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诗概述
中国的诗歌经历了唐宋的繁荣，步入了蒙族统治的元代。元诗一向不为人所注意，寻根溯源，实肇自明代。明代前后七子领袖李梦阳既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自然贬斥其他朝代的作品，他断言“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与他同气相应的何景明也说“宋人诗不必观”，于是唐以后无诗几成定论。近人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以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一代之文学”，于是元诗的成就进而为元曲的光华所掩而黯然失色。这些观点统治文坛数百年，大大阻碍了人们对元诗的研究。实际上，作为我国主要文体之一的诗歌，在元代并没有荒芜消亡，而是在各个领域中有所开拓与发展，只是这开拓与发展步子迈得不大，成绩也不很显著罢了。
元诗的序幕，在公元1234年蒙古族统一北方时就已拉开，那时候南方是宋理宗嘉熙年间，也就是刘克庄、吴文英等人生活的时代。元初的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或为金代遗民，或为亡宋遗老，故国之思，时时萦绕胸怀，所以能正视人生，抛弃嘲风弄月的末世靡风，既能挣脱金末萎颓之气，也删除了宋末纤巧之习，使诗风一变。其著名的诗人，如郝经、刘因等，诗风豪放开阔，主盟西北；赵孟頫、袁桷等人规橅杜甫，步武李商隐，倡和于东南。在诸多的诗人中，以赵孟頫最为突出。赵孟頫是宋朝宗室，他的书画可称元代第一，诗也拔萃当行。他身历国难家难，又出仕新朝，时时受到良心的责备，所作多抒发悲伤愁怨，是有真性情的诗。他古、近体均擅场，尤以近体闻名，情高韵远，用典浑和冲融，寄托遥深，一些名作如《和姚子敬秋怀》《岳鄂王墓》等，都能得杜甫律髓。
元诗的真正繁荣是在元中叶。皇庆、延祐年间，元政权稳定，经济发展，于是恢复了科举，一大批读书人有了出路，集聚京城大都，彼此唱和，迭奏风雅。到元文宗登位，崇尚文治，特开奎章阁，网罗了一批文士在内品评书画，上倡下效，诗臻鼎盛。在这期间，最出名的是被后人称为“元诗四大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这四人在京城诗酒赓和，都以自己独特的诗风成为诗坛的主力军。虞集的诗苍劲老到，他自称如汉廷老吏，句锤字锻，显示出非凡的功力。杨载诗天禀旷达，气象宏朗，讲究骨力。范梈诗雄浑流丽，提倡以神气为主，深得唐人精髓。揭傒斯长于古诗，清丽婉转，别饶风韵，寄托绵邈。
当然，元中叶诗歌的繁荣不仅仅是由于出现了虞集等四大家，后世更为瞩目的是萨都拉。萨都拉由于成名较晚，人们常把他列为“四大家”的后辈，实际上他们年龄相仿。萨都拉的诗绮丽清新、风流俊爽，宫词及乐府歌行直逼张籍、王建，江南水乡的旖旎与塞北沙漠的壮阔在他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同时，他还是元代著名的词人，一阕《金陵怀古》几百年来都为人所倾倒。除此以外，傅与砺追从四大家，所作以律诗见长，后人以为得杜甫之鳞爪；吴莱以七古见长，气势淋漓尽致，被清王士禛推为元代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这些诗人均以各自风格踔厉一时，使元中叶诗坛更为丰富多彩。
元末政荒，天下大乱，诗家或朝或隐，或诗酒徜徉、醉生梦死，或愤世嫉俗、忧国忧民。东南一带，由于割据势力爱好养士，优遇文人，诗风大盛，出现了畸形的发展，其中赫然名家、开宗立派的首推杨维桢。杨维桢提倡古乐府，诗以奇特险怪、藻词丽句闻名，号称“铁崖体”。他门下弟子达百余人，著名诗人杨基、张宪、贝琼等人都是他的学生，铁崖体诗风席卷整个江南。有些人因此而片面追求险怪，槎牙钩棘，形成了艰涩难懂的毛病，颇受后人指责。其他作家，如倪瓒、王冕等人，都精于绘事，出其余绪，制作诗文，复高蹈一世；而张昱、王逢等人，蒿目时艰，即事为诗，雄豪睥睨，蔚然成家。
元代的诗风，整体上来说，是以唐大历、元和为模式，讲究整饬锤炼，晚期偏重于学李贺、温庭筠，所以后人有元诗如词之说。又由于元人过分注重词句的推敲，常常有有句无篇的毛病。同时，元诗人大抵多才多艺，如赵孟頫、仇远、倪瓒、王冕等人都是画家兼诗人，元四大家也都擅长书法，所以元诗讲究布局、章法，把诗与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虽然元代缺少李、杜、苏、陆那样的大家，但把诗歌从宋末轻巧纤丽及议论说理的诗风中扭转过来，同时又克服了本身来自沙漠的粗豪浅俗，开明正德、嘉靖前后七子的诗风，在中国诗歌史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短短一个世纪中，名家之多，水平之接近，风格之多样，也自呈异彩。清康熙间《御选四朝诗选》，宋选七十八卷八百七十二人，元选八十一卷一千一百九十七人，由此可见一斑。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元诗优于南宋，元文则远过于南宋”，不能不说具有一定根据。元诗与元曲双峰并峙，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不可低估的地位。
随着政权的易帜，元末一大批有成就的诗人步入了明代。明初诗人，大多数生长于东南。由于元末东南割据者所采取的崇扬文治、仰慕风雅的政策，明初诗人在元末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自由发挥。一旦国家统一，尤其是带有正统思想的文人，当他们从元蒙统治中解放出来，便纵笔讴歌统一强盛的祖国。同时，由于战乱的熏陶磨炼，他们大多数诗写得诚挚感人，剔除了元末杨维桢等人险怪纤丽之习，承笃实淳朴的诗风，归于雅正。在这期间，除了著名的文人兼政治家刘基以外，最有成就的是被称作“吴中四杰”的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及以《白燕》诗闻名的袁凯。
四杰中最有成就的为高启。高启被誉为有明一代诗人之冠，他一变元风，首开大雅，各体皆长，继承并发展了我国诗歌中各种体裁的表现手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但由于每作以古为的，反失去了自己的风格，达不到艺术上更高的境界，明代诗风的缺陷，首先就在高启身上体现出来。
四杰以外，还有被称作“闽中十子”的林鸿、高棅等人。他们标举盛唐，崇尚文质，摹其色象，按其音节，使诗风与时代的节奏合拍入辙；但他们崇尚盛唐与高启的仿效各体，无形中也开了三杨及前后七子的模拟之风。
遗憾的是，明初各体兼起的诗风并没有坚持多久。“吴中四杰”等诗人虽然对新政权没有什么危害，但由于各种原因，几乎没有一个逃脱文字狱的法网。在统治阶级的威迫震慑之下，诗坛又开始统一了音调。与唐初大量出现应制诗、宋初西昆体泛滥一样，永乐年间，杨荣、杨溥、杨士奇这“三杨”所提倡的所谓“台阁体”诗登上了诗歌舞台。他们奏出了一曲曲“笙歌归院落”式的赞美太平盛世、皇恩浩荡的歌章，表现出对纸醉金迷的生活的陶醉与满足。他们务求雍容典雅、词气安闲，明初朴实真率的诗风，被搁置摒弃殆尽。
明诗走过了“楚材晋用”的阶段，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时代，但是它的开始显然正是它的低谷，这不能不是后世攻讪明诗的一大原因。
在“台阁体”成风的时代，能够不完全为其左右的有李东阳。李东阳认为诗既要有台阁的雍容大度，也要有山林的清旷雄壮。他试图以雄浑的诗风改变当时的萎靡之习，提倡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推崇李、杜。以他为首的“茶陵诗派”诗人，讲究真趣，格律森严，富有韵味，大大活跃了当时沉闷的诗界风气。
李东阳主张的学唐音律、声调、句格，对后来的李梦阳、何景明等人的影响很大。但李、何等人又不同意李东阳出入宋元、讲究真趣的提法，只是因为李东阳身处高位，门生遍布，未能发难。李东阳一死，李梦阳等便高举复古旗帜，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文自西京，诗至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时人翕然响应，海内才彦，尽归陶铸。李梦阳又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结七子社，弘扬他们的诗论，史称“前七子”。
“前七子”虽然都以复古自命，但论诗与创作，各有蹊径，何景明集中便多有与李梦阳论争诘难语，龂龂然不相上下。李梦阳诗雄迈浩荡，以气骨胜；何景明诗谐雅清丽，以丰神胜；徐祯卿英裁矜贵，以格韵胜；其他各子，也均有擅场。他们在同一理论下各有偏重，风格也各不相袭，拟古而多有真性情，不失为一代诗宗。在他们的努力下，明诗走入了极盛期。
到了嘉靖年间，以诗鸣者又有“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他们与前七子隔绝数十年，但声应气求，如出一辙，学诗者多奔走他们门下，绪论所及，嘘枯吹生，一时诗人辈出，有后四子、后四十子之目，高踞诗坛四五十年之久。七子中，李攀龙工律绝，足以弹压一世；王世贞博学多才，各体皆工；谢榛专长五律，沉着顿挫；其余诸子，亦皆一时之选。
在前后七子踔厉诗坛时，不为其风气所动的有杨慎、高叔嗣等。杨慎醉心六朝，艳情丽曲，流布天下，晚年学李、杜、苏、黄，渐趋老苍。高叔嗣契唐本宋，刮抉浮靡，所作冲澹蕴藉。其他如吴中诗人文徵明、唐寅等人，本以书画名，诗亦各具风格，自成一家。
由于七子末流趋于剿袭模拟，追崇技巧形式，涂择字句，钩棘篇章，万篇一音，陈因生厌，因此“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狙起而排之，创性灵说。三袁中坚为袁宏道。袁宏道顺应当时世风，认为诗要任性而发，直接表现人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要出自性灵，才是好诗、真诗。他注重民歌，直率地表现自己的饮食男女等生活欲望的追求。在三袁的提倡下，反对复古蹈袭，诗人们转而疏瀹心灵，搜剔慧性，变板重为轻巧，变粉饰为本色，诗富有情感韵趣，新人耳目。但同时又有一批作家，盲目追随三袁，诋毁七子，上流尚不乏萧冷奇巧之趣，下者则往往学袁宏道率易浅俚的句子，变成伪俗俚巧。复古派的流弊只是刻板模拟，尚见学问，公安派的流弊却使诗歌走向轻浅鄙俚，风华扫地。有鉴于此，又有竟陵派起而攻之。
竟陵派的代表是竟陵人锺惺与谭元春。他们讲究苦吟，雕镂劖刻，提倡孤怀、孤谐，要有幽情单绪，所作用怪字，押怪韵，诗风凄清幽独、晦涩难懂，又流于另一极端，大为钱谦益等人所讥讦。
在明代末年，不随公安、竟陵的诗人也有不少，如区大相等岭南诗家，清亮高古，讲究格律锤炼；徐熥等闽中诗人，圭臬唐人，无割裂饾饤之习；程嘉燧等人，亦时有佳作；皆足以方轨前哲，比美昔贤。而明末的大动荡又造就了一批爱国诗人，杰出的如陈子龙、夏完淳等，他们的诗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与时代气息，同时一变公安的圆熟与竟陵的凄峭，诗风雄劲高迈、悲壮激昂，可泣鬼神。
明代的诗歌，就真情实感来说，成就最大的当推明初与明末。社会的动荡给诗人的生活带来不幸，但丰富了诗人的生活，提供了大量写作素材；同时由于残酷的现实，诗人们抛弃了装点门面、为作诗而作诗的假性情，其诗多直抒胸臆。而台阁体、前后七子、公安、竟陵等派，亦各有所长。任何诗体，不可矫枉过正，首创者往往清恢可喜，然群从蜂起，流弊靡深，冗阘肤廓，遂走向末路，明代诗歌发展的轨迹正说明了这一点。
明诗还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就是明人强调个性，思想比较解放，公安派诗人固不必说，就是前后七子也都在大同中保留着自己独特的领域，都带有一些名士气。宋代思想上的论争，群体政治的分歧，只是表现在治国安邦上，明代却直接反映到诗歌创作中，派别之争，壁垒森严，贯串了整个时代，各派对前人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彼此纷嚣，莫辨谁是，这就使得各种诗风急剧地起落兴亡，这是我国诗歌史上绝无仅有的。同时，各流派为了阐扬门户，伐除异己，都建立了一整套的诗歌理论体系，对创作经验进行了高度总结，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元、明两代的诗决不是一篇短文能够概括的，这里只不过给读者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要真正了解元、明的诗风，还必须通过诗人们的作品。历来选家对元、明诗都不重视，选本很少；通代的作品选只仅仅选取数首诗以作点缀。在选诗方面，则大抵因袭，一副刻板面孔，且大多数带有明显的倾向，不足以反映一代诗歌的特征，由此而去了解诗人，很容易被导入歧途。有鉴于此，本书在选诗上虽然仍立足于历来公认的名篇，但更注重足以代表该诗人的时代、性情、诗歌特色的篇章，让读者因此而知诗知人，进而知道那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