过，他杀贾似道其实有发泄私怨的意思；而绍兴年间的大理寺狱卒隗顺之所以青史留名，则完全是由于他的见义勇为。岳飞被害后，隗顺冒着极大的风险将遗体连夜背出钱塘门，偷偷埋葬于九曲丛祠附近的北山之麓，并立了一块小小的墓碑，诡称“贾宜人坟”。宜人是官员命妇的一种名号，“贾”者，假也，这样既不引人注意又有利于日后辨认。像隗顺这样的小人物，大抵一辈子就做了这样一件大事。一个小人物的信念尽管相当单纯，但唯其如此，他的坚守也将格外执着，北山之麓那座小小的坟茔从此成了他生命的圣坛。他也许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与权谋，但他由此知道了什么叫谎言与暴力；他当然不敢抱怨官家的凉薄，但他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忠勇的爱国者却要以国家的名义被杀害。要一辈子坚守一个秘密并不难，痛苦的是这秘密的长度超过了自己生命的长度，他只能把秘密传给儿子：岳大人腰间系了一只玉环，是他生前佩带的，他的家人和部属应该认识；岳大人的棺材上有一个铅桶，上面有大理寺的勒字，那是我埋葬时所作的记号。天理昭昭，良心不灭，朝廷迟早会给他平反的……
这是一个小人物最后的遗言。
但官家不这么想，因为他懂得政治与权谋，也不太在乎有人抱怨他“凉薄”。据说赵匡胤当年曾在太庙立一誓碑，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样的祖宗家法，宋代的历任皇帝大体上都是执行的，所以尽管政潮起伏，翻云覆雨，但被杀头的并不多。官家即位以后，这十五年间开了两次杀戒，第一次杀的是学潮领袖陈东和布衣士子欧阳澈。当时他即位才三个月，刚刚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陈东和欧阳澈就上书指责他“不当即大位”，且“语侵宫掖”，也就是批评他在女人身上太用功，这涉及他执政的合法性和个人品德问题。一个做惯了亲王的花花太岁还没来得及从心理上完成角色转换，一怒之下就把两个书生的头颅砍了。砍了你的头颅，你还能说三道四吗？在执政的合法性这一点上，专制者总是格外敏感，下手也格外无情，不管你说他阴谋也好阳谋也好，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也无所谓的。但随着执政经验的丰富，官家开始反思了：以言论罪人、搞文字狱、杀知识分子，这不仅违背了祖宗家法，而且要背千秋恶名的。从个人感情上讲，那两个家伙当然该杀，别说杀一次，就是杀一百次也不解恨。但你既然搞了政治，就不能由着性子来，只图一时痛快，这就好比妓女和嫖客之间不能动真情一样，不然你就别干这一行。官家终于想通了，他下令为两位书生平反，并赠官推恩，让他们的子女中有一人进入公务员序列。陈东没有儿子，他的一个侄子跟着沾光，封了个正科级的承事郎，相当于状元及第后的起步官阶，很不错了。
第一次杀人，可以说杀得快，平反也快。第二次恰恰相反，杀的时候瞻前顾后，颇为纠结，但杀了以后就铁定了心坚决不平反。岳飞被害后，官家又在皇位上坐了差不多二十一年，这期间南宋的政坛经历了一系列大事，其中包括秦桧死后的“更化”与“叙复”，也就是重新调整政策，为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人平反昭雪。但尽管岳飞冤案举世皆知人神共愤，尽管已经有了秦桧这样一个相当称职的替罪羊，也尽管有不少官家个人感情上并不欣赏的人照样沾溉皇恩重出江湖，官家却始终坚持不给岳飞平反。在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考量和人格因素呢？是一个政治上已相当成熟的帝王的深谋远虑，还是一个偏执狂的意气用事，这实在是很值得玩味的。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官家实际上是用这种姿态向历史宣告：诛杀岳飞完全出自宸衷独断，所谓“秦桧矫旨”的说法其实是太抬举他也太冤枉他了。北山之麓的那座“贾宜人坟”荒草萋萋，见证了一个“中兴圣主”的南面之术如何历练成无赖以至无耻，直至有宋一代历时最长的绍兴年号最后终结。
大理寺关于岳案的判决中照例有“家产籍没入官”的内容，接下来自然是抄家了。相信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对抄家都不会陌生，那是对赢者通吃的政治定律最富于仪式感的阐释，也是在失势者的伤口上再度施虐。岳飞的遗产由秦桧的小舅子王会负责抄没，这个“小舅子”本身就是个贪酷之徒，凡是与财产沾边的事他都特别来劲。为了找出岳家的真金白银，他充分显示了挖地三尺的攻坚意识、顺藤摸瓜的务实精神，以及秃子头上抓跳蚤的职业灵感和鸡蛋里面找骨头的创新理念。他把岳家的下人都抓起来严刑拷鞫，不少人因此被折磨致死。如此历时数年，才搜搜刮刮地拿出了一份抄没清单，详录如下：
这中间的“田”和“地”是有区别的，前者指可耕作的熟田，后者指荒山、草地以及那些“水磨”等农业设施占用的土地。以上清单看起来绝对数字似乎不少，特别是土地和房屋。但作为岳飞那个级别的将领，他的收入别的不说，光是朝廷的赏赐就相当可观，进京觐见要赏，重大节日要赏，打了胜仗更要赏，每次至少有上千两银子。绍兴十一年他基本上没有打仗，而且十月以后就入狱了，这一年的赏赐尚有白银二千两、丝绸二千匹、金碗三只、金杯三十只。而清单上抄没的现钱总共只有三千多贯，相当于一千多两银子，只及得上张俊家里的一坨“没奈何”。那么他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显然都置了土地和房屋，然后再把土地房屋出租，收益则用于补贴军需，要不然他把那么多布帛米麦堆在家里干什么？那都是士兵身上的衣服和碗里的饭食啊！有些清廉需要靠不断重复的谎言来支撑，而岳飞只需要这张精确到几文钱的抄没清单就够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刘邦得知吕后处死韩信时，“且喜且怜之”。班固在《汉书》中亦称“且喜且哀之”。两位史家对专制帝王薄情寡恩的刻画惊人地相似。赵宋的官家在得知岳飞的家产如此不起眼时会做何感想呢？恐怕决不会“怜”也不会“哀”的，而只会报以几声阴鸷的冷笑，因为根据他的驭人逻辑，最干净的最危险，正所谓大奸谋国，小智谋财，此人图谋深远，不杀他杀谁呢？
但岳飞还有一笔被朝廷忽视了的遗产，似乎也应该说一说。
绍兴十一年夏天，三大将被罢去兵权，封为空头的枢密使一类勾当。朝廷一方面在暗中罗织罪名，要对岳飞下手，一方面又派他随张俊巡视淮东。这是岳飞最后一次身临宋金前线。在楚州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叫李宝的人，此人原是自己帐下的统领，现在韩世忠军中，正出戍海州。岳飞便将他召来“措置战守”。虽然当时朝廷上下一片议和之声，但岳飞始终认定宋金之间难免一战。他见李宝胆略不凡，又曾是北方义军首领，便要他率部沿海路北上山东，以熟悉水文地理，演练海战。日后一旦有事，或可破敌之水师，或可作战略迂回。李宝遵照岳飞的布置扬帆出海，直至文登蓬莱，为日后可能发生的海战做了一番认真的预演。二十年后的绍兴三十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垂危之秋，李宝率战船一百二十艘孤军深入，在山东唐岛附近大破金军的浙东舰队，让完颜亮从海路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彻底落空。岳飞当年不经意间布下的一粒棋子，成就了宋金大战中一次决定性的劫争，结果宋军做活了，中盘胜出。《宋史·李宝传》中认为：
这样的评价是很客观的，正是因为有了李宝的唐岛大捷，再加上后来虞允文的采石大捷，才促成了完颜亮的迅速败亡。
岳飞在被害二十年后又一次拯救了赵宋王朝。
现在是绍兴十一年的年底，对于官家三十六年的执政生涯来说，即将到来的绍兴十二年是第十六个年头，这是一个政治家步入成熟的年龄。经过这些年的左右折冲和上下折腾，他的执政理念中已经形成了几条颠扑不破的基本原则。赵构并不是有宋一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帝王，但他的绍兴年号却是有宋一代历时最长的年号，前后达三十二年。作为一种写在旗帜上的施政纲领被长期高举和坚持，说明此人内心足够强大，一旦认定了什么是很难改变的，这些都决定了这个王朝的质地和他个人在历史上的作为。绍兴十一年年底的临安是欢乐而祥和的，尽管戒民坊前有几摊黄土遮掩不住的血迹。无论是朱漆豪门还是小户人家，年货已经备好，祝福的鞭炮在远远近近地炸响。对生计的追求和娱乐精神的泛滥，让这座城市滋养着敦厚而蓬勃的生机，如同入夜那琐碎而实实在在的万家灯火。如果再看得仔细点，一些里弄深巷里的偶然性情节也许可以视为几笔散漫的注脚，例如当时城内的河岸边大都没有栏杆，有醉酒者夜行经过，远近灯火迷离，屡有视河道为坦途而落水溺死者—却死得并不痛苦。[15]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以宋金和议和诛杀岳飞这两大事件为标志，这个在废墟上仓皇诞生的南宋王朝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一个平庸、压抑，却也可称繁荣的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