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世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氏，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炫耀自己的祖上曾阔过。其实，从我的上好几代开始，家世就已经没落了。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从先人那里得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对那段历史有所印证和补充。现在有一个学科很时髦，叫文献学。其实，从原始含义来说，文是文，献是献。早在《尚书》中就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的说法，孔颖达《五经正义》注曰：“献，贤也。”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注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可见，“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是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我从长辈那里听到的一些见闻，也许能补充一些文献中“献”的部分。当然，因为多是一些世代相传的听闻，难免在一些细节上有不够详尽准确的地方。

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即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弘字辈往下排为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永、绵、奕、载四个字是根据乾隆恭维太后的诗句“永绵奕载奉慈帏”而来的。“奕”有高大美好的意思，全句意为“以永久、绵长的美好岁月来敬孝慈祥的母亲”，也可谓极尽讨好之能事了。溥、毓、恒、启四个字是后续上去的。

我们这一支如果从雍正算第一代，第二代即为弘昼，第三代为永璧，他是和亲王弘昼的次子，仍袭和亲王。同辈的还有乾隆第十一子永瑆（即成亲王）、和亲王弘昼第六子永、第七子永琨等。第四代叫绵循，他是永璧的次子，仍袭王爵，但由和亲王降为和郡王。第五代为奕亨，他是绵循的第三子，已降为贝勒，封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四子奕聪、六子奕谨、九子奕蕊等。按规定，宗室封官爵多为武衔，不但清朝如此，宋朝、明朝也如此，如宋朝的宗室，高一级的封节度使，次一级的封防御使，都是武职。又如明朝的八大山人朱耷，作为宗室，也是封武职。所以从奕亨那代起，我家虽都被封为将军，但只是个虚衔而已。第六代即为我的高祖，名载崇。他是奕亨的第五子，因是侧室所生，不但被迫分出府门，封爵又降至一等辅国将军。同辈的还有第四子载容等。传到第七代有三人。次子名溥良，即我的曾祖，他的哥哥叫溥善，是我的大曾祖，弟弟叫溥兴，是我的三曾祖，都袭奉国将军。第八代共有五人。我的祖父行大，名毓隆，二叔祖名毓盛，三叔祖、四叔祖皆夭折，五叔祖名毓厚，过继给我大曾祖，六叔祖名毓年。第九代即我的父亲，名恒同，是独生子。如以图表表示，则世系承接关系如下：

我的曾祖叫溥良，到他那一辈，因爵位累降，只封了个奉国将军，俸禄也微乎其微，连养家糊口都困难。如果仅靠袭爵位，领俸禄，只能是坐吃山空，维持不了多久。生活逼迫他必须另谋生路。按清制：有爵位的人是不能下科场求功名的。我的曾祖便毅然决然地辞去封爵，决心走科举考试这条路。所幸，他凭着良好的功底，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礼藩院左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等职。其实，他最有政绩的是在江苏学政（相当于现在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任上。最初，他被任为广东学政，赴任时，走到苏州，住在拙政园，正赶上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西太后母子匆匆逃往西安，按规定他应该先到朝廷去述职，但此时正值战乱，不能前往，于是又被改派为江苏学政。他是一位善于选拔、培育人才的人。当时江苏有名的文人学者，大多出自其门下。我日后的老师戴绥之（姜福）就是他任上的拔贡。又如张謇（季直），他家与翁同龢家为世交友好，翁同龢曾特别写信嘱咐我曾祖父务必安排好张謇。翁同龢曾任同治、光绪的老师，并几乎任遍六部尚书，还任过中堂，也算是一代名臣，现在竟亲自来过问张謇的前程。这封信现在还在我手中，因为文笔好，说的又和我家的事相关，我至今还能背下来：“生从事春官，目迷五色，不知遗却几许隽才，贤郎其一矣。生有极器重之通家，曰江南张謇，孝友廉谨，通达古今……”翁同龢做过礼部尚书，按《周礼·春官》记载，春官为六官之一，掌礼法、祭祀，后来就成为礼部的代名词。所谓“目迷五色”“贤郎其一矣”，是对上次科考，没能看准，因而遗漏了令郎（我祖父）而表示歉意。我曾祖也是翁同龢的门生，这封信写得又这样富于暗示性，岂敢不听？于是安排张謇做了崇明书院的山长。过了两年，到下一次省试时，他和我祖父两人果然高中，张謇拔得状元，我祖父考中进士，入翰林。

显然，张謇和我祖父的中第与翁同龢的特意安排有关，说白了，这就是当今所说的“猫腻”，但这在当时也是公开的秘密。状元是要由皇帝钦点的，一般情况下都由阅卷大臣排定。他们认为好的卷子，就在上面画一个圈，谁的圈多，谁就排在前面。前十本要呈交皇帝亲自审查，阅卷大臣把他们认为第一的放在最上面，皇帝拿起的第一本就是状元了，下边的就是榜眼、探花，以此类推。其他级别的考试也如此，但也有例外，如乾隆时有一位名叫尹继善的，他是刘墉的学生，曾四任两江总督。两江是清朝财政的主要来源地，尤其是盐政，再加上钱、粮，朝廷在此地有大量的收入，因此两江总督是朝廷和皇帝非常倚重的要职。某年会试，尹继善参与主持，准备录取的状元是江苏人赵翼（瓯北），赵翼本来学问就好，又是军机章京，最了解考场的内情，知道什么文章最对路数。但乾隆觉得江苏的状元太多了，想换一个别省的。他特别喜欢尹继善奏折上书一类公文的文笔，又知道这些文笔都出自尹继善手下的幕僚陕西人王杰（伟人），便特意问尹继善：“你们陕西有状元吗？王杰这个人怎么样？”意思是想取王杰，并以此来奖掖尹继善，或者说得更直白些，就是拍尹继善的马屁。为了政治的需要，皇帝有时也要拍大臣的马屁。尹继善自然顺水推舟，于是改取王杰为状元，而把赵翼取为探花，为此赵翼始终耿耿于怀。但科举要服从政治，这是明摆着的道理。

我曾祖遇到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件事：他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西太后（慈禧）和光绪皇帝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之事的最高官员，在西太后临终前，我曾祖要昼夜守候在她下榻的乐寿堂（据史料记载当作仪鸾殿）外。其他在京的、够级别的大臣也不例外。就连光绪的皇后隆裕（她是慈禧那条线上的人）也得在这边整天伺候着，连梳洗打扮都顾不上，进进出出时，大臣们也来不及向她请安，都惶惶不可终日，就等着屋里一哭，外边好举哀发丧。西太后得的是痢疾，所以从病危到弥留的时间拉得比较长。候的时间一长，大臣们都有些体力不支，便纷纷坐在台阶上，情景非常狼狈。就在西太后临死前，我曾祖父看见一个太监端着一个盖碗从乐寿堂出来，出于职责，就问这个太监端的是什么，太监答道：“是老佛爷赏给万岁爷的塌喇。”（“塌喇”在满语中是酸奶的意思）当时光绪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之前也从没听说过他有什么急症大病，隆裕皇后也始终在慈禧这边忙活。但在酸奶送过去后不久，就由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这边屋里才哭了起来，表明太后已死，整个乐寿堂跟着哭成一片，在我曾祖父参与主持下举行哀礼。其实，谁也说不清西太后到底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她真的挺到了光绪死后，也许早就死了，只是秘不发丧，等到宣布光绪死后才发丧。这已成了千古疑案，查太医院的任何档案也不会有真实的记载。但光绪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而那位太医院正堂姓张，后来我们家人有病还常请他来看，我们管他叫张大人。

我的大曾祖溥善袭奉国将军，没下过科场，也没做过什么大官。我的三曾祖，也袭奉国将军，他和我曾祖一样，也决心走科举之路，靠自己的努力走上仕途。但他觉得自己的汉文不行，便习满文，考武举，补满缺，后来他还主考过满文，最后官至翰林。

我的祖父这一代兄弟共五人，祖父毓隆行大。二叔祖名毓盛，他有个孩子，我管他叫五叔，小时常在一起玩，后来不知怎的就死了。三叔祖和四叔祖都夭折。五叔祖名毓厚，后过继给我大曾祖。他有三个儿子，二儿子和三儿子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三儿子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服毒自杀了。还有六叔祖毓年。我的祖父更没有爵位可依靠，在我曾祖的影响下，也走了靠科举博取功名的道路。他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考上翰林，任过典礼院学士、安徽学政、四川主考等职，善书画。二叔祖毓盛也做过理藩院部曹一类的中下级官员。后来得了瘟疫，他凭着懂点医术，自己开药。据说有一味石膏，讲究配伍，他搞错了，结果服药后不久就死了。

我外祖的家系要从外高祖赛尚阿谈起。他是蒙古正蓝旗人，能文能武，中过举，曾任过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又被授予过头等侍卫，任过钦差大臣，到天津负责防治海疆，统率过新成立的洋枪队，因训练有素，受到过嘉奖。最后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后来洪秀全在广西起义，朝廷就派他为钦差大臣前往镇压。他与洪秀全等人从广西一直转战到湖南。开始，还有些战功，但当时的起义军正处于蓬勃发展的时期，势如破竹，临时拼凑的官军自然难以抵挡。后来官军在永安战役、长沙战役中连连失利，朝廷怪罪下来，他革职押解进京，经会审，“论大辟，籍其家，三子并褫职”。而他自己的辩解是不忍在战场上杀人太多。这说明他终究是一个宽厚的人，但战场上的事实在说不清。后来幸亏有人为他说情，才得以获释，发配戍边，后来又训练过察哈尔的蒙古兵，最后授了一个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他有五个儿子。大儿子和四儿子的情况我不知道。他二儿子一家住在西北时，全都让阿古柏杀了。后来，朝廷派左宗棠前去镇压，把阿古柏的势力一直赶到了沙俄。三儿子名崇绮，也就是我的三外曾祖。崇绮也决心走科举之路，但他参加考试时，由于父亲赛尚阿刚犯过大罪，也算有“历史问题”和“家庭出身问题”，所以不能参加官卷考试，而只能参加民卷考试。他学问好，字也写得漂亮，递上去的前十本内，就有他的，主考官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旗人。因为按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旗人是不能取为三甲的，三甲要留给汉人，为的是以此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这也算是清朝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吧。阅卷官把选出来的前十本按次序呈给同治皇帝亲览。第一本就是崇绮的。如前所述，这第一本就应该是状元。同治看完后，才知道这是崇绮的卷子。录取吧，于规矩不合，因为他是旗人，又是罪人之子；不录取吧，又明明考第一，并无任何作弊的嫌疑，于崇绮本人一点儿责任都没有。同治十分为难，便找来大学士灵桂、瑞常等人商议。灵桂认为，这虽不合规矩，但绝不是有意为之，纯属偶然巧合，不妨把它视为科考佳话。于是同治法外开恩，录取崇绮为状元。崇绮是清朝开国以来，第一位由民卷而考中的旗人状元。《清史稿》说：“立国二百数十年，满、蒙人试汉文而授修撰者，止崇绮一人，士论荣之。”

崇绮的女儿是同治的皇后，谥号为孝哲毅皇后。崇绮被封为三等承恩公。后来同治病死，西太后迁怒于她，认为是她没伺候好同治，对她百般挑剔、处处为难。她觉得没有活路，想自杀，又找不到自杀的办法，就把父亲崇绮叫去商量怎么办。崇绮跪在帘子外——这是宫里的规矩，女儿做了皇后，即使是父亲见她也要行君臣大礼——问她：“不吃，行不行？”她说：“行。”于是最后决定采取绝食而死的办法。试想这是一幕多么惨不忍睹的情景：女儿没有活路，又无人救助，请来父亲，父亲不但束手无策，还要跪倒在封建礼教前，替女儿出主意怎样去死。这真称得上是“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典型了。崇绮女儿绝食几天后，西太后曾看过她一回，给她调了一匙杏仁粥，她不敢不喝。这样又多活了两天，最后还是悲惨地饿死了。但史书上又是怎么记载的？《清史稿》居然说“初，穆宗崩，孝哲皇后以身殉，崇绮不自安，故再引疾（称病）”。明明是被迫自杀，却说是“以身殉”；既然是以身殉，那就是大“节烈”，其父亲又何必“不自安”地引退？这不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唉，历史书啊，真不能随便相信。

还有更悲惨的事。八国联军打向北京时，崇绮算是护驾，随着西太后一直逃向西安。他坐的车走到保定附近车轴断了，只好住在保定的莲池书院。这时，他接到一封家书，打开一看，是他儿子郑重其事写的《叩辞严亲禀》。他的儿子叫葆初，我母亲叫他“葆大叔”。原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他和母亲未能带全家护驾西太后，觉得作为皇亲国戚，应该遵循“主辱臣死”的古训，加上崇绮是倾向义和团的，而这时慈禧由利用义和团转而出卖义和团，于是决定带全家自杀殉国。在自杀前，葆初给远随西太后避难的父亲写了这封信，报告了母亲和自己的决定。崇绮接到这封信后，知道全家死得如此惨烈，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加上自己因车坏，再也无法赶上西太后，便在窗户棱上上吊自杀了。这样一来，我三外曾祖一家全都死光了。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后，确实有大量的王公贵戚自杀殉国，对这种现象如何评价，我一直想不清楚，也就不好妄加评论了。

我外高祖的五儿子叫崇纲，就是我的外曾祖，他精通满文，做过驻藏帮办大臣。他由西藏回来后住在香饵胡同。我的外祖和三外祖，都是他的儿子。我的三外祖叫克 ，也懂满文和蒙文，我的三曾祖主考时，发现他出的满文题目有错误。我的外祖叫克昌，他的二伯父一家都让阿古柏杀了，他便继承了二伯父的爵位，由于他二伯父算是阵亡将士，所以他被从优封为骑都尉和云骑尉双重职位。我的外祖母死后，外祖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一直把外祖母生前住的屋子锁着。直到他故去以后，别人才打开，里边乱七八糟的。这时，家里只剩下我母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了，后来被送到我三外祖家去过。我三外祖从精神上很体贴她，特意吩咐自己的孩子，即我的姨、舅等，都管她叫“亲姐姐”，免得她有孤独疏远、依傍他人的感觉。我的三外祖在民国建立前后曾在“瀛贝勒”（溥雪斋的父亲）府教家馆，也在我们家教书。学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八叔祖，一个是我父亲。当时，我的八叔祖已订婚，而我的父亲还没有。于是三外祖就把寄居在他家的我母亲许配给我父亲。但没想到我父亲有肺病，在当年那可是绝症。母亲过门一年后生了我，第二年父亲便过世了。

我的母亲命真苦。在娘家时孤单单的，没有兄弟姐妹，父母死得又早。后来嫁给我的父亲，不想丈夫又很快死去，又变成孤寡一人。我父亲是独子，只有一姐一妹，即我的大姑和二姑。我的大姑早早出嫁，二姑叫恒季华，早年也定下婚事，没想到男方早早死去。按当时最严格的封建制度，既已许配，就不许再嫁，于是我二姑就成了“望门寡”，更是一个苦命的人。她许配的那一家也是我们的熟人，有时我们去串门，她也要有意地回避。其实古人在妇女再嫁的问题上并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再嫁是很平常的事，比如众所周知的李清照。可笑的是不但有些古人，甚至有些现代人，还在责备李清照的再嫁，认为这是她人生中的一个污点或遗憾；有些人虽不这样正面谴责，却在极力地为李清照“辩诬”，说她并没有改嫁，思想深处还是认为改嫁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其实，妇女再嫁在宋代是常见的事，而后来程朱理学及其后代末学对妇女变本加厉的迫害，导致了风气和观念的变化，这也是我最反对朱熹之流的原因之一。民国后，这种制度虽然有所松动，但我的姑姑年龄也大了，于是她终身未嫁，决心帮助我母亲一起抚养我这个两代单传的孤儿。

后来，我用自己第一份薪水买的第一部书，是清人汪中（容甫）的《述学》。为什么单买这一部呢？因为我小时候，就从别人那里看到过这部书，知道汪中和我有同样的经历和同样的感触，内心涌起深深的共鸣。汪中也是早年丧父，家中贫困到母亲不得不带着他讨饭的地步，每到寒夜时，母子只得相抱取暖，不知是否能活到天亮。汪中在给汪剑潭的信中曾动情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大凡为寡妇者多长寿，但等到儿子大了，能供养母亲时，即使有参苓粱肉也无补于她即毙之身了。他还痛切地谴责过“夫死妇不得再嫁”制度的不合理性。这一切都与我产生共鸣，使我十分感动。我在《论书绝句》一百首中的第八十九首写道：

持将血泪报春晖，文伯经师世所稀。

禊帖卷中瞻墨迹，瓣香应许我归依。

这首诗就是纪念汪中的，“文伯”“经师”都是指他（《述学》中有汪中的定武本《兰亭序》跋；《兰亭序》也称《禊帖》）。我又在诗的下面配上一段文字：“功周晬失怙，先母抚孤，备尝艰苦。功虽亦曾随分入小学中学，而鲁钝半不及格。十六七始受教于吴县戴绥之师，获闻江都汪容甫先生之学。旋于新春厂甸书摊上以银币一元购得《述学》二册，归而读之，其中研经考史之作，率不能句读，而最爱骈俪诸文。逮读至与汪剑潭书，泪涔涔滴纸上，觉琴台、黄楼诸篇又不足见其至性者焉。”2002年我应邀到扬州讲学访问，曾专程到汪中的坟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汪中墓碑上的“大清儒林汪君之墓”是由伊秉绶所题。墓地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大概正因为此，“文化大革命”中才幸免于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