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文的早期研究

鲍文对于家庭的专业兴趣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那时他是门宁格诊所（Menninger Clinic）的一名精神科医生。在此期间，鲍文在门诊和住院部治疗各种各样的临床问题，包括精神分裂症、原发性酒精中毒和抑郁症等。与许多同事不同的是，鲍文与他的患者的家庭有相当多的接触。精神分析治疗的原则是不鼓励治疗师与患者家庭成员之间的接触，以防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的移情关系受到污染，但是鲍文对患者的家庭关系非常感兴趣，并开始研究它们。由于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都是住院病人，所以治疗师可以很方便地对他们开展研究。因此，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庭成了鲍文家庭研究的焦点。然而，要切记的是，任何一个有严重临床问题的家庭都可能具备和精神分裂患者家庭相同的研究价值，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中所能观察到的现象并非他们独有。

一项有关患者与家庭互动的观察尤其令鲍文着迷，鲍文发现每当患者与亲属（尤其是母亲）打交道时，他们会对彼此产生巨大的情绪影响。患者与母亲（某种程度上还包括其他亲属）之间，呈现出某种非常强大的情绪联结。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他的研究者也观察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与其母亲之间的这种紧密关系，并将其描述为自然界中的“共生”现象。这些研究者大多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背景的，也就是说，他们会以患者与母亲之间的无意识冲突和动机为基础来解释共生现象。然而，鲍文多年来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广泛阅读深深地影响了他，他试图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共生关系的存在。

鲍文阅读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生物学和进化论。因此，他将共生关系理解为一种自然现象，而且这种关系显然具有重要的进化功能。鲍文认为，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观察到的母子共生关系，其基础是深层的（在进化意义上）生物学过程和各种较明显的心理过程。他提出，临床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不过是某种自然过程的放大。没有必要用诸如“无意识动机”之类的概念去解释它。在孩子幼年，母亲与孩子的亲密关系是哺乳动物的普遍特征，在大多数情况下，年幼的哺乳动物逐渐长大，远离母亲，成长为独立的成年动物。然而，在人类的精神分裂症中，母子关系要比其他人际关系紧密得多，并且这种关系的亲密将一直持续到孩子成年。[2]

鲍文关于共生的思考，暗示着那些影响其他生命形态的自然规则也明显地影响着人类。对人类行为的理论解释，必须基于某些观念，即人类行为与其他所有物种的行为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没有得到体现，因此，精神分析没有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当鲍文还在门宁格诊所的时候，他就断定，人类行为可以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以生物学、进化论和其他有关自然进程的知识为基础。但在20世纪40年代，鲍文并没有意识到，将系统思维应用于人类行为能够推进精神病学成为一门公认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