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与神

从战国晚期到汉代之后的几个世纪，文人都认为摹仿（mimesis）是绘画、雕塑，甚至是建筑的最高目标。那些能将人事物（subject）模仿得栩栩如生的工匠，才值得受到最高赞誉。几乎直到1000年之后，宋元时期的文人画家才将自我表达定义为书画等艺术的最终目的，并将写实贬低为专业画家和画院画家的炫技招数。

不过，在秦汉时期，写实仍是最重要的。描述此种品质最常用的字是“真”（real）和“似”（resemblance）。在对汉元帝时期名留青史的宫廷肖像画家毛延寿的赞许里，有言道：“丑好老少，必得其真。”[41]据说，秦始皇的御用传奇画家、玉雕师烈裔的绘画和雕塑，“若真”到他不敢点睛的程度，生怕画像会起身跑掉。[42]

不过，人们意识到，某些事物比其他事物更容易画，因为没有实际模特可资比较。《韩非子》（约公元前240年成书）中有一则被后世反复提及的著名故事，即齐王问他的一位宫廷画工：

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齐王问他说：“画画，最难画的是什么？”）

曰：“犬马难。”（画工说：“狗和马最难画。”）

“孰易者？”（齐王又问：“最容易画的是什么？”）

曰：“鬼魅最易。”（画工说：“鬼魅最容易画。”）

“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神，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那狗和马，是人们都知道的东西，日日夜夜都显现在人们的面前，不可能画得和它们完全相似，所以很难。鬼怪神仙，是没有形状的东西，不显现在人们面前，所以画它们很容易。）[43]

即便是屋室营造，也须按写实程度来评判。古代中国最著名的趣闻之一是《西京杂记》[44]中所记载的有关汉代初期营造匠人胡宽的成就以及他的杰作——为汉高祖父亲复刻的原乡新丰：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怆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踘，以此为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

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故新丰多无赖，无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时，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丰，亦还立焉。高帝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途，亦竟识其家。

其匠人胡宽所营也。移者皆悦其似而德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45]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迁居长安后，住在深宫大院中，心里却凄凉悲伤，高兴不起来。高祖刘邦暗地里通过他身边的人去打听是什么原因。原来是因为太上皇平生所爱好的，都是些干屠户商贩、卖酒卖饼的年轻人，斗鸡踢球，从中取乐。而现在这些全没有了，所以不快活。

高祖便营建新丰，迁来旧居民充实新丰，太上皇才高兴起来。所以新丰多无赖子弟，这是因为没有士大夫及官绅子弟的缘故。高祖年轻时，曾祭过枌榆乡的社神。到营建新丰的时候，社庙也还立在那儿。高祖建好新丰之后，将旧的社庙一块儿移来，新丰的大街小巷房屋栋梁，风物景色一概照旧。男女老幼，相携路口，都认得各自的家。把狗羊鸡鸭等放到大路上，也竟然能认得自己的家。

这是工匠胡宽所营建的。迁移到新丰来的人都很喜欢新丰的如旧，因而感激他，所以竞相给他赏赐馈赠，一个月出头，送来的赏赐累计达百斤黄金。）

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新丰的命名，以纪念汉高祖父亲，但没有记录这则故事。[46]另外，营造匠人胡宽也未见于任何其他的同期文本。在其他版本的《西京杂记》中，他的名字叫吴宽。姓名的异体字现象表明，在公元4世纪左右被笔之于书以前，这则故事曾口头流传过一段时间。显然，在公元3世纪左右，它已经融合了现在所见版本中的某些元素，因为据说命运多舛的魏少帝曹髦（公元254年—260年在位）曾画过一幅手卷《新丰放鸡犬图》，这幅作品在唐代仍存于世。[47]这则奇幻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作者赋予居民对新乡的态度。胡宽最大的成就不在于将高祖的原乡复刻得多么美丽和奢华，也不在于竣工多么迅速，而在于他将原来的建筑和布置模仿得多么逼真。就连最无人类偏见的鸡，也认可他的营造，安适其中，给予了它们所能给的最好评价。

当形达到了完美写实，可更具形而上思维的诸子却并不满足。《淮南子》的各位作者（约公元前122年）便同时注重作品如何传达人事物的“神”。对他们来说，身与神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二分，神是形的前提条件。[48]艺术家要想如实地描绘人事物，就必须通过作品传神。他们以绘画为例说明这个理念：“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画出西施的面容，虽然美丽但是不招人喜爱；画出孟贲的眼睛，虽然大但是不叫人害怕：因为只画一张脸或只画一双眼睛，精神全走失了。）[49]在另一节中，他们称：“画者谨毛而失貌。”（绘画如果只注意小心地画好毛发，就可能画不好全貌。）[50]换言之，一位极度写实的画家可能因迷失于细节，而无法把握精髓。这些论述引出了后世艺术批评中持续不休的关键议题，“形似”与“气韵”的关系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