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念的诞生

若只看本书标题中的“政治”二字，人们会产生这是近代西方舶来物的强烈认知，以至于认为东方传统上不曾存在过“政治”这一观念。孔子在 《论语·为政》篇中说，政治匡正世间事，使之合乎本分，即“政者，正也”，包括朝鲜在内的东方儒生们也都以“治乱之方”作为治学的根本追求。然而，现代意义的“政治”，或者说“政治的”都与这个概念相去甚远，而是与西方的近代殖民社会有所关联，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脉络保持一致。因此，在以“前近代事物”，或者说“封建事物”为象征的东方社会的传统里寻找与这一概念的关联，可谓无比困难。

然而，通过掌握东方传统政治思想中“政治”的词源和观念变迁，我们可以找到现代“政治”在市民社会优位论、经济优位论等观念中逐渐沦落为低等观念的原因，也能获得制定对策的智慧。为了将“政治”这一概念视为彰显在人类所有行为之中且作用于一切思考的根源性反省，同时将其看作与人类本性和人际关系紧密相关的思维总体，观念史的探讨必不可少。首先要认识到，“政治”在西方近代市民社会产生以前就早已存在，存在于西方经济尚未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绝对优势之前，也存在于“东西”“古今”这些文明分野产生之前的每一个人类聚居的角落。在中国思想史上，“政治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基础版图，也是历史智慧的结晶。

如今，“政治”这一词语实际上是“政”与“治”的结合体“治”字是来源于古代河川名称3的形声字，后来被借音用在“大禹治水”等表达上，和“理”的含义一样，逐渐被用以形容治理得好、秩序安定的状态，还引申出了“治疗”“治学”“治国”等常见搭配。

《古文字诂林》提供了“政”字的详细信息。4综合来看，既有人将之视为表示“正确”之意的“正”字与表示“敲打”之意的“支”字的会意字，也有人将之视为形声字。古代既有把“政”写作“正”的情况，也有与表示“整理整顿”之意的“整”字通用的情况。“政”字初期字形的演变如下：

“正”字原本是表示“征伐”之意的“征”字的本字。在甲骨文里，该字在表示行军之意的“”上添加象征邑城的“”，意思是“控制邑城上的行军秩序”。甲骨文“”字是在“正”的右边添加了表示手持器械敲打攻击之意的“”所组成的文字，表达“凭借武力征服统治”的含义。其金文形态为“正”字与“攴”字的变形，小篆形态则是金文形态的延续。《墨子·天志上》篇中的“必从上之政下”中“政”字的含义，便与原义相近。 《诗经·大雅·皇矣》篇中也有“其政不获”一语，即“此政治无法获得民心”。这里“政”字的意思为“政治教化”。政治教化这一观念逐渐扩大，有 《大戴礼记·用兵》篇中“诸侯力政”的“政”字作“征伐”之意，《礼记·乐记》篇中“庶民弛政”的“政”字作“税金”之意，《韩非子·五蠹》篇中“先王之政”的“政”字作“政策”或“法令”之意，《孙子·谋攻》篇中“下政攻城”的“政”字作“策略”之意使用。随着“政”字观念越来越多样化，最终覆盖了政治性事物的全部。

《左传》中常见“执政”一词，如 《左传》宣公十二年中“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等，说的正是“政”观念的外延。《论语》更是集大成地探讨了这种“政”观念。孔子在 《为政》篇提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以政领导民众，用刑罚维持秩序，百姓只会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心。用德领导民众，以礼维持秩序，百姓不仅会心生羞耻，而且会品行端正。孔子以一种极其灵活的方式解读“政”观念，除政权或政令之外，还把孝顺与友爱都视为“政”的一部分。在同一篇章中，他还反问道：“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何必一定要从政才算为政呢？即政治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方方面面。

如此，《论语》可谓是构筑了东方传统时代政治思维基础的最具影响力的代表性书籍。“政”字在 《论语》中出现了43次，而“治”字出现了6次。如果以现代用语来翻译上述引文中的“政字，则可译为国家或各级组织的行政、从事各种政务或政策立法等事务、协调利害关系、端正社会秩序等。“治”字因此用以形容秩序安定的状态，而如舜帝时的统治是“治”最为理想的境界。如上所述，孔子把刑、德、礼、正等全部阐述为实现“治”之秩序的政治行为。执意以今天的用语来翻译“政”字的话，可有政治、行政、政务、政事、政令、政策、政府等含义。孔子认为建立在刑罚之上的秩序要劣于建立在礼之上的秩序，并以同样的逻辑把作为自己政治理念总纲领的“德”设定为政的高级价值。无论如何，这种从人类社会的诸多关系网中思考秩序的做法，其实与今天我们设想的“政治”的含义大同小异。

由此看来，东方的典籍许多都是与 《论语》或 《孟子》类似的政治学教科书，它们常常把太平清明、秩序安定的状态称为“治世”。为达成这个“治世”，东方文献创造出包含“政”字在内不计其数的概念。譬如，“治理”一词至少有数十种汉字表达。《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齐”“治”“平”等以及“乂”“理”“拨”“听”“管”等便是例子。尤其儒家思想的“仁”“义”“理”“智”“信”或“学”“文”“孝”，甚至“礼“乐”，都是实现“治”的政治行为及政治学性质的探究对象。“君子”则是综合这些优秀品德于一身的伟大政治家。传统时代的知识分子阅读、背诵这些论述“政治类事物”的典籍，凭此走上仕宦之路。他们把“综合体”政治视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与人际关系的秩序体系，并且始终憧憬成为能够践行“政之治”的君子。

形容“政之治”状态的“政治”一词在先秦典籍、史书及诸子百家的书籍里比比皆是。《周礼·地官·遂人》篇在解释名为“遂人”的负责管理耕地的官职时，提到“掌其政治禁令”一语，指能让“政”实现“治”的一切行政措施。而以教育与教化的政治作用为特征的儒家政治学，秉持着“使政得以治”的关键，把统治者的教化能力视作政治核心。汉代，贾谊在其 《新书·大政下》篇中对儒家思想的这种“政治”观念作了以下梳理：

夫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大意是，百姓是诸侯的根本，教化是为政的根本，道是教化的根本。有了道，教化才能实现；有了教化，政才能治；政得以治，百姓才会以之互相劝勉；百姓相互劝勉，国家才会繁荣昌盛。

中国传统政治观念象征着端正自身，实现社会道德秩序，以及与共同体良善秩序相关的所有事物。政治是与内在的人性修养以及人类社会几乎所有领域都有所关联的问题，人们一辈子的生活样式，“家人—亲属—乡村—国家”等，一切都被包含在了道德秩序的范围内，一举一动皆是政治。中国直到清朝末期，韩国直到高宗时代，对政治的理解都是如此。

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政治观念的输入，作为综合体的传统政治观念的内涵变得狭隘起来，或是指“对社会稀有价值的专制分配”或是指“权力统治与服从的相互关系”等意。日本近代思想家西周在1867年首次把“politics”翻译为“政治”，福泽谕吉将之扩散到了全日本，该词后又作为所谓的“新学”逐渐流入中国与韩国，最终支配了近代东方的政治观念。孙文把“政治”视为“管理众人之事”，以“civil power”定义“政”，以“government power”定义“治”，主张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称为“统治”5，忽视了传统“政治”观念的综合性。近代韩国的情况如出一辙。6

因此，当我们理解了这一观念变迁的历史，也就能意识到政治学不仅是某一学科，更是结合了人文社会科学整体的综合性学问政治作为创造把人类社会引向更好境界的共同善的载体，既是哲学，也是经济，还是教育，即在“人间”发生的笼括历史与哲学在内的一切事物。政治是人类生命中蕴含之物，是在人与人之间游走的道德本身，是与共同体德性相关的所有为人的象征。广义来看经济、经营、法律、教育等都是政治的下属概念。如此，倘若传统政治的本质含义能广为传播并达成某种社会共识，或许能改变现代人仅把“政治”视为权力争斗甚至时而轻视之的情况吧。

以上是以“政治”观念作为例子7进行的阐述。我并非把追寻思想内部演变路径作为著述动机与目的的第一人。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8、余英时9等人此前已做过一些重视思想变迁的内部路径的研究。他们通过探讨宋明理学中的知性主义与反知性主义、尊德性与道问学等争论，提出了对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方向的新解释。本书一方面继承了他们的研究，另一方面又在叙事不陷入支离破碎、故弄玄虚的前提下，尽可能坚持思想的社会性这一立场不动摇。譬如同样是孟子研究，本书也会对戴东原的 《孟子字义疏证》等重视时代性、社会性的文献所蕴含的观念与观念群进行分析说明。

研究中国思想史需要面对的难题之一是无法断定古文献的形成时期，甚至很多时候，同一书籍中的各篇章出现的时期都会有所不同，因此主张往往会缺乏可信度，还可能出现判断失误。我们现在使用的古典文献大多是汉代重新整理过的，不少尚未溯源定本，不同的学者对这些文献的形成时间也有着不同的见解。随着许多文物的出土，关于伪书的争论愈加白热化，距离最终定论之日仍是路漫漫其修远。还有像 《逸周书》，一直以来都被认作是伪书，最近却被学者们鉴定为正本，这样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孔子以前的观念、诸子百家的观念等是此书最重要的部分，同样无法避免受这些论争的影响。

仅以本书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尚书》为例，虽然有推断说其中一部分内容形成于殷商末期，并定本于战国末期，但从今古文争论兴起的汉代开始直到现在，围绕其是否伪书的争论就不曾中断过。《尚书》包含了从上古尧舜时代到春秋中期的政治史记录，因而很难定位其问世的确切时间。文献时代问题是中国思想研究根深蒂固的难题，本书也无法断定诸观念出现与变迁的准确时代，因而打算以数百年为单位来进行论述。本书以春秋末期的孔子为研究界线，也是出于文献形成时代模糊性这一问题的考虑，望读者谅解。

本书是为正在学习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人们所准备的一种试论。从历史延续性的层面来看，中国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内涵最广泛的国家，在政治史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高水准的论争以及取得了制度成就的历史。因此，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登场的概念不计其数，其中蕴含着根据人们不同的著述意图，重要性也随之发生改变的众多观念。本书汇辑了我钻研中国政治思想30余年间认为重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内部的诸多基本观念，研究了它们被赋予的基础性意义，并分析、说明了这些观念的变迁。

中国早些年出版的多达523.5万字的 《中华思想宝库》与318.3万字的 《中国思想宝库》两部巨作，对各种观念进行分类还整理、选取了古典文献中的相应段落。这两本书仅收集了有关观念与相关文段，所以很难把握相应观念变迁的整体脉络，但依然可以从中了解具有代表性的作者的单位观念，因而是极其有用的材料。在甲骨文、金文等方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的12卷《古文字诂林》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10除此之外，为跟上词典与典籍急速电子化的趋势，汉典网、象形字典网11、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互联网工具也成为观念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基本网罗了中国古典哲学文献，它在我寻找观念变迁痕迹时可谓起了关键性作用，我将它与中华书局刊行的 《十三经注疏对照使用。

本书包括结论共13章，基本每一章都采用语言学 （philology）、哲学 （philosophy）、政治思想 （political thought）三段结构的方式进行分析。第一节会通过分析甲骨文、金文和小篆来说明该观念的词源及词义变迁；第二节会立足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对单位观念的转换作出了绝对贡献的孔子为中心，探究在他之前的初期文献中体现出的该观念的意义，在他之后诸子百家思想所呈现出的哲学议论与其历史变迁，以及从秦汉至明清为止属于帝国时代的该观念的变迁；第三节将一一深究这个观念与观念变迁过程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包括掀起了哪些论争、发挥了何等影响力等。

本书目录及顺序均按我主观思路设计而成，既无可参考的先行成果，也几乎没有就“何为重要”的问题能够给予客观评价的参考书。因网络搜索功能的便利，本书也不会过多着墨于登场人物的生卒年份与各类事迹。虽然诸子百家的书对观念变迁的影响最深，但篇幅所限，无法言及全部文献，所以只能择取给政治思想带来最大影响的儒、墨、道、法四家书籍，以之为中心进行分析。同样，本书也不可能囊括从秦汉开始到明清为止的所有典籍，因此我将优先选取在历史主流脉络中对观念的变迁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书目的选定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的主观思维。

我站在以下立场建构了包含结论在内的13章内容目录：政治便是如此——有天命，有心性，有国家，有君王，有臣民；有道德、仁义、礼法的统治原理，才有忠孝与公私的伦理，有华夷的国际关系。前述这些关键词，是我认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这是至关重要的24个观念。本书将把重点放在对它们的研究上，其间也会对一些相关概念作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