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现实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实践过程中的伟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好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深化理论研究以及运用其解释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命题。2020—2021年，学者们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主要围绕贫困治理、高质量发展、农业现代化、不平衡发展、逆全球化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等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

在关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郑继承基于马克思主义分析了“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理论内涵，认为对相对贫困的治理体现了共同富裕这个本质要求，也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机制和巩固脱贫成就的现实需要[86]。蒋永穆等认为，中国减贫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制度减贫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生产力[87]。贺立龙分析了中国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取向、制度建构以及制度效能方面分析了在中国治理绝对贫困时制度的作用，认为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功能发挥[88]。常瑞认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需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根本在于把握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并建构贫困地区由“产业结构”到“利益联结”到“稳定脱贫”再到“市场体系”——体现生产关系调整到生产力发展——的内在作用机制，不断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89]。郑继承梳理了中国治理绝对贫困的逻辑进路，并且提出了新时代中国治理贫困的战略思考，认为中国减贫事业的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以及中国在此基础上的理论与实践创新[90]。赖靖雷和吴靖运用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分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认为新时代脱贫攻坚不仅遵循了马克思分配理论的基本原则，而且遵循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并且使得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91]。吴军和黄涛认为，乡村振兴本质上是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要实现乡村振兴就要提高人口素养，造就高素质乡村建设者，同时构建农业现代化生产关系，建设监管新机制等[92]。

对于高质量发展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周绍东和陈艺丹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既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同时也要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93]。周小亮分析了高质量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认为应从完善要素市场、创新科技体制、构建产业变革激励体制以及完善政府公共治理制度四个维度探索新旧动能转换机制与路径[94]。李越对智能化生产方式下所形成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特征进行分析后，认为智能化生产资料参与生产能够通过提升产业效率、促进高效协作的方式推动产业结构变迁[95]。

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彭超和刘合光认为，在“十四五”期间应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促进财政支农资金集约化和市场化使用，坚持保供给、调结构、转方式并行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96]。宋冬林和谢文帅在梳理了我国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后，认为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就是小农户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应当不断改革小农户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使小农户更好地融入现代农业发展体系[97]。孙贺和傅孝天探究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认为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共同联系的是生产方式的两个方面，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一体化需要向短板方面集中发力，充分释放耦合互促的乘数效应[98]。

关于不平衡发展的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李军林和许艺煊认为，多种所有制并存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根源，因此坚守公有制主体地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是持续增加我国居民收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举措[99]。方达和郭研认为，农村土地流转能够通过直接提高级差地租Ⅰ和通过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级差地租Ⅱ，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00]。冯志轩等统一了劳动价值论与资本循环理论来说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并认为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主要来源于价值生产能力的差距[101]。姚常成和宋冬林运用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将政府作用等因素纳入分析框架，阐释了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并认为其是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的理论逻辑，深化了理论认识[102]。韩喜平和金光旭认为，新时代的东北振兴是全方位的、更注重可持续性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振兴，而城乡融合能够通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赋能新时代东北振兴[103]。朱品儒和韩璞庚认为，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在主体的一致性、内容的广泛性、条件的客观性等维度上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104]。

在关于当前世界逆全球化浪潮的研究中，杨乔乔认为，经济问题由一国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经济问题的动力是资本积累，全球性经济问题的激化表现是经济危机，其本质仍在于资本逻辑的内部矛盾[105]。黄惠认为，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也是逆全球化发生的根本动力，资本为了达到增值的目的，就会在繁荣期和萧条期表现出相反的特征，本质都是为了实现资本利益最大化[106]。袁志刚认为，如果全球化不能给一个国家各阶级带来同样的收益，由民主决策过程决定的主权国家就会采取逆全球化政策，而全球化可以与理性的、坚持民族整体利益的主权国家共荣[107]。周文和冯文韬认为，目前全球化受阻，世界经济面临持续下滑趋势的内在原因是世界市场上潜在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空间受限，同时创新动能不足[108]。鲁明川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逆全球化浪潮主要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失衡，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则是导致逆全球化的深层根源[109]。谢地和张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关系的角度分析了发达国家成为推动逆全球化主要力量的原因，认为逆全球化现象本质上也是发达国家调节经济利益关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其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演化及其在全球的放大[110]。肖玉飞和周文认为，当前世界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既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恶果，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模式的失败，更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重塑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手段。只有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才能破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难题和困境，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11]。

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与面临的问题等，学术界也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王一鸣认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核心是“循环”，需要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关键在改革，要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112]。张倩肖和李佳霖分析了产业共生视角下优化产业转移演化路径与构建新发展格局路径，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和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不断变化，产业转移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途径。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依托产业转移的合理调整和良性演进[113]。洪银兴和杨玉珍认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实践中转向新发展格局需要需求侧推动、供给侧推动以及外循环转向[114]。程恩富和张峰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出发，分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性、基本内涵和主要问题，并且认为构建和完善新发展格局需要坚持推动产业升级、坚持科技领先原则、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等新发展方略[115]。洪银兴认为，进入新时代后，应以内循环为主体，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116]。周绍东等以物质资料生产活动为切入点，解读了我国对外开放战略转型，认为要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就要调整各种资源在产业间的组合和搭配方式[117]。任保平从分工理论视角构建了“十四五”时期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认为新发展格局内在蕴意是改善和调节劳动分工，从而向以国内分工、国内市场和国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分工体系转化[118]。朱珍和郑云峰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实现还面临着两大部类平衡生产如何保障、复杂劳动如何有效形成、“异化”现象如何节制等问题，应从顶层设计上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更好发挥地方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共同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构建[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