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本土化水分　国际化干货

1982年，中曾根康弘成为日本首相。他提出日本的国际化战略，试图让日元升值，帮助日本企业走向国际，在海外市场进行大规模收购和扩张，促进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国际化经济格局。

日本首相为什么要提出国际化战略呢？

当时大致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随着国内劳动力及土地价格上涨，人口红利消失，国内市场饱和，低端产能严重过剩，日本政府开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希望把一些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海外，优化全球资产配置，促进技术产业迭代升级。

二是“二战”之后，在产业政策扶植下，日本经济及企业在低汇率及相对封闭的市场保护下快速兴起。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经济进步，日本民族情绪水涨船高，试图迈向国际一展身手。

三是日美贸易战持续深入，美国迫使日本纺织、钢铁、汽车、金融、电子等领域开放市场。

与其被动开放，不如有节奏地主动开放。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提出国际化战略，甚至主动提高日元汇率，帮助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扩张。

所以，在民族自信心和国际化战略的驱动下，美日之间在日元升值这一点上达成了默契，这才有了1985年的五国广场协议。

亲身参与了广场会议报道的日经新闻记者泷田洋一于2006年出版了《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一书，详细地还原了当时日本的民族心态和国家战略。

关于广场协议是否存在美国霸权或阴谋，很难确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存在阳谋，美国占据了主动权。有以下几个信息值得关注：

一是1980年前后，美国保罗·沃尔克掌管美联储期间，为了控制持续多年的高通胀，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导致美元对外快速升值，美元被严重高估。

1982年后，美国摆脱了滞胀危机，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陷入美元通缩，美国政府及贸易赤字持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定协商调整国际汇率，提高其他四国货币价格，以压低美元汇价。这是广场协议的国际背景。

根据威廉·西尔伯的《力挽狂澜》一书中的描述，当时沃尔克及美联储并不希望美元贬值太多，主导这次美元贬值的主要是里根政府的财政部。当时里根总统已连任，为了扭转赤字，他希望利率下降，但掌管美联储的沃尔克担心通胀反弹拒不接受。于是，里根指派财长贝克降低美元汇率以达到目的。这是广场协议的美国政治背景。

二是日本主动提出提高日元汇率。

根据1995年日本经济刊物《经济学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日本财长竹下登承认，是他主动提议召开这次广场会议，而非美国财长贝克。在广场会议上，竹下登表示日本愿意协助美国采取入市干预的手段，以压低美元汇价，甚至说“日元升值20%，OK”。

在协议发表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提问：“日本为什么会容忍日元升值？”

竹下登打趣地回答：“因为我的名字叫‘登’啊。”（“登”与“升”在日语中同音）

后来，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副相行天丰雄共同撰写了《时运变迁》一书，详细地回忆了这段历史，描述了日本与美国在日元升值上的共识。

三是广场协议签订后，各国开始抛售美元，继而形成国际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美国很快就受不了了。

到1986年末，美国对外净债务总额达2636亿美元，已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净债务国。美元贬值并没有改善美国的贸易收支，相反，贸易赤字进一步扩大。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叫时滞效应。

广场协议签订后不到一年半时间，即1987年2月，美国、日本、德国等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的卢浮宫达成协议，一致同意七个国家合作干预外汇市场，保持美元汇率在当时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此次会议协议史称“卢浮宫协议”。此后几年，国际汇率包括日元对美元汇率保持相对稳定。

所以，广场协议的签订，并不是简单的“货币战争式”演绎的汇率狙击。它包含当时美元被高估，迫切需要改变国际汇率混乱状态的客观要求，也包含五国利益博弈、美元霸权主导的残酷现实，还包含日本主动求变，以日元升值支持国际化战略的雄心壮志。

日本这次国际化战略，成败几何？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在日元升值和国际化战略的推动下，日本开启了全球化投资、收购门阀，将大量资金和大型制造业转移到海外，这是日本战后第一次全球化产业大转移。

日本的国际化战略本身没有问题，也几乎是日本唯一的战略选择。日本的泡沫经济问题，不在战略上，而在策略及执行上。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英镑、马克、法郎同时对美元升值，但日本政府及货币当局在当时“米德冲突”之下执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

当时，日元升值，日本迈向国际化市场，日本政府缺乏在开放经济体中管理市场的经验。他们高估了日元升值对本土制造业及出口的打击，同时低估了货币扩张对金融市场的冲击。

为了帮助国内制造企业抵御日元升值带来的成本压力，日本货币当局下调了利率，以更多的流动性支持日本企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大量的货币并未流入制造业，而是进入房地产及金融市场，催生出房地产泡沫。

美国要求日本在日元升值的同时加大对美国商品的进口，以缩小美对日的贸易逆差。但是日本政府的策略是，不希望拿出外汇储备来直接采购美国商品，而是通过降低利率、扩张货币，释放更多的货币加大进口（当时日本外汇和汇率非完全市场化）。如此一来，进一步释放了流动性，推高了房价，助长了炒房投机。

另外，日元固定对美元升值，导致大量国际热钱流入日本投机市场。这对日本房地产及金融市场来说，无疑是推波助澜。

几个因素叠加，从1985年到1990年，短短几年内，日本房地产及股票价格暴涨。到1990年，资产泡沫危机一触即发。此时，日本央行意识到危险，快速提高利率，市场立即陷入流动性危机，日经指数暴跌，楼市崩盘，日本经济泡沫破灭。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日本全球化的情况。

当时日本企业借助日元升值的浪潮，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和收购，买下了美国的土地、矿山、农场、工厂、企业、银行、旅馆、摩天大楼、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以及大半个好莱坞等。

1989年10月，日本泡沫经济达到鼎盛时期，日本三菱以8.46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拥有者洛克菲勒集团51%的股权，从而取得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控制权。美国报纸刊登的大幅漫画是丰田汽车从天而降，漫画名字叫“虎、虎、虎”，这正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投弹的暗语。

日本人的“买、买、买”，令美国人大为震惊，也令日本本土民族情绪爆棚。当时，很多日本人认为，买下美国、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而且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国内资产受到挤泡沫、去杠杆的严重打压，企业长时间没有缓过神来。日本企业经历了十年左右的挣扎、彷徨，全球化战略大幅度回撤。

随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迅速波及日本本土市场。退无可退的日本企业重拾全球化扩张之路，将包括制造业、物流业等在内的产业外移，形成了第二次产业大规模战略转移。

2000年以后，日本企业在海外的收购数量和单笔的金额远远高于20世纪80年代的对外收购。日本历史上金额最大的10个跨国收购案都是2000年以后发生的，日本企业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国企业。

怎么评价这两次产业大转移？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乘着日元升值的东风，向全球大肆扩张，实现了第一次产业全球化大转移、大布局。这次大转移，带着巨大的泡沫以及野蛮生长的冲动。泡沫危机爆发后，日本很多国外产业被迫低价出售，大有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态势。不过，这次大转移为其日后的国际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以汽车业为例。日美两国政府从1979年开始围绕汽车贸易问题进行谈判，美国强烈要求日本对美实行自愿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厂家到美国投资设厂以及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等。

从1982年开始，在日美贸易战和日本国际化战略的背景下，丰田、日产、本田、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相继在美国投资生产。

开始时，日本企业遭受不小压力，成本增加，规模锐减，但日本车企还是顽强地在美国生存下来，并逐步建立竞争优势。日本在美国本地生产的汽车数量，从1983年的6万辆、1984年的24万辆、1985年的36万辆猛增至1987年的74万辆、1988年的89万辆、1989年的125万辆。

这次被动或主动的国际化，虽然艰难甚至凶险，却倒逼丰田、本田、日产、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车公司成长为国际化的车企。美国原三大车企只剩下两家，丰田一度超过通用成为全球第一大车企，且具有相当大的技术竞争力。

2000年之后，日本掀起了第二次全球化大浪潮。这次全球化促使日本海外资产大规模增长，总资产甚至超过日本本土GDP总量。

2001年，日本海外总资产达到2.9万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经济规模的75%；海外净资产达到1.5万亿美元。2011年，日本的海外资产和海外产业相当于日本本土的1.8倍。其中，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七大综合商社在2011年对外投资总额达397.5亿美元，大幅超过历史峰值293.8亿美元。

这两次全球化大布局，铸就了现在日本庞大的离岸经济。

很多人说，日本在海外还藏着大约两个“日本”的经济体量，说明日本并没有衰落。其实，这种观点并不成立。因为日本在海外有资产，美国、欧盟在日本也有资产，资产规模有所抵消。

日本庞大的离岸经济能说明什么？

日本企业向上游核心技术领域转型，说明日本的产业结构在优化。日本企业向国际扩张，形成庞大的离岸经济，说明日本经济国际布局得到优化。

如今的日本，是亚洲唯一深度全球化的经济体，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发达国家。

日本已从一个本土经济大国，转变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强国。从规模上看，日本是萎缩了，但从质量上看，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一个全球化发达经济体至少具备三种意义：

一是企业从本土企业晋升为跨国企业，这是一种质的飞跃。

跨国企业具备全球采购、生产、投资、资产配置以及国际化管理的能力，具有更强的国际资源整合能力，以及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

过去的企业在日本本土设厂、生产，然后出口到美国、欧盟。如今的跨国企业在美国设厂、投资以及进行资产管理。丰田、日立、三菱等日本企业失去了国内市场的保护，与欧美企业同台竞争，反而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

二是全球化开放经济体下，日本的资产得到国际市场的检验。

这一点极为关键。从GDP、产业规模、企业营收等任何一个数量指标来看，日本在过去30年都几乎没有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日本依然处于经济萧条状态。

但是，有一个前提容易被人忽略。30年前的日本经济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其经济规模、产值具有相当的水分和泡沫。当时的日本是“虚胖”，实际上没有这么大的规模。

如今日本是一个全球开放经济体，日本的房产、股票、债券以及金融资产，都在国际市场自由竞争中被重新估价。如今的资产规模是被挤过水分的，是相对真实的。所以，表面上日本的经济规模没有增长，但资产实际上在增加，真实的竞争力也在增强。

就像同是150斤的人，一个病态虚胖，一个精干强壮，两者的真实实力完全不同。这其实就是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蜕变。国际竞争给日本经济去泡沫，倒逼其提升核心技术、国际化运营管理等核心竞争力。

三是从贸易国际化转向要素国际化、金融国际化，从互补型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变。

“二战”之后，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崛起，国际投资兴起，再加上互联网及计算机浪潮，三股强大的势能推动经济全球化从贸易国际化向要素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转变。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风格大切换，日本企业不得不顺应大势，从对外贸易转变为海外投资、设厂以及资产管理；另一方面，互补型贸易导致美日贸易摩擦日益尖锐，日本跨国企业推动美日贸易向重叠型贸易转变，极大地减少了国际交易成本。

日本车企在美国投资建厂后，本土生产数量日益增加。同时，日本对美国出口汽车数量明显下降，从1986年的343万辆逐年递减到1989年的243万辆。

如今日本的跨国公司不再是本土生产及贸易公司，而是全球要素配置公司，在美国、欧盟管理着规模庞大的资产。

日本是亚洲最强的全球化国家，但其国内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民族文化。是日本的国际化成就了这种自信，还是封闭保护了它的文化？

在泡沫危机爆发背景下，日美贸易战“强化”，韩国、中国强势追赶，日本企业及经济对内转型升级，对外竞争求生。日本企业及社会失去了很多，如今不少企业再难回巅峰，工薪阶层承受着全球最大的加班压力。这一残酷的磨砺过程，算是对过去畅饮泡沫的一种惩罚。

如果要问，日本在泡沫危机中失去了什么，日本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GDP的增长，而是百年一遇的信息技术革命的主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