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对冷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重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践行反恐的旗帜下进一步向全球输出其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力量，以及以意识形态为内涵的文化渗透，以此巩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领导者的地位。全球经济也在新千年初期经历了一轮快速的发展周期，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突然到来颠覆了这一切，美国经济下滑至30年来最低，生机盎然的欧元区受欧债危机拖累，不断引发欧洲央行被迫启动救援机制以保持对成员国财政压力的支持，以稳定欧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地位。在实体经济层面，以传统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体系日渐式微，一方面，制造业成本的不断上升导致了全球制造业的渐次转移，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国际分工体系进入了新一轮调整周期；另一方面，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不断冲击着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方向发展。

在全球经济普遍衰退的历史背景下，以欧美为代表的自由经济发展范式引发了世人对全球经济未来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的激烈探讨和深刻反思。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化发展成为经济学近年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人们不再仅仅关注实现均衡的基本条件和要素，也开始关注市场非均衡的实现机制与进程。其中，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基于运输成本、聚集经济、规模经济、递增收益、外部性、人力资本、技术扩散等角度，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作出了深刻解释，提出了区域之间经济增长趋异或发散，并进一步提出工业区理论。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和赫希曼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展开了更加深入的解释，以“中心—外围”和增长极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与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自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价格开放—市场开放—要素市场开放”40多年的改革发展，已经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并在此过程中发展成为GDP高达10万亿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超过8000元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其快速的市场发展速度及其取得的巨大经济发展成就全球瞩目，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被经济学界热切关注。

全球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掀起了一阵阵逆全球化运动与思潮，英国脱欧和欧洲主要国家右翼上台则是这种逆全球化运动的有力诠释。受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影响，全球贸易摩擦频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模式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经济发展出现了显著下滑，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动荡，加剧了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恶化。为了推动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政府恰逢其时，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一带一路”创新全球治理的新思想，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全球变革进程中中国的“天下观”。

一是新的大国观。中国经历多年发展已伫立世界舞台中央，其强国之路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近年来，西方关于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修昔底德陷阱”难以避免的“预测”等言论不绝于耳。中国深入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和“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表明中国不会走传统大国崛起的老路，认为各国的强盛之路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和平发展、坚持合作共赢的新路。

二是新的发展观。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安全彼此倚重，文明相互融合，从利益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间有曲折和反复，但大方向不会变。

“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希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带动合作伙伴共同发展，扩大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加深文明融合，特别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等措施实现工业化，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问题。“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参差不齐，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因而具有不同层次的合作需求。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其主要需求是大力发展工业，促进工业生产快速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其主要需求是提高工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国家，其主要需求则是发展高新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努力实现与合作方的国情、国力和发展需求紧密对接，开展多层次、多模式的立体化经济合作。

三是新的国际合作观。“一带一路”倡导以平等发展、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为国际合作基本原则，各国在相互尊重发展战略和文明差异的基础上全面合作。随着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全球新兴力量的崛起，国际关系民主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需要建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贸易和投资“平地”，保证不同类型国家的共同发展。为此，“一带一路”顺应世界格局变化大趋势，既强调“南北合作”，又重视“南南合作”。

四是新的国际秩序观。“一带一路”所代表的创新全球治理，致力于国际秩序能够适应全球秩序变化，与时俱进，凸显中国作为国际秩序建设者、维护者、贡献者的大国风范。中国既努力维护国际秩序，又呼吁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决策权和话语权，使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公平、合理。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跨意识形态、跨区域、跨领域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对全球“善治”将做出新的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响应。实践表明，共建“一带一路”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历史发展方向，国际认同日益增强，全球合作伙伴越来越多，影响力持续扩大。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之首，政策沟通是开展各方面务实合作的基础，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之间政策沟通不断深化，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2018年8月，已有14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了近12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进程的加快，中国与相关国家的贸易往来不断扩大，投资合作持续深化，一批重大项目落地生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5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成为25个沿线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对外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建设了82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总投资28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和20多亿美元税收。

为了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与地区，本书将对沿线主要区域及经济体的基本经济状况进行评述。为了便于统计研究，我们结合地区经济特征，对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如下安排：南亚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趋同，且中国与“东盟”12国关系更加密切，因而着重介绍东南亚地区。独联体国家经济结构与中亚国家趋近，因而重点介绍中亚地区和中东欧地区。此外，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延伸段的非洲，随着中国近年来与东非和南非地区国家合作日益深入，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作用逐渐凸显，因而对涉及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非洲国家地区也作出介绍。

本书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本经济状况展开介绍的基础上，阐述国际金融危机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缓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风险和恐怖主义加剧的环境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诸多机遇与挑战。此外，全球高新技术的兴起和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在极大地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其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的新内容。全书共分为五篇，第一篇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践展开评述，梳理全球一体化的理论发展脉络，并对其全球实践成果进行介绍。第二篇对“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中西亚等主要区域及相应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述，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本国情与经济发展特征。第三篇从制度藩篱、空间约束和产业结构差异三个方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第四篇对“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出现的合作机遇展开论证，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规模的出现和规模持续增长以及国际产能合作为主要论证内容。第五篇对“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展开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