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一 皮皮克出现
一九八八年一月，元旦过后几天，我听说了另一个菲利普·罗斯。当时，我表弟阿普特尔°从纽约打电话给我，说以色列电台报道我在耶路撒冷出席对约翰·德米扬尤克的审判，据称这家伙就是特雷布林卡的“恐怖伊凡”。阿普特尔告诉我，对德米扬尤克的审判正通过广播和电视每天完整地实况转播。据他的房东太太说，前天我短暂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实况播音员指认我是法庭的一名观众，随后，就在今天早晨，我表弟他自己也在广播中确证了这一消息。阿普特尔打电话来核实我究竟在何处，因为从我上一封信的内容他判断我不可能在耶路撒冷，我要到本月底以后才计划去采访小说家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他告诉房东太太，如果我在耶路撒冷，我肯定已经与他联系过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在写《反生活》“犹太区”的时候，曾四访耶路撒冷，每次抵达后一两天，我照例会请阿普特尔吃午饭。
我的这位表弟阿普特尔——两次被迫从我母亲身边离开——是个长不大的大人，一九八八年他已经五十四岁，岁数不小，但发育不足，玩具娃娃一般，小脸上神情木然，活像一个正上年纪的少年演员。尽管他全家在一九四三年德国疯狂谋杀犹太人时耗尽了生命，阿普特尔的脸上却绝对没有二十世纪犹太人苦难生活的烙印。他这条命是一个德国军官救的，军官在一个波兰运输场将他劫持后卖给了慕尼黑一家男妓馆，以此为一份获利颇丰的副业。那年，阿普特尔九岁。直到今天，他依然受缚于那种稚气，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说哭就哭，说脸红就脸红，积习难改的哀求目光几乎不敢正视别人，整个生命依然笼罩在过去的阴影之中。正因为如此，我不相信他在电话里说的任何有关另一个菲利普·罗斯的话，这个菲利普·罗斯到了耶路撒冷却没让他知道。他渴望见到那些不在耶路撒冷的亲人的心情难以平息。
四天后，我在纽约接到了第二通告知我出现在耶路撒冷的电话，是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打来的。一九八〇年代初，每年大部分时间我依然住在伦敦，在一次以色列驻伦敦文化专员为阿哈龙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认识了他，此后我俩就成了好朋友。美国出版了他的小说《不朽的巴特法斯》的新译本，就因为此事，我为《纽约时报书评》安排了对他的采访。阿哈龙打电话告诉我，在他每天去写作的那家耶路撒冷咖啡馆里，他偶然拾得一份上周《耶路撒冷邮报》的周末版，在整整一页“下周文化要事一览”里，星期日底下有一件他认为我应该知道的大事。阿哈龙说，要是早几天看见这条新闻，他就会作为我的密使悄悄去参加这次活动了。
“大流散：犹太问题的唯一出路。”演讲人：菲利普·罗斯；
讲座结束后讨论会。晚上六点。大卫王酒店，供应茶点。
那天整晚我都在琢磨：阿哈龙证实了阿普特尔的消息，我该怎么办？经历了一个基本无眠的夜晚之后，我最后终于说服自己：一系列差错碰巧凑在一起，结果出现了身份的混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予理睬。第二天我起得很早，甚至还没有顾上洗脸，就拨通了耶路撒冷大卫王酒店五一一套房的电话。我问接电话的女士——她操着一口美国英语——菲利普·罗斯先生在吗？我听见她在电话里高声招呼某人：“亲爱的——你的电话。”随后，一个男人接了电话。我问：“你是菲利普·罗斯吗？”“是的，”他回答，“请问你是谁？”
来自以色列的电话打到了曼哈顿酒店的两居室套房内，我和妻子已经在这里住了近五个月，好像被搁置在过去和将来的分界线上。大城市的酒店生活毫无人情味，而我们夫妇俩本性又十分喜欢温馨的家庭生活。我们准备不足，离开家园，漂泊不定，人地生疏，一起这样生活着。可即便如此，就现阶段而言，这也好过回到康涅狄格州的农庄住宅；去年春天和初夏，克莱尔一筹莫展地陪在我身边，担心会发生最可怕的事，而我差点没能熬过一生中最为痛苦危急的时期。宽大僻静的老屋离最近的邻居住宅也有半英里，四周树林环抱，一条长长的土路尽头便是开阔的田野。十五年来，老屋那种为我集中精力所需的与世隔绝，成了我精神崩溃的怪异背景。这样一个装有护墙楔形板的舒适的庇护所，有宽宽的栗色地板和陈旧的安乐椅，到处堆满书，壁炉里几乎每晚都有一截木材在熊熊燃烧，突然变成了一处可怕的精神病院，同时幽禁着一个令人讨厌的疯子和一位不知所措的看护人。一个我喜欢的地方已变得让我恐惧，我发现自己不愿意回去住，哪怕是在经历了这五个月的酒店流亡生活之后，我勤奋的天性又慢慢掌握控制权，让我能重新踏踏实实地沿生活的老路一路小跑。（回归一开始只是试探性的，因为我绝不相信事情还像早先那样有把握，就像站在一栋因炸弹恐吓而被临时清空的办公大楼前的劳动者大军那样，我会缓缓地走回去。）
事情是这样的：
一次膝盖小手术之后，我的疼痛不仅没有逐渐消退，几周后反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原先我决定动手术是因为膝盖持续不舒服，可现在疼痛远不止于此。当我去找那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咨询我不断恶化的病情时，他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还说事先告诫过我手术也许没用，就把我这个病号打发了。我震惊不已，只能靠手头这点药物来安抚自己的情绪和疼痛。一次简单的门诊导致这样一种惊人的后果，任何人遇到这种事也许都会感到生气和沮丧，而我的情况更糟。
我的大脑开始崩溃。“DISINTEGRATION”（崩溃）这个词本身如同组成我大脑的物质，开始自发地分崩离析。十四个字母就像我那精巧组合的大脑构件，巨大厚实、大小不一，被拆得相互分离、参差不齐，有时一个字母碎片自成一体，但通常是两三个不能发音、不成音节的字母的切片痛苦地连结在一起，它们的边缘高低不平呈锯齿状。这种精神上的崩溃就像拔掉一颗牙似的真切，有身体上的明显感觉，其痛苦实在难以忍受。
类似的或比这更糟的幻觉日日夜夜蜂拥而至，像一群我无法阻挡的野兽。我什么也阻挡不了，我的意志被许许多多最微小、最愚蠢的想法抹掉了。一天两次、三次、四次，未经刺激，没有预警，我会开始哭泣。不管是独自一人在工作室里翻阅又一本读不了的书，还是和克莱尔一起吃饭时无望地盯着眼前找不到任何理由吃下去的食物，我都会哭泣。我在朋友面前哭泣，在陌生人面前哭泣，甚至独自坐在马桶上时，我也会情不自禁以泪洗面，泉涌般的泪水使我的情感暴露无遗——累积了五十年的泪水把我内心深处的情感病态卑微地袒露在每个人的面前。
我每隔两分钟就会想起我的衬衣袖子。我似乎无法克制自己不去狂热地把它们卷起，再同样狂热地将它们放下，一丝不苟地扣好袖口，只为重新把它解开，接着重复这套毫无意义的动作，仿佛它的意义触及我存在的核心。我控制不住地猛然推开窗户，又在幽闭恐惧症发作被寒意取代时砰地关上，好像这些窗户不是被我而是全部由别人打开的。我的心跳飙升到每分钟一百二十击，可人却像脑死亡一般坐在播报晚间新闻的电视机前，像一具只有一颗心脏在剧烈跳动的尸体，记录心跳的那台时钟的走速是地球上任何一台时钟的两倍。这是我根本无法克制自己恐慌的又一例证，即恐慌情绪白天间或发作，然后持续到晚上再大规模爆发。
我恐惧黑暗的时光。通向卧室的楼梯就是障碍赛道，迈出的每一步都是痛苦——弯下那条好腿，拖着那条坏腿——我感到自己是在前往遭受折磨的路上，而且这一次我无法幸存。我能在不崩溃的状态下熬到天亮的唯一机会，就是抓住一个源自我最纯真过往的护身符一般的形象，努力挺过冲击着那段记忆桅杆的漫漫长夜。那是我在一种渴望的驱动下，歇斯底里召唤出来救自己一命的一段往事：哥哥拉着我走在我们那条街上，街两旁是一栋栋出租房和避暑别墅，走到用木板铺成的海滨步道，走下一段木阶，来到泽西海滨小镇的海滩上；每年夏天，我们家在镇上租一间房子，呆上一个月。“桑迪，请带上我吧！”当我以为（通常是我搞错了）克莱尔已经熟睡时，我会大声反复念叨这句咒语，这七个孩子气的字从未被我如此热切地喊出口过，哪怕曾经有过，那也是在一九三八年，那年我五岁，我那个体贴入微、关怀备至的哥哥十岁。
晚上，我不让克莱尔拉上窗帘，因为我必须知道日出开始那一刻太阳在升起；但是，每天清晨，当东面窗户（紧靠我睡觉的那一头）的窗格开始发亮的时候，我对黑夜的恐惧刚刚结束，内心所感到的那点宽慰就被我对即将开始的白天的恐惧彻底取代。黑夜没完没了，令人难以忍受；白天没完没了，令人难以忍受。我伸手到药盒里取药，借以摆脱缠身的痛苦，求得几小时安逸。我没法相信（尽管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相信）药盒里那只颤抖的手竟然属于我。“菲利普在哪儿？”我一边惘然地问克莱尔，一边站在泳池边紧紧攥住她的手。连续几个夏天，我经常在这个池里游泳，每一天结束时游上三十分钟。现在，我却连一根脚指头都不敢往里伸，担心这表面泛着美丽夏日光辉的数千加仑的池水，定会把我永远吸附在池底。“菲利普·罗斯在哪儿？”我大声问，“他到哪儿去了？”我并没有装腔作势，我问是因为我想知道。
这种情况，还有更多类似的情况，持续了一百个白天和一百个黑夜。如果那时有人打电话说在耶路撒冷战争罪行审判庭上看到菲利普·罗斯，或者看到耶路撒冷报纸上登载的菲利普·罗斯将在大卫王酒店做关于“犹太问题的唯一出路”的讲座信息，那么我没法想象自己将会做些什么。尽管我彻底陷入了自暴自弃的灾难之中，但是这或许提供了确切的证据，让人心神不定，足以使我不顾一切去自杀。因为我一直想自杀。一般情况下，我想到的是溺死，地点就选门前大路对面的那个小池塘，要是我不那么怕水蛇啃噬我的身体的话；或者是仅仅几英里外那片风景如画的大湖，要是我不那么怕一个人开车到那儿的话。五月份我们到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我的名誉博士学位那次，趁克莱尔下楼去杂货店买东西时，我打开酒店十四楼房间的窗户，一面仍紧紧抓住窗沿，一面尽可能将身子向外朝内庭倾斜，我自言自语道：“跳下去吧，现在没有水蛇来阻挡你了。”但是又有我父亲来阻挠，明天他要从新泽西州来看我获得学位。他爱在电话里调侃我，叫我“博士”，以前但凡我要领受类似的荣誉时他也是这样。我得等他回家后再跳楼。
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主席台上，沐浴在灿烂的阳光底下，面对着喜气洋洋聚集在图书馆广场上准备观看毕业典礼的数千名观众，我确信自己坚持不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典礼，我会开始大声尖叫或者失去控制哭起来。我永远无法明白自己是如何撑过那一天或者前一晚名誉博士候选人的欢迎晚宴而没有原形毕露，没让每个见过我的人看出我是个穷途末路之人，而且将要证明这一点。假如我没能协调好赤裸的自我与它叫嚣着渴望抹去的我对八十六岁老父亲的忠诚，那么我永远也无法明白自己会不会把身子再往外倾斜一点，从酒店半空的窗口跳下，或者甚至第二天在主席台上自杀，而我的死亡将彻底粉碎父亲的生活。
哥伦比亚大学的典礼结束后，父亲和我们一起回宾馆喝咖啡。数周前，父亲就已经察觉有什么事情很不对劲，尽管当我们见面或者通电话时，我坚持说只是膝盖疼痛不止，感到痛苦不堪。“你看上去没精打采，”父亲说，“样子糟糕极了！”我的模样使他自己的脸色变得灰白——可众所周知，他到目前为止还没得过什么要命的病呢！“膝盖，”我回答，“疼。”随后便不再言语。“这不像你，菲尔，你对一切都是泰然处之啊！”我笑了。“是吗？”“喏，”他说，“回家后打开它。”他递给我一个用硕大的牛皮纸包好的包裹，看得出来这是他亲手包的。“用来配你的新学位证书，博士。”他说。
他给我的是一幅5×7英寸的人像照，是大约四十五年前一位大都会人寿的摄影师拍的，那年，我父亲赢得公司里人人竞相争夺的纽瓦克区销售奖。现在我几乎回想不起他当时的样子了。我刚进研究生院时，他是个努力奋斗、不偏不倚的保险代理人，一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那种传统古板的样子：老式的领带打得一丝不苟，一身双排纽扣的正装，稀疏的头发剪得很短；目光平稳，脾气随和，为人持重，不苟言笑——一个老板希望能拉进自己团队，客户信得过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相信我，”照片里的头像说，“使唤我吧，提拔我吧，你不会失望的。”
第二天早晨，我从康涅狄格州打电话给他，想告诉他我的真实感受，告诉他那幅当作礼品的老照片如何使我激动不已时，父亲突然听见他五十四岁儿子的抽泣声，自孩提时代以来，他儿子还没有这样哭过。可父亲的反应如此淡定，真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的哭声听上去完全像一种彻底的精神崩溃。“哭吧！”他说，好像知道我一直对他隐瞒的一切，正因为知道这一切，他才冷不防地决定给我那幅展现了他最坚毅一面的人像照。“哭个痛快吧，”他极为温柔地说道，“不管什么事，痛哭一场就好了……”
有人告诉我，上述全部苦难都是由我每晚服用的安眠药造成的，即苯二氮卓类三唑仑，这款市面上叫“海乐神”的药物近期被控造成全球范围内的服用者精神失常。一九七九年，即此药首次引进荷兰两年之后，它就遭到全面禁售；八年后，我配到了这种药；在法国和德国，从一九八〇年代起，我每晚服用的这种剂量的海乐神已经从药店的柜台上撤下；在英国，自从一九九一年秋英国广播公司一档电视节目里曝光后，这药就被彻底禁用了。真相的披露——对像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算不上披露——发生在一九九二年一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开头几段醒目地登在报纸头版，是这样写的：“近二十年来，这家制造了世上最畅销安眠药海乐神的医药公司，对国家食品和药品管理局隐瞒了大量有关该药造成的严重精神副作用的数据……”
我精神崩溃后又过了十八个月，才第一次在一份美国畅销杂志上读到一篇全面揭露海乐神的文章——详细描述了作者口中的“海乐神疯狂”。文章援引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一封信，一位荷兰精神病学家在信中列举了与海乐神有关的一系列症状，是他在对服用此药的精神病患者进行研究之后发现的，读起来就像是针对我的不幸的教科书式综述：“……浑身虚弱，人格解体，现实感丧失，妄想偏执，严重的慢性焦虑，持续不断地担心自己会发疯；……患者经常感到绝望，不得不与几乎无法抗拒的自杀冲动进行抗争。我知道有个病人真的自杀了。”
我最终没进医院——或者没被埋葬——也只是一种幸运。我碰巧停用了海乐神，我的症状开始减弱，并最终消失。一九八七年初夏的一个周末，我的朋友伯尼·阿维沙从波士顿开车南下看我，因为我在电话里念叨要自杀让他大为惊慌。那时，我已深陷痛苦三个月之久，和他单独呆在我的工作室里时，我告诉他，我已经下决心送自己进精神病院了。不过，我克制着没有说出自己的担心：我怕我一旦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得有人来说服我才行——我需要伯尼来说服我。他打断我的话——这种不礼貌的行为让我非常恼火——问道：“你在服用什么？”我提醒他我没吸毒，没“服用”任何东西，只是靠些药物助眠以及平复情绪。我很生气他没领会情况的严重性，于是尽可能直截了当地坦白了可耻的事实：“我垮了，精神彻底垮了。你的这位朋友脑子有病！”“你吃的是什么药？”他回答说。
几分钟后，他让我与波士顿的精神药物专家通话，后来我获悉，这位专家就在前一年救了伯尼，他跟我一样患了海乐神引发的精神崩溃症。这位医生先问我感觉如何，当我将情况告诉他时，他转而告诉我，我正在服什么药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开始时，我拒绝承认我这些痛苦的根源只是一种安眠药，并且坚持说他像伯尼一样，没能理解我正在经受的煎熬。最后，在征得我的允许之后，他打电话给我当地的医生，在他们共同的监护下，我从当天晚上开始停止服用海乐神。停药的过程我不想再经历第二遍，当初我以为自己会熬不过去。“有时候，”那位荷兰精神病学家范·德·克罗夫博士在《柳叶刀》的文章中写道，“会出现停药后的戒断症状，比如恐慌感迅速增强，容易大量出汗。”我停药后出现的各种症状持续了七十二个小时。
范·德·克罗夫博士列举了他所观察到的，在荷兰其他地方出现的一些海乐神致疯的病例，并表示：“病人无一例外都把这患病期描绘成地狱一般。”
接下来的四周，我所感受到的那种无力感，尽管不再将我掏空，却依然如影随形，尤其是在我因缺觉而白天精疲力竭、恍恍惚惚，接着晚上因停用海乐神而持久失眠，思想负担沉重，老想着在克莱尔、我的兄弟以及朋友面前如何丢脸，我的那些朋友在我一百天痛苦的日子里一直努力亲近我们。我感到羞愧难当，但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丢面子对我来说好像是一种回归昔日自我的迹象，不管是好是坏，我比较关心如个人自尊心这样的寻常事，胜过关注钻过谁家池塘淤泥的食肉蛇。
大部分时间我不相信是海乐神弄得我几近精神崩溃。尽管我的精神恢复得很快，情绪也相应地变得平稳，我似乎又能像以前一样有效地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但私下里，我还是半信半疑，也许是安眠药加剧了我的精神崩溃，可罪魁祸首是我自己，在经历了一场失败的膝盖手术和肉体上持续的痛楚这种程度的灾难后，我偏离了正轨。我半信半疑的是，造成我转变——变形——的原因不在于什么制药商，而在于我内在的某种隐蔽的、模糊的、掩饰的、压抑的东西，或许是某种直到我五十四岁才创造出来的东西，和我的行文风格、我的童年或我的肠子一样同是我、同属于我；我半信半疑的是，不管我想象自己是其他任何什么，我同样也是那个，且如果情况足够恶劣，我会再次变成那个——无耻的寄生虫，无用的异类，身心有缺陷的可怜人：他精神错乱而非头脑敏捷，道德败坏而非真诚可靠，他缺乏自省，缺乏宁静，缺乏任何可以感知生活多美好的平凡勇气；变成一种狂躁的、疯狂的、可憎的、极度痛苦的、令人作呕的、幻觉般的那个，它的存在一直让人胆战心惊。
经过精神病学家、报纸、医学杂志的大量揭露，厄普约翰(1)那小小的神奇的安眠药片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潜伏着改变精神心智的冲击效应，这之后又过了五年，我还半信半疑吗？一个简单而真实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可以半信半疑呢？如果你是我的话，难道你不会这样吗？”
至于大卫王酒店五一一套房里的那个菲利普·罗斯，我已经与他通过电话，他当然不是我——好吧，他到底想干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在被他问到尊姓大名时不但没有回答，而且马上挂了电话。我想，你本不应该打电话。你没理由对此事感兴趣，你没必要惊慌失措。真是太可笑了！你应该想到，这只是某人碰巧同名同姓。即便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在耶路撒冷有骗子冒充你，那也没必要采取措施。没有你的介入，其他人也会揭发他，已经有人这么做了——阿普特尔和阿哈龙。在以色列，认识你的人足够多，他不可能不被揭露，不可能不被逮捕。他能给你造成什么伤害？你只会自己伤害自己，考虑不周就行动，像这样一时冲动打电话。最不该让骗子知道的事，就是他的骗人把戏正使你烦恼，因为不管他明目张胆试图做什么，使你烦恼正是其核心。淡然处之是你唯一的选择——至少现在是这样。
我惊慌失措的原因也就在于此。毕竟，他如此实打实地向我宣称他是谁，我只要跟他说我是谁，接着看看会发生什么，也许这会让人大开眼界，甚至趣味无穷。可我谨小慎微，一下子挂断电话。这是一种无助恐慌的表现，一种突如其来的暗示：停止服用海乐神后近七个月，我的精神创伤也许根本就没治愈。“嘿，我也是菲利普·罗斯，出生在纽瓦克的菲利普·罗斯，写过许多书。你是哪一位菲利普·罗斯？”我很容易就这么与他了断此事；可是恰恰相反，他与我做了了断，他盗用我的姓名接了电话。
当我下周抵达伦敦时，我决定不对克莱尔提任何有关另一个菲利普·罗斯的事。我不想让她以为有什么潜在的问题使我感到严重不安，尤其是就她个人而言，她似乎还不相信我已经康复，已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所有复杂或费神的情感危机……更确切地说，我突然不再对自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一旦到了伦敦，我甚至不愿想起阿普特尔和阿哈龙曾打电话到纽约的事……是啊，要是一年前，类似的情况很可能被我漫不经心地当成一种消遣，或者一种刺激合理利用，如今却需要我谨小慎微地采取预防措施，谨防被蒙骗。意识到这一点我并不开心，然而我不知道如何更好地阻止这琐碎的怪念在我的脑海中发展壮大，就像怪念曾在海乐神的影响下被痛苦地放大那样。我会做我必须做的事，以保持一种合理的视角。
到伦敦的第二个晚上，因为时差的缘故我仍然睡得很差。夜里第三次或第四次惊醒之后，我开始琢磨，那些从耶路撒冷打来的电话以及我打回耶路撒冷的电话有没有可能是在梦中出现的。那天早些时候，我发誓我是在酒店的书桌边接听两通电话的。当时我正坐在那里准备一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在重读了阿哈龙的作品之后想出来的，打算用来向身在耶路撒冷的作者提问。然而，考虑到那两通电话内容之离奇，在那个漫漫长夜里，我成功说服自己，那两通电话只可能是我熟睡时在梦中接听的。那种每个人晚上都会做的梦，梦中人可辨，说话时也像真的，可说的内容听起来却毫不真实。如此想来，做这种的梦原因未免太过明显，让人同情。那个冒名顶替之人——他莫名其妙的荒诞行径阿普特尔和阿哈龙提醒过我，他的声音我亲耳听过——也许是我出于对康复后第一次独自在国外时精神崩溃的担心而创造出来的一个鬼魂，一个有关某个完全不受我控制的自我侵占者归来的梦魇。至于通知我耶路撒冷有人假冒我的报信者，他们也只是象征性的，是梦本身直接的衍生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这个意外出现的人物的熟悉程度远胜于我，而且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极大的变形，而他们原来的泥身甚至尚未退火(2)成不碎的本体，要知道第三帝国永久地、令人难以想象地改变了我表弟和我朋友的童年，相比之下，弗朗兹·卡夫卡塑造的倍受赞美的变形就显得苍白无力了，我在这里仅列举二人作为例子。
我是那么急于确认事实，确定我的梦只是稍稍溢过它的堤岸，甚至没等到天明就起床给阿哈龙打电话。耶路撒冷此时天亮已有一个小时，而且阿哈龙起床很早。不过，即便我不得不冒险吵醒他，我也要这样做。因为我感到没法再多等一分钟，我要让他证实这件事完全是我自己精神失常，我们从未在电话里讨论过另一个菲利普·罗斯的事情。然而下了床，在下楼去厨房悄悄给他打电话的路上，我意识到，要说服自己那只是一场梦简直痴心妄想。我想，我应该冲过去打电话的那个人不是阿哈龙，而是波士顿的精神药物专家，问问看连续服用三个月的三唑仑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实在没法确定我的大脑是否已经受到永久损伤。打电话给阿哈龙的唯一原因，是想听听他有什么新的异常情况需要报告。不过，我为什么不越过阿哈龙，直接去问骗子本人呢？问他究竟想干什么？假装“一个合理的视角”只会进一步把自己暴露在由错觉制造的新一轮危险中。如果说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凌晨四点五十去电的话，那也是大卫王酒店的五一一套房。
早餐时，我想了想，觉得自己做得很不错，凌晨五点没给任何人打电话就回床睡觉了。我有一种乐而忘忧的感觉——我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作为男人能再次自豪地想象自己掌控自己！其他一切也许都是幻觉，只有合理的视角不是。
接着，电话铃响了。“菲利普？又有好消息了！今天晨报上有你的消息！”是阿哈龙。
“太好了！这次是什么报纸？”
“这次是一份希伯来文报纸。有文章报道你在格但斯克访问莱赫·瓦文萨(3)。你出席德米扬尤克审判之前就在那里。”
假如跟我说这话的是其他任何人，我也许倾向于相信这是对我的嘲弄。可不管阿哈龙如何从人生荒诞的一面获得乐趣，故意恶作剧、开玩笑，即便最轻微的胡闹，也与他禁欲、严肃、温和的性格毫不相符。他知道这是个玩笑，这一点显而易见，可是他跟我一样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克莱尔坐在我的对面，一边喝咖啡一边读《卫报》。我们马上就要吃完早餐了。在纽约时我不是在做梦，现在也不是。
阿哈龙的嗓音温和，非常轻柔，适合听觉高度灵敏的人。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准确，每个字都稍带以色列老人通常说话的口音。这种嗓音很悦耳，抑扬顿挫，颇有说书大师戏剧般的效果，轻柔独特，充满生气——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我现在把你的声明翻译过来，”他对我说，“‘我访问格但斯克是为了与他讨论，一旦团结工会上台——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犹太人重新定居波兰的问题。’”
“你最好全文翻译，从头开始。这篇文章登在报纸的哪一页？有多长？”
“不长，也不短。登在报纸的最后几页，与特写刊登在一起，还有一张照片。”
“谁的照片？”
“你的。”
“是我吗？”
“应该说是的。”
“报道的标题是什么？”
“‘菲利普·罗斯会见团结工会领导人。’小标题是：‘“波兰需要犹太人”，瓦文萨对来访格但斯克的作家如是说。’”
“‘波兰需要犹太人’，”我重复道，“我的祖父母要是能活着听到这句话就好了。”
“‘“大家都在议论犹太人，”瓦文萨告诉罗斯，“西班牙因驱逐犹太人而没落，”团结工会领袖在格但斯克造船厂——一九八〇年团结工会即诞生于此——召开的两小时见面会上如是说，“当有人对我说‘什么样的犹太人发了什么疯才会到这里来？’时，我对他们解释说，犹太人和波兰人共同经历的数百年历史可不是‘反犹主义’这一个词可以概括的。我们应该谈的是一千年的辉煌而不是四年的战争。历史上意第绪文化的大爆发，现代犹太生活中每一次伟大的思想运动，”团结工会领袖对罗斯说，“都发生在波兰的土地上。意第绪文化是犹太人的同样也是波兰人的。没有犹太人的波兰是不能想象的。波兰需要犹太人，”瓦文萨告诉这位美国出生的犹太作家，“犹太人需要波兰。”’菲利普，我觉得我是在读一个你写的故事。”
“但愿如此。”
“‘罗斯，这位《波特诺伊的怨诉》及其他颇具争议的犹太小说作者，称自己是个“狂热的流散主义者”。他表示流散思想已经取代了他的写作。“我访问格但斯克是为了与他讨论，一旦团结工会上台——这种事迟早会发生，犹太人重新定居波兰的问题。”目前，作家发现他关于重新定居的思想在以色列遇到的敌对情绪远胜过在波兰的敌意。他认为，不管波兰反犹主义曾如何令人难以忍受，“伊斯兰教中弥漫的仇犹情绪根深蒂固，非常危险。”罗斯继续说，“所谓的犹太人正常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悲剧般的幻想。但是，当有人期待这种正常化在伊斯兰教的核心地区兴旺发达时，这甚至比悲剧还要糟糕——这是自杀。不管希特勒对我们来说有多恐怖，他也只是横行了十二年，对于犹太人来说，十二年算什么？现在该是他们返回欧洲的时候了，数百年来，一直到今天，欧洲一直是最正宗的犹太人家乡，它是拉比犹太教、哈西德犹太教、犹太现世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的诞生地。当然也是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地。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历史功能。现在该是在欧洲流散运动中复兴我们的卓越精神和文化作用的时候了。”罗斯担心在中东发生第二次大肆屠杀犹太人事件，他认为“犹太人重新定居”是唯一出路，通过它来确保犹太人的幸存，达到“对希特勒和奥斯威辛历史上和精神上的胜利”。“对于那些大屠杀的恐怖事件，”罗斯说，“我并非熟视无睹。但是，当我出席德米扬尤克审讯，看着这个折磨犹太人的家伙，这个披着人皮的罪犯施虐狂，被纳粹像疯狗一样放出来咬我们的人民时，我问自己：将来是谁、什么在欧洲占据上风，是这个不齿于人类的屠夫—畜牲，还是给人类带来肖洛姆·阿莱赫姆、海涅和爱因斯坦的文明？是否就因为他，我们要一直被逐出欧洲大陆，这块大陆曾滋养了欣欣向荣的犹太世界——华沙、维尔纽斯、里加、布拉格、柏林、利沃夫、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萨洛尼卡和罗马？是时候了！”罗斯总结说，“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去，回到历史上我们绝对有权居住的地方去，恢复遭德米扬尤克一类刽子手否定的伟大的犹太欧洲命运。”’”
这就是文章的结尾。
“我这想法多棒啊！”我说，“它一定会为我在犹太复国主义的家乡赢得不少新朋友。”
“任何一个在犹太复国主义家乡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阿哈龙说，“只会想这是‘又一个疯狂的犹太人’！”
“那我倒宁愿他在酒店登记时签的名是‘又一个疯狂的犹太人’，而不是‘菲利普·罗斯’。”
“‘又一个疯狂的犹太人’也许不够疯狂，满足不了他的mishigas(4)。”
当我看见克莱尔不再读她的报纸，而在专心听我说话时，我告诉她：“是阿哈龙。以色列有一个疯子用我的名字到处冒充我。”随后，我对阿哈龙说：“我在告诉克莱尔以色列有个疯子在冒充我。”
“对，不过，毫无疑问，那个疯子认为在纽约、伦敦和康涅狄格有个疯子在冒充他呢！”
“除非他根本不疯，而且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
“你指的是什么？”阿哈龙问。
“我没说我知道，我说是他知道。以色列有那么多人知道我，见过我——这家伙怎么能在以色列记者面前冒充菲利普·罗斯，而且那么容易蒙混过关？”
“我想，写这篇文章的应该是个年轻女人——二十多岁吧。这也许解释了文章为何如此——她缺乏经验。”
“那么照片呢？”
“他们可以在他们的档案里找呀！”
“看来我得先与她的报社联系，免得这事被通讯社搞大了。”
“那么我能做些什么呢，菲利普？任何事情？”
“目前什么也不要做。我想在给报社打电话之前咨询一下我的律师。我也许想让律师打电话给报社。”但看了一眼手表后，我意识到此刻打电话到纽约太早了，“阿哈龙，先别采取任何行动，等我再好好想一想，考虑一下法律方面的问题。我甚至还不知道能对骗子起诉什么。侵犯隐私？诽谤人格？行为莽撞？冒名顶替是可起诉的违法行为吗？确切地说他做了什么违法的事情？在一个我甚至不是公民的国度里，我如何去阻止他呢？事实上，我要面对的是以色列的法律，而我还不在以色列。等琢磨出个所以然后，我再给你回电。”
一挂电话，我就立刻想到一种解释，它并非与我前天晚上躺在床上时所想的事情毫无干系。尽管这种想法也许源于阿哈龙的话——他觉得他在读一个我写的故事，但其实这又是一个可笑的主观企图，即试图将再次被确定为过于客观真实的东西，转化成我在专业上再熟悉不过的那类精神事件。我像个逃避现实者般愚蠢地突发奇想，这是祖克曼，这是凯普什，这是塔诺波尔和波特诺伊——他们所有人融为一体，摆脱了印刷文字，嘲弄般地重组成一个独具讽刺意味的我的翻版。换言之，如果这不是海乐神，不是梦，那么这一定是文学——仿佛不可能存在一种比“内在生命”难以想象一万倍的“外在生命”似的。
“那个，”我对克莱尔说，“有人在耶路撒冷出席‘恐怖伊凡’审判会，这人正在四处冒充我，借我的名字称呼他自己，还接受了一家以色列报纸的采访——刚才阿哈龙在电话上读给我听的就是这则报道。”
“你才知道这事？”
“不是。上星期阿哈龙就打电话到纽约，阿普特尔也给我打过。阿普特尔的房东太太说她在电视里看到了我。我没告诉你，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事有多大意义，如果它谈得上有任何意义的话。”
“你脸色不大好，菲利普。你的脸色有点吓人！”
“是吗？我累了，没事。一整晚时醒时睡的。”
“你没服用……”
“开什么玩笑。”
“别恼火！我只是不希望你出什么事，因为你的脸色很难看，而且你看起来……一筹莫展。”
“是吗？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实际上倒是你脸色难看。”
“我很担心，所以脸色才难看。你看上去……”
“怎样？看上去怎样？在我看来，我现在的模样就像一个刚刚发现有人在耶路撒冷冒用他的姓名接受报纸采访的人。你听见我在电话里对阿哈龙说的话了。纽约的上班时间一到，我就马上给海伦娜打电话。现在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她给报社打电话，让他们明天刊登一则撤回报道的告示，这是阻止他的一个开始。报纸的撤回告示一登，其他报纸将对他不予理睬。这是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也许不需要第二步。我不了解那里的法律。给他下禁令吗？在以色列？也许海伦娜要做的是联络那里的律师。跟她通话时，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也许第二步就是不立马赶到那里。”
“简直太荒唐了！你看，我并没有一筹莫展。不是我的计划要调整，是他的。”
可是，到了下午，我又在想，现在不采取任何行动要合理、理智得多，从长远来看也有更令人满意的决绝。考虑到克莱尔不住地担心我的安康，告诉她任何事情当然是一种错误，如果阿哈龙打电话通告最新消息时她没坐在餐桌对面，那么我是永远不会让她知道此事的。我想，更大的错误是让两个大陆上的律师立马忙起来，引发可能的破坏性后果，像我之前那样——要是我能不那么多变易怒，而是发挥更有益的作用，直到最后这冒牌货自取灭亡（他必定如此）就好了。一则撤回公告对于纠正报纸已造成的错误很可能无济于事。报道中被菲利普·罗斯疯狂鼓吹的思想如今成了我的思想，甚至在那些明天读到公告的人的记忆中，他的思想可能已经永远地成了我的。然而，我坚定地提醒自己，这可不是我生活中最糟糕的突发事件，我不允许自己像过去那样行事。我不会匆忙组织一大批辩护律师，而只会舒舒服服地当个旁观者，静观其为以色列报界和公众编造绝对不是我的我的新闻。理清大家混乱的思想，揭露此人的真面目，不需要做任何动作，既不要司法介入也不要报纸发表撤回公告。
毕竟，尽管很想把海乐神残留在我身上的药物反应归罪于他，但他不是我的幻觉而是他的幻觉。到一九八八年一月，我猛然意识到他比我更惧怕曝光。与现实抗争不像与安眠药抗争，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击败的；与现实抗争，我手上有在任何人的武器库中都属于最强者的武器：我自己的现实。现在不是我处在被他取代的危险之中，而是他毫无疑问将被我除掉——被揭露，被抹去，被消灭。这只是时间问题。恐慌的特点就是用其颤抖的、胡乱的、过激的方式敦促：“在他走太远之前做些什么！”无能为力的恐惧也会大声应和。与此同时，沉着稳重的理智，用它昂扬的声音告诫道：“一切都站在你这边，他一无所有。在他充分暴露究竟想干什么之前设法将他一举铲除，那他只会躲着你，然后再从其他地方冒出来，故伎重演。让他走远点吧！没有比这更巧妙的制胜之法。他只能被打败。”
毋庸置疑，如果那晚我告诉克莱尔，早上之后我已改变想法，不打算带一大批律师匆忙投入战斗，而是像现在这样放任他将骗局搞大，最后自食恶果，那么她会回答说，这样做只会招来潜在的麻烦，进一步危及我刚刚恢复的稳定情绪，之前的情况虽说古怪，但也只是让人稍感心烦，迄今为止影响甚微。她会用比早餐时所表现出来的更为关切的态度争辩——三个月来束手无策地近距离看我一点点垮掉，不仅严重损害了她对我的信任，也有损她自己的情绪稳定——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应对这样一场无望的、令人费解的考验，而我经历了克制策略带来的所有满足，经历了个人自由感（来自拒绝对紧急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来自一种对现实的估算和头脑冷静的自控）所带来的兴奋，确信情况恰恰相反。单挑骗子的决定让我兴奋不已，因为独立自主是我在面对一切事情时倾向于采取的方式。我想，上帝啊，这才是我，我渴望的那个固执、精力充沛又独立不羁的自我天然地奔涌出来，重返我的生活，带着我古老的决心，再度与我自身内部的对手交锋，这位对手与发生在我身上的病态的和摧残人性的非现实相比，至少显得更为现实。他正是精神药物专家开给我的药方。好吧，伙计，一对一，咱俩来决斗吧！你只有死路一条。
那天晚饭时，没等克莱尔抓住机会问我任何事，我便谎称已经跟律师谈过了，称她已经从纽约跟那家以色列报社联络，让它明天刊登撤回公告。
“我还是觉得不妥。”克莱尔说。
“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还需要做什么呢？”
“我不想那家伙逍遥法外时你一个人在那里。谁知道他是什么，他是谁，究竟想干什么？假设他疯了。今天早晨你自己还叫他疯子。要是这疯子身上带有武器怎么办？”
“不管我叫过他什么，我碰巧对他一无所知。”
“就是说啊。”
“可他干吗要拿武器？冒充我也犯不着用枪啊。”
“那可是以色列——人人都有武器。街上有一半的人拿着枪闲逛——我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多枪。这种到处都不太平的时候你去那里，简直是个天大的错误。”
克莱尔指的是前个月发生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暴乱，我在纽约一直关注夜间新闻。东耶路撒冷实行了宵禁，游客被告知尤其别去老城，因为到处有人投掷石块，军队和阿拉伯居民之间的暴力冲突有可能升级。媒体喜欢报道这些暴乱，在被占领地上，这多少已成家常便饭，就像巴勒斯坦的起义一样。
“你为什么不跟警方联系呢？”她问。
“我觉得以色列警方会发现他们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比我的更紧迫。我该跟他们说什么呢？逮捕他，驱逐他，我的依据是什么呢？据我所知，他还没有用我的名字开过假支票，还没有用我的名字收过任何服务费——”
“可是，他一定是用假护照进入以色列的。这是违法的。”
“但是这事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这事是非法的，但不大可能发生。我怀疑他只是以我的名义夸夸其谈而已。”
“可一定有法律保障吧？一个人不能就这么跑到国外去，假装自己是别人吧！”
“这种事也许比你想象的要经常发生。现实点怎么样，亲爱的？看问题理智点如何？”
“我不希望在你身上发生任何事情，这是我理智的看法。”
“该‘发生’在我身上的好几个月前就发生了。”
“你这是当真？我得问问你，菲利普。”
“没什么‘当真不当真的’。服用海乐神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之前发生过吗？停药后类似的事情发生过吗？明天他们会刊登撤回公告，再传真给海伦娜一份副本。这样做暂时够了。”
“好吧，我不理解你的平静——或者坦率地说，她的平静。”
“现在是我的平静让你心烦意乱。今天早晨是我的恼怒。”
“没错，这么说吧——我就是不相信。”
“好吧，你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答应我，别干任何傻事！”
“比如？”
“我不知道。比如设法找到这家伙，设法与他搏斗。对手是怎么样的你毫无头绪。一定不要设法寻找他，然后自己解决这件蠢事。这一点你至少要答应我。”
对此我付之一笑。“我的猜想是，”我又扯谎道，“等我到耶路撒冷之后，那家伙已无处可寻了。”
“你不要找他。”
“我不必找他。瞧，你这样看问题好不好？一切都站在我这边，他一无所有。”
“可你错了。你知道他那边有什么吗？从你说的每个字都听得明明白白。他有你！”
那晚晚餐过后，我告诉克莱尔要去楼上书房，坐下来重读阿哈龙的小说，继续为耶路撒冷访谈做好笔记。在书桌前坐下还不到五分钟，我听见楼下电视机开了。我拿起电话，拨通了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酒店，要求转接五一一房间。为了掩饰我的声音，我操着一副带法国口音的英语，不性感，不搞笑，也不是那种丹尼·凯(5)在佐餐酒和旅行支票广告中所模仿的查尔斯·博耶(6)式的口音，而是像我的朋友——谈吐清晰又见多识广的法国作家菲利普·索莱尔斯——那样，索莱尔斯没有“zis”，没有“zat”，所有首字母“h”都妥帖地读出——流利的英语稍带点自然的转调，节奏自然，一听就知道是个有教养的外国人。这种模仿我学得还不赖——一次在电话里，我甚至骗过了好搞恶作剧的索莱尔斯，即便在晚餐与克莱尔争辩过造访耶路撒冷是否明智，甚至在那天早些时候，我必须承认，理智激奋的声音告诫我，按兵不动是打败他最有效的办法，我还是决定用这种方法试一试。到那晚九点，好奇心完全左右了我，而好奇可不是一种非常理智的念头。
“喂，是罗斯先生吗？菲利普·罗斯先生？”我问。
“是的。”
“我真的是在与作家本人说话吗？”
“是的。”
“《波特诺伊的怨诉》的作者？”
“是的，是的。请问你是谁？”
我的心在剧烈地跳动，好像第一次跟一个不亚于让·热内(7)的同伙行窃一样——不只富于冒险，还很有趣。想想吧，他在电话那头假装是我，而我在电话这头假装不是我，这让我感到一种可怕的、不可预见的、狂欢节最后一天的刺激兴奋。也许正因为此，我马上犯了个愚蠢的错误。“我是皮埃尔·罗热。”这个不知从何处弄来的假名刚一出口，我就意识到它的首字母跟我和他姓名的首字母一模一样。更糟糕的是，它又恰好是十九世纪词汇编撰家名字的变形，此人几乎家喻户晓，是一部著名词典的编者。之前我怎么就没意识到——他是那本权威同义词典的编者！
“我是一名驻巴黎的法国记者，”我说，“刚才在以色列报纸上读到你在格但斯克会见了莱赫·瓦文萨。”
失误二：除非我懂希伯来语，否则如何读懂以色列报纸对他的采访呢？如果他开始用希伯来语跟我对话怎么办？这门我十三岁时勉强学会应付犹太成人礼的语言，现在根本听不懂了。
理智：“你正好中了他的圈套。这正是他犯法活动所希望出现的情况。把电话挂了！”
克莱尔：“你真的没事？你真的能搞定此事？别去！”
皮埃尔·罗热：“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在领导一场运动，让以色列有欧洲背景的犹太人重新定居欧洲，从波兰开始。”
“对。”他回答。
“你还继续写小说吗？”
“当犹太人正处于这样的十字路口我还去写小说？我现在的生活完全聚焦于犹太人重新定居欧洲的运动，聚焦于犹太人大流散。”
他听起来有任何像我的地方吗？我会认为，我听起来更像讲英语的索莱尔斯而不像模仿我的他。首先，他比我带有更浓重的泽西口音，他是生来如此，还是为使自己的冒名顶替更令人信服，我弄不清楚。而且，他的声音比我的浑厚、深沉、洪亮得多。又或许他认为，出版过十六本书的人在接受电话采访时理应如此，可事实是，如果我像他那样讲话我也就没必要写十六本书了。尽管想让他明白这一点的冲动非常强烈，但我还是克制住了；我谈兴正浓，不想我们其中任何一人受到压制。
“你作为犹太人，”我说，“过去一直因为你的‘自我仇恨’和‘反犹主义’而饱受犹太团体的诟病。是否可以这样假设——”
“瞧，”他突然打断我说，“我是犹太人，就这样。如果我是其他什么人，我就不会去波兰会见瓦文萨了。如果我是其他什么人，我就不会造访以色列，参加德米扬尤克的审判了。请放心，我会很乐意告诉你你希望知道的有关犹太人重新定居的一切。另外，我没时间可以浪费在那些愚蠢的人对我的评价上。”
“不过，”我坚持道，“那些愚蠢的人难道不会说，正是重新定居的构想让你成为以色列以及它的使命的敌人？难道这不证实了——”
“我是以色列的敌人，”他又一次打断我，“如果你想制造耸人听闻的效果的话，可以这么说。但那也只因为我是为了犹太人，以色列的存在不再符合犹太人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色列已经变成犹太人生存的最大威胁。”
“在你看来，以色列的存在曾经符合过犹太人的利益吗？”
“那是当然。大屠杀之后，以色列曾是犹太人的医院，在那里，犹太人开始从那场可怕的灾难中恢复过来，从一种非人道的生活中获得解放；人道的沦丧可怕之极，以至于假使犹太精神、犹太人自己完全沉沦于愤怒、耻辱和悲伤的过去，也毫不令人惊讶。但事情发展并非如此。我们的复原实际上已成为往事，用了不足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是一场奇迹，但又不仅仅是奇迹——现在，犹太人的复原已是不争的事实，回归我们真实的生活、我们真正的家园、我们犹太人祖居地欧洲的时候已经到了。”
“真正的家园？”我回应道。此时此刻，我无法想象我怎能考虑不打这个电话呢？“好个真正的家园。”
“我不是在跟你胡扯，”他厉声反驳，“自中世纪以来，大批犹太人一直居住在欧洲。我们在文化上认为是犹太人的几乎一切东西，都源于我们在欧洲基督教徒中间几个世纪的生活。伊斯兰教的犹太人有着自己非常不同的命运。我并不是在建议祖居在伊斯兰国家的犹太人回到欧洲，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种回归家园，而是一种激进的背井离乡。”
“那么你打算如何处置他们？让阿拉伯人用适合犹太人地位的方式，用船把他们运回去？”
“不。对于那些犹太人来说，以色列必须继续成为他们的国家。一旦欧洲犹太人和他们的家庭得到重新安置，那里的人口就会减半，这样，这个国家就能缩小到一九四八年的边界，它的军队就可遣散复原，那些几世纪来一直居住在伊斯兰文化母体之中的犹太人就能继续生活下去，独立自治地生活，与他们的阿拉伯邻居们和平和睦地相处。让这些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是理所当然的，这是他们的合法栖息地，而对于那些欧洲犹太人来说，以色列仅仅是个流放地、逗留地，是欧洲传奇故事中的一段插曲，现在是续写这个长篇故事的时候了。”
“先生，你怎么会想到犹太人在将来会比他们过去在欧洲更加成功呢？”
“别把我们漫长的欧洲历史与希特勒统治的十二年混淆起来。如果希特勒没有存在过，如果能把他十二年的恐怖统治从我们的过去中抹去，那么你很有可能会认为犹太人应该也是欧洲人，就像他们也应该是美国人一样。你甚至会认为犹太人和布达佩斯、犹太人和布拉格之间的关联比犹太人和辛辛那提、犹太人和达拉斯之间的关联更加必需和深刻。”
我扪心自问，在他继续迂腐地用这种腔调说话的同时，他最热衷于抹去的历史会不会就是他自己的历史？他的精神是否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以至于他真的认为我的历史就是他的历史？他是否有点精神错乱，有点记忆缺失，而根本不是在伪装？如果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他的心里话呢？如果在此伪装的人是我呢……但是，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况，是好是坏，我都无法弄清楚。就连紧接着我发现自己在据理力争时，我也无法确定是否我的真情流露使这场对话变得多少有点荒唐。
“可是，希特勒确实存在，”我听见皮埃尔·罗热动情地告诉他，“那十二年再也无法从历史上抹去，也无法从记忆中抹去，不管人们再怎么想将它遗忘。欧洲犹太人被毁灭的意义不能用其被毁灭的方式简单加以估量和解释。”
“大屠杀的意义，”他严肃地回答，“由我们来决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出现第二次大屠杀，如果那些为了一个似乎更安全的避难所而撤离欧洲的欧洲犹太人后裔在中东遭遇彻底的毁灭，那么它的意义与现在的情况相比同样具有悲剧色彩。第二次大屠杀不会在欧洲大陆上发生，因为欧洲大陆是第一次大屠杀的发生地。可是，第二次大屠杀太容易在这里发生了，如果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不断恶化——它一定会发生。以色列在核武器交战中被毁灭的可能性在今天与五十年前的大屠杀相比并非危言耸听。”
“一百多万犹太人在欧洲重新定居。遣散以色列军队。退回到一九四八年的分界线。在我看来，”我说，“你是在为亚西尔·阿拉法特提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法。”
“不。阿拉法特的最终解决方法与希特勒的方法如出一辙：灭绝。我提出的是替代灭绝的方法，一种并非针对阿拉法特的犹太人问题而是我们的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法，从规模和重要性上来说，能与那个被称作‘犹太复国主义’的过时的解决方法相媲美。不过，我不希望在法国或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被人误解。我重申：在战后初期，当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犹太人无法在欧洲居住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成了助力犹太人重建希望和恢复士气的唯一的最强大的力量。但是，在帮助犹太人成功复原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却可悲地病入膏肓，现在必须让位于充满活力的流散主义。”
“请你为我的读者解释一下流散主义，好吗？”我问道，同时在想：拘谨的措辞，庄重的叙述，历史的视角，激情的承诺，严肃的含义……这到底是场什么样的骗局？
“流散主义就是寻求推进犹太人散居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要让有欧洲背景的以色列犹太人在欧洲各国重新定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些欧洲国家拥有相当庞大的犹太人口。流散主义计划重建一切，不是在陌生险恶的中东，而是在一切曾经繁荣一时的欧洲国家；同时，寻求避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和意识力量日薄西山而导致的第二次大屠杀灾难。犹太复国主义试图在一个近两千年来犹太生活和希伯来语缺乏真正活力的地方恢复犹太生活和希伯来语。流散主义的梦想更加朴实：我们与希特勒所摧毁的一切只相隔半个世纪，如果犹太力量能够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实现在当时看似异想天开的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鉴于犹太复国主义现在所起的反作用，它本身业已成为首要的犹太问题，那么我毫不怀疑全世界的犹太力量能够用一半的时间，假如十分之一的时间不够的话，来实现流散主义的目标。”
“你谈到让犹太人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德国重新定居？包括斯洛伐克、乌克兰、南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国？你是否意识到，”我问他，“在这些国家里依然存在着强烈的仇犹情绪？”
“不管欧洲存在着怎样的仇犹情绪——我不会低估这种情绪的存在——那里也有反对这种残存的反犹主义、承载了大屠杀记忆的开明与道德的强大潮流，对大屠杀的恐惧现在成了反对欧洲仇犹情绪的支柱，不管它的毒害有多深。伊斯兰世界不存在这种支柱。灭绝一个犹太国家对伊斯兰世界来说甚至不会损失一晚上的安稳觉，当然欢庆之夜除外。我想你也会同意，今天，犹太人在柏林漫无目的地闲逛，比不带武器暴露在拉马拉更安全。”
“那在特拉维夫闲逛的犹太人呢？”
“在大马士革，装有化学弹头的导弹瞄准的不是华沙的闹市区，而是直接瞄准迪岑哥夫街(8)。”
“那么说到底流散主义就是惊恐万分的犹太人集体逃生，吓破胆的犹太人再次逃跑。”
“逃离即将发生的灾难只是‘逃离’灭绝。这是逃往生活。如果一九三〇年代另有数千万惊恐万分的犹太人从德国逃离——”
“另有数千万德国犹太人是会逃离的，”我说，“如果他们有处可逃的话。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他们因逃离阿拉伯人的袭击一起出现在华沙火车站，那么他们现在会跟过去在别处一样不受欢迎。”
“你知道在华沙，在火车站，当第一列火车载着犹太人归来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会有成群结队的人们欢迎他们！人们会欢呼雀跃。人们会热泪盈眶。他们会高声呼喊：‘我们的犹太人回来啦！我们的犹太人回来啦！’这一盛况将通过电视在世界各地传播。对于欧洲、对于犹太人、对于全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当年送犹太人去集中营的拉牲口的车，如今在流散运动中变成送犹太人回到他们出生的镇与城的体面舒适的火车车厢。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值得载入人类记忆和正义的史册，也值得载入忏悔赎罪的史册。在那些火车站里，人们聚集在一起哭泣，歌唱，庆祝，跪在他们犹太教友的脚跟前用基督教徒的方式祈祷，只有在那里，只有在那时，欧洲的良心净化才得以开始。”说到这里，他夸张地停顿了一下，然后结束这充满幻想的长篇大论，语气平和而坚定。“在这一信念上，莱赫·瓦文萨碰巧跟菲利普·罗斯一样坚定不移。”
“是吗？恕我直言，菲利普·罗斯，你的预言在我看来全是胡说八道。听起来就像你一本书中的一出闹剧——波兰人跪在犹太人的脚跟前高兴地哭泣！你还在对我说近来你不在写小说？”
“这一切终将到来，”他像宣读神谕一般说，“因为它一定会到来的——到二〇〇〇年，犹太人将重新融入欧洲，不是作为难民——这一点你必须清楚——而是作为井然有序的移民，有国际法作基础，恢复财产，恢复公民权以及所有的国民权利。接着，也是在二〇〇〇年，柏林城将举行犹太人重新融入欧洲的泛欧庆典。”
“啊，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主意！”我说，“两百万犹太人在勃兰登堡门以举行返乡派对的方式来开启基督教的第三个千禧年，德国人会大喜过望的。”
“当年赫茨尔(9)也曾因提议建立一个犹太国而被指责为讽刺作家、是在精心制作一个笑料。许多人批评他的计划是一种滑稽的想入非非，一种稀奇古怪的杜撰，也有人说他是疯了。可我与莱赫·瓦文萨的谈话不是离奇的杜撰，通过罗马尼亚的首席拉比与齐奥塞斯库总统(10)的接触也不是滑稽的想入非非。这些都是通向实现基于历史正义原则的崭新犹太现实的第一步。许多年来，齐奥塞斯库总统一直在向以色列兜售犹太人。对，你没听错：齐奥塞斯库向以色列出售了数十万罗马尼亚犹太人，一个犹太人头一万美元。这是事实。现在，我提议，他每收回一个犹太人再给他一万美元。如果必要，我会将价格提高到一万五千美元。我仔细研究过赫茨尔的生平，并从他的经历中学会如何对付这些人。赫茨尔在君士坦丁堡与苏丹王的谈判尽管以失败告终，但不是一种滑稽的想入非非，就像我马上要与罗马尼亚独裁者在他布加勒斯特宫殿里进行的谈判一样。”
“那贿赂独裁者的钱呢？我猜，为给你的计划筹集资金，你只能求助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了。”
“我完全有理由相信，我的经费将会来自美国犹太人，美国犹太人数十年来一直斥巨资维持一个国家的幸存，而他们与这个国家只有最抽象的感情联系。美国犹太人不在中东，而在欧洲——他们的犹太风格、犹太词汇、强烈的思乡之情和实际的历史沉重感，所有这一切都源于他们欧洲的根。祖父并非来自海法，而是来自明斯克。祖父不是犹太民族主义分子，而是犹太人道主义者，有精神信仰的犹太人，抱怨时不是用那门叫希伯来语的古老语言，而是用丰富多彩、意味深长、本乡本土的意第绪语。”
我们的谈话进行到这里被酒店的电话接线员打断了，说他有法兰克福的电话。
“皮埃尔，别挂电话。”
皮埃尔，别挂电话，我照办了，没挂电话。当然，顺从地等他回来让我显得可笑，比记住我刚才所说的一切更可笑。我意识到，我真该把谈话内容录下来——作为证据，作为证言。但是作为什么的证据呢？他不是我的证据？这还需要作证吗？
“你的一位德国同行，”他接完电话后回头跟我说，“《明镜周刊》的记者。请原谅，我现在得离开你去与他通话。几天来，他一直试图与我通话。这次采访很好，很有分量！你的问题也许略带挑衅、略让人讨厌，但也不乏睿智，为此我表示感谢。”
“等一等，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令人讨厌的问题！请告诉我，”我问，“他们会排着队，渴望回到齐奥塞斯库的罗马尼亚吗，那些罗马尼亚犹太人？那些波兰犹太人是否也会排着队渴望回到波兰，还有那些拼命想离开苏联的俄国人？你计划在特拉维夫机场将他们赶回去，强迫他们搭乘下一班飞机回莫斯科吗？暂且不谈反犹主义，你觉得刚从这些地方出来的人们会自愿选择回去吗，就因为菲利普·罗斯叫他们回去？”
“我认为我已经把我的观点对你解释得很清楚了，”他非常礼貌地回答，“我们的这次采访将发表在哪份刊物上？”
“我是个自由撰稿人，菲利普·罗斯先生。《世界报》《巴黎竞赛画报》，哪里都可以。”
“文章发表后，麻烦寄一份到我的酒店好吗？”
“你打算在那里呆多长时间？”
“只要犹太人分离性身份依然威胁我民族的幸福康乐，只要仍需要流散主义去重新调和分崩离析的犹太生存方式，一劳永逸地调和，我就会住在这里。那个您贵姓啊，皮埃尔？”
“罗热，”我说，“跟那个同义词典的编者一样。”
他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过于牵强，让我有点不相信这是拜我那一句简单的俏皮话所赐。挂了电话，我想，他知道，他清楚地知道我是谁。
(1) William Erastus Upjohn（1853—1932），厄普约翰制药公司创始人。
(2) anneal，一种热处理工艺。先将材料暴露于高温下，再让其慢慢冷却，以增加其韧性。
(3) Lech Walesa（1943— ），波兰政治家，曾任波兰总统，198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4) 意第绪语，疯狂。
(5) Danny Kaye（1911—1987），美国歌手、喜剧演员。
(6) Charles Boyer（1899—1978），法国出生的舞台、电影和电视演员。1942年成为美国公民，四次提名奥斯卡最佳男主角。
(7) Jean Genet（1910—1986），法国作家。
(8) Dizengoff Street，特拉维夫最重要的街道之一，在其城市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9) Theodor Herzl（1860—1904），奥匈帝国犹太裔记者，现代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
(10) 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首任罗马尼亚总统，其政权在罗马尼亚革命中被推翻，本人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