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简称《民法典》）将融资租赁纳入担保体系，成为非典型担保的一种，这给理论界和实务界带来巨大冲击。2023年，金融审判和融资租赁监管体系步入了新阶段。

《民法典》公布实施后，融资租赁合同作为一种有名合同被保留了下来。《民法典》第十五章“融资租赁合同”章节第735—760条，共计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共15条，基本保留了《民法典》之前融资租赁相关法律规定的内容。总体来说，融资租赁合同是兼具“融资”“融物”属性的有名合同。同时，《民法典》关于融资租赁登记对抗担保物权规则，赋予了融资租赁新的特性。

《民法典》实施后，融资租赁纳入非典型担保。融资租赁等在涉及担保功能发生纠纷时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简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该解释共计71条，直接出现“融资租赁”字样的为6条，分别为第1条“总则”、第6条“公益性质组织融资租赁等交易效力”、第56条“准用正常经营活动买受规则”、第57条“超级优先权”、第65条“担保物权实现规则”、第67条“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的‘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及其效力”。从担保角度看，对融资租赁影响较大的有：一是有关登记对抗的规则；二是有关担保物权的顺位规则；三是有关担保物权的实现规则；四是关于价款优先权等有关担保制度。

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共计3部47条规定，与庞杂又分散的各类法律、规章、规定一起，构成融资租赁合同这一有名合同的法律合规基础逻辑。

2023年1月，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针对金融审判实践中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进一步明确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金融监管规章对合同效力和性质的影响，对包括融资租赁在内的我国金融活动和金融审判意义深远。

同时，从实务看，作为一种交易形式，融资租赁项目大约要经历尽职调查、审查审批、租后管理、项目结束等程序。按照法律关系发生、持续、终止的逻辑，大致可以分为审批前、租期内、结束（正常结束或不正常结束）三个阶段。

项目审批前，出租人、承租人要想建立融资租赁法律关系，需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租赁物，是否符合“融资”“融物”的要求；二是交易对手，是否属于适格主体；三是交易结构，选择向承租人购买租赁物然后租给承租人（回租），还是向第三方购买后租赁给承租人（直租）等；四是担保手段及有效性等。当然，从不同角度也会得出不同的排序。从信用审查角度，毫无疑问，承租人、担保人的还款能力是最重要和根本的。

项目审批后，融资租赁公司支付购买价款，承租人开始履行合同。在履行过程中，融资租赁公司可能面临行政处罚，也可能因为与承租人的争议而陷入纠纷。本书选取了行政处罚和诉讼纠纷中的典型问题，进行了评析解读。

几乎与法律变化同步，融资租赁行业监管方面也发生着重大改革和变化。

2020年5月，银保监会制订印发《融资租赁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银保监发〔2020〕22号），金融租赁公司（银保监会管理）和融资租赁公司（原商务部管理）两类主体管理规则开始“同出一门”，只不过后者的具体管理职责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一般为地方金融办）行使。

2023年3月，根据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为解决金融领域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5月8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针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存在的监管手段缺乏、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强化金融管理中央事权，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同时，压实地方金融监管主体责任，地方政府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专司监管职责，不再加挂金融工作局、金融办公室等牌子。根据上述方案，金融租赁公司的原监管机构将“提能升级”，融资租赁公司的监管机构也将“专职专责”，两类主体面临的监管专业度和力度等将步入新阶段。

本书在此图景下，以融资租赁实务为“鉴”，以法律监管规定为“锚”，基于理论和实践双重视角，从法律和合规双重角度切入，力图为观察、了解和完善融资租赁这一非典型担保交易形式的规则提供思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