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六朝文学思潮的嬗变深受时代文化新变的影响，而六朝又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特点尤为明显的时代。文化的多元冲突与融合，使得这一时期文学思潮嬗变的文化动因显得错综而复杂。本书选择佛学东渐为切入点，力图透过这一视角发现若干六朝文学思潮嬗变的文化线索。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佛学与六朝文学思潮”是一个学科交叉性课题，在学术界并非热点。不过，这一课题之于中国文学思潮史的研究而言，却是至为重要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六朝”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繁盛期，同时也是文学思想史上的收获期，发展趋向的叠合，使得佛教与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发生因缘实难避免。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经过近三个世纪的依附性传播，至东晋开始逐步进入士人文化行列。入南北朝而成为士大夫间最重要之文化思潮，影响所及包括其时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艺术、士人心态等各个方面。而一个时期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嬗变，一方面固然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风气的回应；另一方面，它还常常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潮在文学发展中的反映，六朝佛教之于文学思潮正是如此。
不过，本书重点研究的，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的关系问题，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其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所带来的冲击与新变，在六朝文学思潮的嬗变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概而言之，本书的两个核心关键词是“文化新变”与“思潮嬗变”。六朝文学思潮嬗变频繁，而每一思潮的形成及演变都与佛学东渐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新变存在密切联系。目前关于佛教传播与六朝文学思潮关系的相关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特征：其一，就总体而言，研究佛教文化具体内容对文学思潮具体个案影响的成果，要远远多于研究佛教传播引起的文化新变对一系列文学思潮交相嬗变影响的成果；其二，即便是在对文学思潮嬗变的相关研究中，已有成果也更多关注的是佛教文化自身在文学思潮嬗变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较少关注由佛学东渐引起的文化新变在文学思潮嬗变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翻译文学与佛典》、陈寅恪的《四声三问》等系列论文、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佛教的翻译文学》等便已然触及佛教文化的相关内容与六朝文学文体风格及诗歌声律之关系等具体问题。至20世纪后期，饶宗颐在《梵学集》中、孙昌武在《文坛佛影》中、陈允吉在《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中对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虽有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入，但也基本涉及的是佛教文化的具体内容对六朝文学具体个案的影响问题。此后一大批学者的跟进，也基本没有超出这一研究范围和此种研究方法。在极少数关注佛教文化与六朝文学思潮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中，也具有一个共同特征：主要关注的是佛教文化自身在六朝山水、格律、宫体等文学思潮中发挥的作用，而较少关注佛学东渐所引发的文化新变对文学思潮嬗变的影响。因此，本书针对当前研究成果中尚存在的上述不足，提出以佛学东渐为考察轨迹，在详细考察佛学东来所引发的一系列文化新变的基础上，深入探讨这一文化新变潮流在六朝文学思潮嬗变中所发挥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所带来的文化新变绝不仅仅限于佛教文化自身，佛学东渐打包带来了新语言、新文学、新艺术、新思想、新观念等等一系列文化新元素，而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这一系列新文化也随之产生着广泛影响并对本土文化产生冲击，而在碰撞与交融中本土文化也随之发生新变。我们认为，这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所产生的文化新变，在六朝文学思潮嬗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以佛教在六朝时期的传播为研究轨迹，来详细考察不同时期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为六朝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何种新的变化，然后再深入探究这一系列文化新变在六朝文学思潮的嬗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二、研究现状及问题
六朝是佛教从初传逐步走向兴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文学思潮不断嬗变的时期。两者的叠合使得佛教与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发生因缘不可避免。20世纪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被不断地开拓和深入，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下面试对整个历程做一简要回顾。
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关系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近代佛学的复兴和批评史学科意识的自觉为研究佛教对六朝文学思潮的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对这一问题的现代研究得以开拓于这一时期。陈寅恪于1934年发表于《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上的《四声三问》，是较早涉及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相关问题的单篇论文。在这篇文章中，陈寅恪先生对四声所受佛经转读的影响做了颇为详细的考证，四声是六朝诗歌格律化的重要元素，陈先生的开创性研究，对后来佛教与六朝诗歌格律化思潮研究影响深远。继陈先生之后，逯钦立先生作《四声考》对佛教与四声之关系又做了进一步探讨。他认为：“四声论之所以起，端赖四声‘纽’之发明。”并详细论证了“纽”与佛教悉昙之“体文”的关系，最后认为周颙四声实“依仿梵音”[1]。为佛教与永明格律化诗潮的研究拓宽了思路。关于这一问题，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有所关注，他认为，“译经的求传藻蔚，使创作的风尚也趋向藻蔚”；“文学讲求音律，由于‘转读’‘梵音’”；而“魏晋文学的重视词华，当然与佛家的‘唱导’‘说法’有关”[2]。这些已触及佛学东渐引发的文化新变对文学思潮的影响问题。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对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的研究并未能将前期的开拓进一步拓展，反而进入一个沉寂期，几无成果可言。佛学研究在此期相对沉寂，故能以佛教论文学者已然极少，而能关注于佛教对六朝文学思潮影响者则少之又少。直到进入80年代，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的研究才再一次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领域。
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研究的繁荣期。这种繁荣一方面体现在研究成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另一方面体现在研究领域的突破上。对这一时期研究的发展与突破，可从两方面来进行考察。其一是对此前所开拓领域的深化研究，其二是新的研究领域的发现和拓展。
在开拓时期所关注的佛教与诗歌格律化问题，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佛教与永明声律理论关系的研究，自陈寅恪先生提出四声的发现是受佛经转读影响后，几成定论。不过，在新时期对陈先生的观点的质疑之声也不断发出。郭绍虞虽然赞同陈先生的观点，但一直认为陈先生所论仅为四声成立的部分原因[3]。管雄则明确指出陈先生论四声之成立“恐不可靠”[4]。这些质疑由于并未提出更为充分的论据，显得并不有力。饶宗颐先生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的质疑则显得有力得多[5]。饶先生首先论证了陈先生所言汉语四声来自对围陀三声类比的不确，并指出四声之兴也不是陈先生所言的在永明之时，而是始于刘宋。其次，他还进一步提出四声的发现当是受天竺悉昙影响所致[6]，这一观点大概受到逯钦立先生的影响，饶先生的研究为佛教对四声的影响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
随着新时期佛学与文学思潮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拓展，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研究在新领域的开拓上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可注意者有两方面：
其一是佛教对晋宋山水文学思潮的影响。晋宋之际山水文学思潮的兴起，与佛教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学者们认为，佛教“法身”“形神”观念对“山水以形媚道”文艺观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而这正是山水文学思潮兴起的重要因素。此外支遁、慧远对山水的理论阐释及山水文学的实践，对当时山水文艺观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围绕这一问题，新时期学者们展开了广泛讨论[7]。
其二是佛教对梁陈轻靡文学思潮的影响。学者们认为，当时文人对宫体轻靡书写的提倡，并不能仅仅归因于迷恋欲色而不返，他们对轻靡文学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如佛经一样演欲色异相以说法，达到劝谕警世的目的，而这正是为配合萧梁统治集团以佛法化俗的政治行为。因此，佛教对当时轻靡文学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8]。
进入新世纪以后，本课题的旧有研究领域依然是热点，成果数量占总数的大部。虽然其中不乏重复之作，但还是有一些成果将各旧有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第一，是对山水文学思潮研究的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依然围绕着谢灵运展开，不过在研究方法上开始趋向于从微观角度论证佛教对其山水文学观的影响。马晓坤《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意蕴》[9]、胡遂《谢灵运诗文与般若空观及涅槃境界》[10]两篇都通过对谢诗的详细剖析，指出谢灵运山水诗多通过对大自然景色的观照来实现自己的“照寂”“伏累”理论，其山水诗之内在理路多体现了触物起累、以理伏累、顿悟灭累的禅悟过程。普慧《弥陀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11]认为谢灵运自觉地接受了弥陀净土思想的影响，当他面对和走向山水文学和弥陀净土信仰时，其审美观和文学创作实践即被纳入他的弥陀净土信仰意识结构之中。李小荣、张志鹏《净土观想与谢灵运山水意象及意境之关系略探》[12]则通过对谢诗的详细分析进一步指出，谢灵运在山水文学的创作中，对相关山水意象的选择及意境的构建，皆受到了净土观想法的深刻影响。上述学者所论谢灵运山水诗与其禅悟理论和净土观念之详尽联系，皆能发前人所未发，推进了此领域的研究。
第二，是对诗歌格律化思潮研究的推进。自20世纪饶宗颐先生提出陈寅恪先生所言四声来自佛经转读的说法不确，而是受天竺悉昙影响所致后，饶先生的观点已基本为学界接受。不过，进入新世纪后，吴湘洲在《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13]一文中对饶先生的否定又提出了质疑，他通过大量材料的比较，认为佛经转读和永明声律论两者之间存在显而易见却一直被人忽视的联系，即二者都是与音乐有关的一种活动，所遇到的问题有很大一致性，即都是要解决字与声（词与乐）的配合问题，这是把二者联系起来的最重要的依据。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永明声律理论的产生就是受到了佛经转读的影响，但完全否定两者之间的联系也是缺乏有力证据的。普慧在《南朝佛教与文学》一书中指出佛经翻译中的梵汉互译对反切注音法的发明有影响，这是后来四声的发现的一个重要前提[14]。高文强《佛学东渐对诗歌声病观念及规则的影响》[15]则通过对声律论创制者的佛教背景和随佛教传入的梵语诗律在中土传播的考察，认为永明诗歌声病理论在形成过程中吸取外来诗律中的有益成分是完全可能的；并进一步通过相关材料的具体考证，指出永明声律论中的不少诗病概念和诗律规则都与梵文诗律有着渊源关系。此文为佛教影响永明声律论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途径。
第三，是对轻靡文学思潮研究的推进。佛教对宫体文学观到底有多大影响？20世纪的研究基本持“佛教是宫体文学观形成的主要因素”的观点。新世纪里，归青《佛教与宫体诗关系新探》[16]是一篇对本领域推进较大的文章。文章对前人所论佛教与宫体文学观之关系做了较全面梳理与辨析，认为佛教对宫体文学观形成的影响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这种影响又不宜高估，它并非宫体文学观形成的主要因素；影响宫体文学观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人性的需求和中古诗歌自身发展的逻辑。这篇文章对佛教与宫体文学观关系的定位客观而中肯，纠正了一些20世纪研究中存在的过度阐释的偏差。此外，刘林魁《佛教二谛思想与宫体文学理论》[17]认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作为宫体文学观的主导理论，其形成受到了齐梁时期兴盛的佛教二谛论中真谛、俗谛二元思想的影响。此文为本领域研究又提供了一份新观点。
新世纪本课题的相关研究不仅在上述问题方面有所推进，在一些新问题的研究方面也有了开拓性进展。
其一是新变文学观。六朝文学思潮的嬗变，多与新变文学观念的推动有关。对晋宋之际文学的趋新求变，前人更多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寻找原因，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18]一书中则认为，晋宋之际士人新变文化心态的形成，与佛学东渐有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佛学东渐造成中土传统文化的新变是影响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背景；二是佛教思想中的新变观念是促成士人求新文化心态形成的重要因素；三是晋宋之际佛教新思潮的大量涌入是推动士人文化心态新变的重要动力。这种求新文化心态对文学的趋新求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二是尚俗审美观。宋齐之际文学由雅趋俗，对轻靡文学思潮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文学风尚的转变有着多种原因。高文强《论永明士人对尚俗审美观之接受与佛教之关系》[19]一文认为在此转变过程中，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一方面，佛教在文化心理上对士庶差异的消解，有助于永明士人对庶族阶层所发动的审美俗尚的接受；另一方面，佛教对文化世俗化的催动，也为审美俗尚在永明士人群体中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纵观20世纪以来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的研究历史，虽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取得了不少突破性成果，但就整体而言，在六朝文学思潮史的研究中显然是相对薄弱的一环，研究者和研究成果都相对较少。从目前研究状况来看，本课题研究存在的主要不足如下。
第一，对文人接受佛教状况在佛教与文学思潮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六朝佛教与文学思潮”的研究，其思路大体上都是将文人作为一个被动角色，从佛教传播角度来探讨佛教文化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思潮等不同途径对文学思潮产生的影响；而极少将文人作为文化主体，从接受学的角度来考察文人与文学思潮是如何受到佛教影响的。作为文化传播的佛教与文人接受视域中的佛教实际上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而在影响文学特别是文学观念方面，后者显然更为重要一些。长期以来，偏重传播视角的研究方式，往往忽略了作为文学主体的文人在佛教影响文学思潮过程中所存在的重要作用。研究者往往更喜欢从佛教文献与文学文献的比较中判别两者的影响关系，而不太愿意从更广泛的文化层面探讨两者影响的存在。其实，许多佛教的影响往往并非直接反映在文学思潮之中，它常常是通过触动文化新变而影响到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进而影响到他们的审美观，再折射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念之中。在这种颇为曲折的影响途径中，文人对佛教的接受显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当前人们对这一曲折研究思路的忽视正是研究中对接受视角忽视造成的结果。正如荷兰学者许理和在其著作《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中强调研究早期佛教史“详细分析中国人对外来教义的回应”[20]显得尤为重要一样，研究六朝佛教对文学思潮的影响时，细致辨析文人对佛教的回应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从接受的角度来探讨六朝文人对佛教传播所做出的各种回应，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佛教在文人群体中所表现的选择性传播的内在原因，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层的观念因素方面去追问佛教文化是如何影响六朝文学思潮的。
第二，对僧人群体在佛教与文学思潮关系中的重要作用重视不够。新世纪的研究中虽然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僧人群体与文学思潮之关系，但对于这一群体在佛教与文学思潮嬗变方面的影响作用，研究还远远不够。东晋之后佛法隆盛，佛教本以佛、法、僧为“三宝”，“佛”与“法”作为一种抽象的存在，常常是以僧人的实践与宣讲为承载方式，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僧人就是佛教信仰的具体代表。因此，作为寺院僧众领袖的高僧，便常常成为在家信仰者皈依的对象。于是，文人与名僧交游，便成佛教兴盛时期士林中的普遍现象。名僧与文人交往过程中，不仅宣传佛法，同时也常常参与到文学创作与批评之中，如支遁、慧远便有不少诗作留传下来，钟嵘《诗品》下品中也列有齐惠休、道猷、宝月三人，可以说僧人文人化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这一现象对佛教影响文学思潮必然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刘跃进《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一文中所说：“这些文化僧侣对于文学界的影响，主要还不是他们自身的创作，更重要的还是佛教思想对于中古诗律演变、中古文学体裁、题材以及中古文学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21]目前研究对此显然重视不够。
本书的研究，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尚存在的不足，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研究，希望对佛教与六朝文学思潮相关研究能够有所补足，有所推进。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以佛学东渐作为切入点，在详细考察佛教的传播与接受所引发的文化新变的基础上，寻绎六朝文学思潮嬗变的文化动因。具体内容与主要思路如下：
一、玄佛流转与诗歌的哲理化思潮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了两晋之时的文化新变，即佛教借助玄佛合流从边缘文化走向精英文化，使佛教于东晋走向全面兴盛的现象，对两晋文学从“缘情”走向“析理”并在东晋形成诗歌哲理化思潮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玄言清谈首先是东晋诗歌哲理化思潮形成的根基，玄佛合流及其佛教兴盛则为这一思潮在东晋的出现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中，佛教的哲理化书写又为诗歌的哲理化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因此，东晋时期，佛理诗、玄言诗的数量大为增加，文坛中弥漫着浓郁的哲理气息。文人们在诗作中书写自己的哲理性思考和体悟成为一种趋势及潮流，这些作品往往体现了文人哲理化书写的重要诉求，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游仙涅槃与山水文学思潮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了佛学思潮从般若到涅槃、从物象到实相的新变对晋宋山水文学思潮的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晋宋之际，谢灵运、宗炳、鲍照、颜延之等一批文人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其山水审美，确切地说是观物方式较前代文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他们的山水书写中，山水的符号意蕴逐渐淡化，山水景物的本色之美得以呈现，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对于主体审美观念的变化，虽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佛教理论的发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当时的佛教义理不断被纠偏，逐渐摆脱对玄学的依附而走上独立化的发展道路。推动山水文学思潮兴起的这批文人往往有较深厚的佛学素养，对实相、中道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这恰恰影响的是他们观世界的方法和眼光，懂得注目于物之本然，从而能够凸显山水的本色之美，在推动山水文学思潮兴盛的同时也为后世山水文学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梵呗新声与诗歌的格律化思潮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了随着佛经翻译而兴盛起来的声韵文化以及文风的通俗化，对齐梁时期诗歌的格律化思潮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佛教自入华便开始逐步大量地翻译佛经，梵汉互译促成了“反切”注音法的发明和“四声”的发现，而佛教中转读、梵呗、唱导等读经与宣教方法在刘宋时期的流行，为齐梁诗歌的格律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佛经的通俗化特色随着佛教广泛传播也对文学风气产生较大影响，追求“易读诵”“易识字”成为齐梁文坛一时之风。此外，佛学东渐与带来的印度古典诗律知识也为齐梁诗歌的格律化提供了一定借鉴。正是这一系列文化新变有力地推动了齐梁文学思潮向格律化的转变。
四、异相善巧与轻靡文学思潮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了随着庶族皇权的崛起和文化新变的推动，新风俗尚成为齐梁时期文学审美的潮流，而印度文化中的女性观念以及佛经中的女性书写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产生的文化冲击和影响，则对梁陈时期文学的轻靡化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认为，在佛经翻译过程中，虽然印度文化中开放的女性观念和佛经中直露的女性书写已被严格过滤掉，但较为含蕴的女性书写却大量存在，而佛经中的这种书写则被佛教视为借“欲色异相”之超越达“弘道明教”之目的，这是梁陈文学轻靡化的一个直接渊源；同时，梁代佛教的国教化，武帝“舍道入佛”的示范作用，则是推动由皇族引领的文学思潮向宫体化嬗变的主要动力。
五、造像祈愿与北朝文学的仪式化
这一部分主要探讨盛行于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及其他佛事活动中的仪式因素对北朝文学仪式化倾向的影响。相较南朝佛教而言，北朝佛教重信仰而轻义理，造像活动尤为炽盛。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时代氛围的驱动，当时的社会各阶层都广泛参与到佛教造像活动之中。因佛教造像而产生了造像记这类独特的文本，其生成过程、内容和书写特色都与仪式有着密切的关联，是北朝文学仪式化的一处缩影。由于政治、族群及信仰等因素的作用，不少文人参与到造像活动之中，使造像记的书写蔚为大观。不只造像记，北朝文人的许多作品都与仪式有密切关联。因此，北朝佛教的繁荣和佛事活动的兴盛促使北朝文学呈现出仪式化的倾向，这一现象在北朝文学及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遵循以上研究思路，本书将主要运用文献学、文艺学、宗教学、接受美学、阐释学等相关方法，以及历史还原与逻辑演绎相结合、哲学阐释与文学阐释相结合等方法展开研究，以寻绎佛学东渐引起的文化新变在文学思潮嬗变中所起到的合理作用。在这一思路引导下，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研究内容之新意。对六朝文学思潮的研究，已有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具体个案的研究，如玄言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诗等形成的原因和具有的特点，而极少探讨六朝一系列文学思潮之间嬗变的文化动因何在，而本书的研究重点正在于此。
第二，研究思路之新意。对佛教文化与六朝文学思潮之关系的研究，已有成果在研究思路上大多以佛教为主体来考察其在各文学思潮中所发挥的作用，而较少关注各文学思潮的嬗变与佛教东来所引起的文化新变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本书选择以佛学东渐下的文化新变为切入点来展开研究，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有一定新意。
综上所述，本书的相关研究前人已有较多开创性成果，但同时因其难度也使该领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存在较多不足。本书的研究希望对某些问题有所补足，若能做到这一点已是难能可贵。但即便如此，本书的研究中肯定还存在很多不足，希望各位学者提出批评指正，以利我们进一步做好相关课题的研究。
[1] 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15、522页。
[2]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30—131页。
[3] 郭绍虞：《永明声病说》，《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1939年3月13日；郭绍虞：《声律说考辨》，《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郭绍虞：《声律说续考》，《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 管雄：《声律论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辑。
[5] 按：本节对20世纪佛教与六朝文学批评研究历史的回顾，仅限于大陆地区。所涉港台研究论著，也以在大陆发表时间为准而置于相应阶段进行讨论。
[6] 饶宗颐：《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论四声与悉昙之关系兼谈王斌、刘善经、沈约》，见《梵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7] 参见张国星：《佛学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蒋述卓：《支遁与山水文学的兴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6期；蒋述卓：《佛教与晋宋之际的山水文学思潮》，《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989年；齐文榜：《试论慧远对山水诗歌的贡献》，《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齐文榜：《试论佛教僧徒的山水诗对谢灵运山水诗的影响》，《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姜光斗：《论佛教思想对谢灵运之山水诗文的影响》，《中国山水的艺术精神》，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李炳海：《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陈道贵：《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张伯伟：《山水诗与佛教》，见《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8] 参见汪春泓：《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文学评论》，1996年第5期；张伯伟：《宫体诗与佛教》，见《禅与诗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9] 马晓坤：《论谢灵运山水诗的佛学意蕴》，《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10] 胡遂：《谢灵运诗文与般若空观及涅槃境界》，《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1] 普慧：《弥陀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文学创作》，《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
[12] 李小荣、张志鹏：《净土观想与谢灵运山水意象及意境之关系略探》，《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5期。
[13] 吴湘洲：《永明体的产生与佛经转读关系再探讨》，《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
[14] 普慧：《南朝佛教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52页。
[15] 高文强：《佛学东渐对诗歌声病观念及规则的影响》，《长江学术》，2006年第2期。
[16] 归青：《佛教与宫体诗关系新探》，《学术月刊》，2008年第7期。
[17] 刘林魁：《佛教二谛思想与宫体文学理论》，《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8] 高文强：《佛教与永明文学批评》，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19] 高文强：《论永明士人对尚俗审美观之接受与佛教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3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 （荷兰）许理和著，李四龙等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第二版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
[21] 刘跃进：《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