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2 围绕“双碳”目标，积极有序合理推动绿色转型[1]
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双碳”目标的提出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这既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郑重承诺，更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简单地说，不是别人要求我们转型，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转型。
分步骤实现这一目标，将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泛、深刻和长远的影响。概而言之，这将会带来一次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和投资机遇，一场配套的制度变革和创新，一次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系统性重大变革。
从这样的认识高度出发，结合近一个时期落实“双碳”目标出现的一些情况，需要关注和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当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坚持降碳、减污、增绿、增长“四位一体”，协同推进。
总体来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存在区别。发达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的高峰期，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增长阶段，常规污染问题基本解决，生态环境总体上较好，经济进入成熟期，不再有较高的增长潜力，绿色转型主要涉及碳减排问题。而中国除了要解决碳减排的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依旧突出，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必要也有潜力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几个方面对中国来说都很重要，都要抓、都要硬，不可偏废，因此，需要建立降碳、减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
这种降碳协同机制不会弱化只会增强。就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而言，碳减排和其他污染物治理有很大不同。比如，一家工厂排出污水和废气，周边被影响的人群反应很大，要求治理的积极性很高；碳排放影响的是全球长期气候，具体人群很难直接感受到，要求减排积极性较低。因此，人们对治理常规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的积极性是不一样的。
另外，碳排放与其他污染物排放有较高的同源性，深圳的经验表明，这一同源性可达到70%，也就是说，在减少其他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也会减少碳的排放。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同源性，以积极性高的活动带动积极性低的活动，产生协同效应。
再比如，生态修复、植树造林可以增加碳汇，而碳汇可以中和碳排放。大力促进高生产率、低排放或零排放、低成本的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既能促进经济增长，也有利于降碳、减污、增绿，是更好的发展方式。
深圳空气质量达标、碳达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三达”经验表明，这种协同效应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二是不能搞“运动式”减排。近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排。在地方调研时，有些同志反映当下压力最大的短期减排指标，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有报道指出，某些地方为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这种情况应该不多，但却反映了一种倾向。
还有一种情况，现阶段推动减排，主要采取的还是由上而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用行政性手段实施的办法。而且这种办法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这套办法的优点是行动较快，也可能较快取得成效，但缺点是指标分配未必合理公平、激励不足、存在“搭便车”现象、实施成本较高、平衡性较差等。
应该明确的是，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关键是用绿色技术替代传统技术，要减少碳排放，而不是降低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速度，更不是在不具备绿色技术的情况下人为改变正常供求关系。
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遵循绿色转型规律和市场规律，否则就会适得其反。通常我们讲要破旧立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在绿色转型中，应当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也就是党中央强调的“先立后破”，着眼点首先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在确保产能供给安全的前提下平稳转换。
三是减碳不能指标错位。近期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是用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指标来实现“双碳”目标是否合理有效。提出能耗“双控”指标，是为了鼓励节能、提高能效、限制过度用能，以尽可能少的能源消耗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这个初衷无疑是对的，但相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一个问题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同样的能源消耗，既可以是高碳的，也可以是低碳甚至零碳的。我们的目标是在保障必要能源供应的前提下，通过调整能源结构，用低碳或零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逐步降低碳的含量。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刚超过1万美元，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3万～4万美元，人均能耗特别是人均电耗还要有较大的降低空间。如果能源总量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那是不符合发展的初衷的。
另一个问题是，撇开碳排放和常规污染物排放等问题，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适合用行政性办法还是用市场的办法？在这种情景下，能耗“双控”指标，实质上是一个成本控制问题，包括能源在内的投入品到底如何用、用多少，只有作为当事人的企业才可能搞清楚，并做出正确决策。举例来说，近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相当低了，如果某个企业用这类绿电生产一种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即便能耗高一点，算总账还是合算的。这类信息和决策，政府在宏观层面是很难把握的。
所以，建议加快创造条件，用碳排放“双控”的指标，即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指标，来替代能耗“双控”的指标，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实现“双碳”目标。当然，能耗“双控”指标还是有用处的，可以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评价分析指标。
从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出发，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应当着力抓好绿色转型“打基础、利长远”工作，重点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从根本上说，要靠绿色技术驱动，需要大规模、系统性地“换技术”。绿色技术应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二是少排放或零排放，三是与传统产业相比要有竞争力、低成本。要达到这三个目的难度很大，但通过努力是有可能实现的。以光伏产业发展为例，过去十年，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了80%～90%，已经可以和传统的燃煤发电相竞争。业内专家预计，今后几年，光伏发电成本还会有较大幅度下降。
技术创新方面，首先是推广那些已经成熟，应用后能够产生明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技术。同时要加快形成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体制机制与政策环境。绿色创新既要做减法，如防治污染，更要做加法和乘法，如低碳和零碳新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有研究认为，这将会带来百万亿级别的巨额投资，具有传统发展方式下不可能有的发展空间。
制度创新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那么如何使市场在绿色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客观地讲，目前还不具备条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进入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绿色转型期后，有可能形成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微观基础。
制度创新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建立碳账户和绿色责任账户。
首先，要推动碳核算和生态核算。核算是绿色转型的基础，不论是行政性办法还是市场性办法，前提都是把账算清楚，要有一套科学的算账方法。这件事情很重要、很紧迫，但迄今为止仍然是一大短板，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上面提到的碳排放“双控”指标，重要的制约因素也是缺少核算基础。发展绿色金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绿色标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绿色核算问题。目前，对这方面的重视程度和研究进展显然还跟不上绿色金融发展的脚步。
其次，在碳核算、生态核算的基础上，建立碳账户和生态账户，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其他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等要素在内的各级政府（国家、省、市、区等）、企业和个人的绿色责任账户，确定各个主体的减排责任。一旦产权和责任落实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也就“清洁”了。因此，应当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通过绿色责任账户让国家的“双碳”目标真正分解落地，推动绿色转型取得有效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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