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日美《广场协议》和日美贸易冲突趋缓

货币主权原则是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包括汇率主权在内的货币主权被认为是一国经济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国际货币关系中，大国经常利用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调整本国货币的可自由兑换性、利润输送职能或采取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向他国转嫁货币升值或贬值的损失，侵犯他国货币主权。

1985年9月，日、美和欧洲签订《广场协议》，迫使日元以罕见的速度朝着升值的方向推进。日本央行驾驭货币的自主性受到了限制，日本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日本对美国经济霸主地位的威胁也很快消失。

尽管美国自日美贸易摩擦产生之后采取了一系列压制措施，但是并未改变日本的出口优势，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国的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开始试图对日本进行系统性的结构改造，改变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出口导向经济及日元长期被低估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之前，日本一直尽力抵制美国对日元升值的要求，但在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带来的升值压力后，日本的出口依然强劲。大藏省（现财务省）据此认为日本制造业已有能力迎接日元升值的冲击，甚至还会有助于扩大对海外的投资。基于这样的考量，日美就日元升值问题达成一致。1985年9月，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日本及美国在纽约广场酒店举行G5财长会议，共同发布《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日本及美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声明》，即《广场协议》。G5在声明中一致同意调整外汇汇率、应对贸易失衡问题，“非美元货币需要有秩序地升值”，各国通过在外汇市场抛售美元、买进本国货币以促使美元贬值，其中日元和马克应当大幅升值。

《广场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日美互相采取毁灭性打击的报复性措施，是一个旨在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综合性政策“处方”，具有多重目的：一是在无通货膨胀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各国间政策协调，矫正各自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现状；二是恢复汇率调整国际收支的职能；三是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加大市场开放；四是促进各国实施结构性调整的经济政策。

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在贸易冲突中可以做出不同的承诺，包括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度、减少贸易保护障碍、抑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赤字等。汇率政策是最引人瞩目的内容，《广场协议》标志着美国将汇率作为解决与他国贸易收支逆差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而日元则成为美国施压的主要对象。美国希望发挥汇率在调整对外经济失衡中的作用，各国协同调整汇率，尤其是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应有序上升，以保障美元币值“软着陆”。日本则同意实现日元汇率和资本市场自由化，承诺实施以下政策：一是减少和抵制保护主义，向外国商品、服务扩大开放日本市场；二是放松管制，释放私营部门创造性和发展潜力；三是增强金融政策调整的灵活性；四是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和外汇市场开放；五是实施缩减中央政府赤字的财政政策，为私营部门提供良好的增长环境，适当扩大地方团体投资；六是扩大消费和抵押信贷规模以拉动内需，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由于《广场协议》并未明确各国具体法律义务，具体政策的制定权依然归各国政府享有。日本为了缓和与美国之间的经济紧张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主动采取限制出口和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措施，在1983年11月成立了“日元美元委员会”，推动日元国际化。日本国内也有共识，日元升值可以降低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巨额顺差。

《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迅速升值，但是，日本的贸易顺差并没有立即回落，日本的主要贸易伙伴认识到日元升值并不是调整贸易账户的主要工具。六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在1987年的《卢浮宫协议》中决定维持汇率稳定，日本同意使用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需求以削减外部盈余。之后，日本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日本贸易顺差一直到1986年才有所减少。《广场协议》在短期内迅速解决了美元币值高估问题，美国对日贸易也从逆差一路逆转到1991年的顺差状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1995年美国外贸形势再次恶化。究其本质，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是国内经济结构性问题，投资率大幅高于储蓄率，无法通过日元升值的汇率战解决两国贸易失衡。

《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986年日本名义经济增长率和实际经济增长率分别由前一年的7.4%和6.3%下降为4.7%和2.8%，出口总额由415 719亿日元下降到345 997亿日元。同时，“1986年，由日元升值导致以电气、机械、钢铁等制造业为中心的破产企业数较前一年大幅增加，达到698家”。有观点认为，《广场协议》导致日元急剧升值，对日本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央行为防止经济衰退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催生了泡沫经济，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最终使日本经济陷入“失落十年”。有学者甚至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搞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而制造的惊天阴谋。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对《广场协议》的误读，经济泡沫的产生源于政府的决策失误。1985—1987年日元对美元升值是对此前日元被低估的修正。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时，日元汇率达到高点。这意味着《广场协议》后日元未偏离均衡值，反而向均衡汇率靠拢。

日本政府应对日元大幅升值做出的决策中不乏自乱阵脚的失误，直接导致经济陷入“失落十年”。1987年5月，日本决定扩大财政预算，拿出6.5万亿日元刺激内需，但大部分被投入到基建中，新一轮的“日本列岛改造”热潮直接导致政府债务显著提高。同时，由于出口增速减缓，民间对实施金融宽松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1986—1987年，日本5次下调基准利率，1987年2月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低水平2.5%，货币供应量增速达到两位数。但资金未流向实体经济，反而炒热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催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1989年，日本担心经济过热，希望通过收紧银根刺破泡沫，但矫枉过正，央行基准利率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从3.25%升到6%。日本国内的要素成本升高，大量制造业被转移到海外，国内制造业的空心化难以逆转，经济由此陷入困局。

为减少贸易摩擦，日本中曾根康弘政府以“国际协调”为目标，放弃了汇率政策的独立性，以大幅牺牲国内经济为代价，换取所谓的国际政治地位提升。其背后的真正目的是美国借此打压日本经济发展，延续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国际霸权地位。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对日本提出了提高汇率、体制改革、行业结构调整等要求，但收效有限。《广场协议》的签订，加之日本错判本国及国际经济形势，失当的产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不力，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从而超出了美国预期的目标。日本从泡沫经济的顶峰跌落，以惨烈的自我爆破方式结束了这场30多年的贸易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美经济关系史充斥着两国的贸易摩擦和经济竞争关系。在日本经济实力迅速上升，逐渐占有经济竞争优势之际，两国贸易失衡就会加剧，美国对日戒心就会增强；反之，日本经济增长失速，美国的危机感得到缓解，两国贸易摩擦就会相对缓和。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十年”。1990年，股票和信贷市场萎缩；次年，房地产市场崩溃，并通过消费、投资影响实体经济，诸多银行、企业的倒闭蔓延了市场的恐慌情绪，促成了“投资疲软—就业减少—消费减少—企业业绩下滑”的恶性循环。1994年，日本在首脑会谈中拒绝美方“数值目标”要求，日美贸易摩擦一度达到白热化。1995年，日美就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协议，两国间贸易摩擦出现转折，开始呈现相对缓和的趋势。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在1994年第四季度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日本对美汽车出口时隔3年后首次下降13.9%，进口增加57.1%，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从646亿美元锐减到305亿美元。1996年，在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中，日本所占比重由1991年的65%下降到28%。同时期，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发展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及由此导致的商业模式的变化动摇了日本经济的根基。中国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优势成为成本低、效率高的世界工厂，日本的传统制造业逐渐败下阵来，而IT服务业、咨询业等新兴产业又尚未得到发展。同时期的美国则出现了新一轮经济繁荣，经济保持高增长率，通货膨胀和巨额财政赤字问题得到解决，失业率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互联网科技革命催化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增强，使美日间的经济和产业差距不断扩大，双方的贸易摩擦逐渐退潮。

此外，日本在国内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从小泽一郎的《日本改造计划》到“安倍经济学”，不断调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吸纳美国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美贸易摩擦。随着中国、韩国等新兴国家制造业的崛起，日本不再是美国对外经济摩擦的核心。